“四自”“四慎”仇和那道不盡的往事湮滅
20年前的1996年，對於出生在江蘇省鹽城市濱海縣五汛鎮張圩村的農家青年仇和來說，是他人生登峰造極的時候，這一年，他已是江蘇省宿遷市市委常委、沐陽縣縣委書記。很多人都記得仇和在歷次幹部大會上強調他的“16字方針”：“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慎獨、慎微、慎權、慎欲。”他說，這16個字既是他的座右銘，也是每一個當領導幹部必須要牢記的鐵的方針，在沐陽縣從政5年多，他做到了。在當時的宿遷與沐陽還曾經流傳過這樣一句話：“求天求地，不如仇和。”
與他共事多年的退休幹部老董說起仇和在沐陽的那些年，很是感慨。老董說，他眼裡一個個走過場的幹部，誰都可能去腐敗，但決不會是仇和去腐敗。真的想不到，他高升了，當上了省級領導，卻沒有把路走好。
當年在沐陽，仇和狠抓黨員幹部作風，反腐力度巨大，在反腐和抓經濟的同時，他提出了“四逼”，即將幹部逼向書本、逼向基層、逼向市場、逼向社會。為了落到實處，他想出了在政府大院裡搞週末舞會，並且舞會是輪流制的，這一週比如交通局搞了，下週就勞動局搞，舞會讓人輕鬆一下，下一週的工作幹勁就更高。這樣做，仇和是為了讓大家既保持高度的工作熱情，同時也做到勞逸結合、一張一弛。那個時候，在許多幹部的眼裡，仇和似乎有些另類，但也對他很佩服。他去了宿遷當市委書記以後，同樣把沐陽的作風帶了過去，當年國內一家著名媒體對他持續關注，將仇和的“另類執政”上升到極致的描述與報道。而仇和自己卻始終對各級媒體說，他還是很希望低調做人，為老百姓幹事落到實處才是硬道理。他曾經對記者這樣說過，在老家的時候，他是生產隊的一個副隊長，特別能吃苦，每天一大早，就會帶著社員群眾去挑擔子。那個時候農村裡面很少有化肥，他帶著社員去河裡面挖泥、撈水草，放在一個池裡面，讓它們腐爛後再當肥料。他說：“那個時候渾身是幹勁，每天睡不了多長時間，也感覺不到累。”
仇和說，1978年7月，高考一恢復，他就考上了南京農學院（現南京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專業。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從一開始就與農業有緣，考上大學後，他特意回到老家讓父母在老家的門框上做了一塊匾，上面寫著“幸福之家”4個字。他的意思是，他通過努力一定要讓幸福伴隨著這個家到永遠。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母親2015年8月去世，家裡人在老人臨終前，也沒告訴她，仇和半年前已被調查，不能回來了。仇和後來在一次審查中對辦案人員說：“母親以這樣的方式離世，也應該是‘幸福’的，我對不起她老人家。”
在老家人的眼裡，仇和現在的結果，至今給他們感覺除了惋惜還有可惜，村裡人說，仇和每年回來，都不張揚。他父親去世早，別人家如果孩子當了官，一般都要修墳，但仇和父親的墳到現在也是一堆土而已。當年他是村裡長輩對孩子們的期望與榜樣，說仇和口才好，書畫好，文筆好，待人和氣，做人讀書都要向仇和看齊。如今，村裡人怎麼也不能把他這樣一個曾經清廉樸素的人與貪官畫上等號，但現實很殘酷，大家也只能一聲嘆息了。
春城下的仇和，與貪慾同行
50歲那年，仇和由江蘇省副省長的位置，升遷到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到春城的當年，他從政的脾氣依然不改，抓作風仍舊是他的強項。當年昆明兩會期間，有與會人員在會上打瞌睡，仇和指名道姓嚴厲批評，要求媒體曝光，並給予相應處分。可想而知，在10年前的當時，這樣的情況很少見。
然而也就是從他去了春城以後，他的人生經歷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都和一個名叫劉衛高的人有關。劉衛高是浙江省義烏市人，比仇和小11歲，常年征戰商界，做生意及為人處世都很有一套。早在仇和去昆明之前，兩人就已經相識，但那時的仇和與劉衛高之間來往並不密切，真正的權錢交易是從昆明開始的。有人記得在去昆明之前，仇和剛剛認識劉衛高時，他還是能把持住自己的意志的，劉衛高一上來就想以兄弟之稱接近仇和，仇和表示要與劉衛高保持一定距離，但劉衛高緊緊咬住仇和不放鬆。仇和到昆明，城市動遷是他主抓的一項大工程，劉衛高感覺到商機就在眼前，他頻頻出現在仇和的面前，終於以重金徹底敲開了仇和的貪慾大門。在多次項目推進和銀行貸款等事宜中，仇和幾乎成了劉衛高的助力器，劉衛高說什麼他做什麼，這個時候，廉潔、黨風早就被仇和拋在了腦後。2015年春天，仇和接受組織調查，有數據顯示，仇和在昆明的7年多時間裡，利用他的權力，收受和索取他人財物達2433.98萬元，而劉衛高只是13個向他行賄的人員之一。
有一個人名叫謝新松，他官至昆明市副市長，原本他是江蘇省沐陽縣的一名檢察官，因為辦事能力和工作表現很得仇和賞識，仇和擔任宿遷市委書記時，謝新松便成為宿遷市宿城區區長。仇和從江蘇到昆明當書記後，謝新松隨後去了昆明，做了市委辦公廳主任。後來仇和當上雲南省委副書記，謝新松成為昆明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如果僅僅是一路追隨升遷，那可能只是後話了，問題是謝新松的升遷，始終伴隨著他向仇和進貢送禮的腳步。僅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裡，謝新松就分幾次給仇和送去“感謝費”7萬元。在這同時，劉衛高等人的腳步也緊隨仇和之後，劉衛高在給仇和送錢的同時，也向謝新松行賄。劉衛高曾經對他的朋友們說，去昆明辦事，如果通不過謝新松這一道關口，那是見不到仇和的。就這樣，謝新松在向仇和行賄的同時，也把自己帶入了深淵。幾年裡，謝新松受賄近600萬元，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
仇和背後的落馬官員除了謝新松，還不得不提到另外一個人，那就是聞名全國的龍蝦之鄉盱眙縣原縣委書記蔡敦成。蔡敦成在仇和獲刑後的第二天，被南京市中院判處有期徒刑6年6個月。他在交代中提到，他與仇和交往密切，其中不乏以權謀私的交易。
守不住“四清”，最終走進監獄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這樣說過：“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仇和在昆明7年多的執政經歷似乎印證了這句話。
仇和到達昆明後，往日溫情的昆明立即被投入到了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換城市植被的建設之中。而仇和的這一主政思路，迅速遭到當地有識人士的反對，他們極力反對仇和此番毀鄉造城模式。一位接近仇和的官員稱，有人多次將仇和的模式反映到省裡，說仇和“一意孤行、聽不進別人意見，他的集中強拆很不得民心”！
策劃強力拆遷城中村是仇和在昆明開始的“瘋狂”，在一次內部講話中，仇和描述拆遷的原因，“一次大火，這裡就是火化場；一次地震，這裡就是墳場。一次……”他沒有把自己設想的“又一次”說出口，但所有參會人員都知道，仇和的這個又一次所指：“一次拆遷，這裡就會變成另一個新世界。”但他的新世界理論並不一帆風順。2008年8月，昆明市五華區借棕樹營村改造，欲將昆明貴金屬研究所、昆明醫學院附一院、大觀幼兒園、春城小學等數10個公共單位劃入拆遷改造範圍，惹來強烈非議。專家明確指出，如此城中村改造，已面臨著“擴大化”，對一個城市進程與改造不利。而一年後的2009年9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來昆明進行城市調研工作兩個月，發現昆明的城中村改造的確有擴大化苗頭，甚至將打工學校一併改掉，而不管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讀書問題。2010年，雲南省兩會期間已有多名省政協委員聯名提案，稱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擴大化問題，應儘快糾正。
而更為瘋狂的還有，2008年仇和到達昆明，浙江商人劉衛高緊隨仇和到來。2009年，仇和啟動對昆明原螺螄灣商業片區拆遷，在引發集體抗議事件後，涉及上萬個攤位的舊螺螄灣，仍舊在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規劃中的“東南亞商貿新名片”——新螺螄灣項目。2011年，總投資約320億元的“中國昆明螺螄灣國際商貿城”的小商品城項目，在昆明以64.87億元價格，一舉拿下27塊需整體競買的地塊。而該項目開發商即為雲南中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此公司掌門人即是劉衛高，劉衛高將他義烏人做“小商品”的本領帶到了昆明，一時間橫掃千軍。
有知情人士稱，早在2005年，仇和還在江蘇宿遷主政時，劉衛高就已在宿遷展示了他的商業大略。當年，仇和在宿遷市政府召開的會議當中，多次提出要全力支持劉衛高投資建設義烏國際商貿城，這是當時宿遷最大的外來投資項目。
當時的宿遷，劉衛高的那輛掛著“蘇N00000”牌照的勞斯萊斯黑色轎車，無人不知，連交警也不會去攔他。黑色勞斯萊斯出入宿遷市委大院如入無人之境。不過在仇和主政昆明後，黑色勞斯萊斯就在宿遷消失了。
在昆明，劉衛高的中豪集團複製了他在宿遷“造城”的模式，直到2015年2月，隨著劉衛高投資的宿遷市房產和商業項目全部停工後，昆明的劉衛高項目亦日趨衰敗。在2015年3月，仇和被紀委帶走接受調查的第二天，時任中豪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劉衛高便“因個人原因辭職”，之後他也接受了調查。仇和與劉衛高共同打造十多年的官商帝國，轟然倒塌。
仇和從政40年，最終倒在春城昆明，令許多一直看好他的人深深惋惜。但辦案人員的一席話值得深思：“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由他自己開始的，這些年，一再倡導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人，他沒有堅守住，更不能把持住底線，如此結果無可挽回。”
昆明的一些與仇和共事的幹部至今還依稀記得，仇和在2007年年底到昆明上任時說過的一番話，充滿了人文和情懷，令人感動：“我到昆明工作，人地兩疏，和大家無親無故；從未共事過，與大家無恨無怨；隻身一人，無牽無掛；所以，工作一定能無恃無畏。”
仇和到任後，在連續多次的抓作風紀律的會議上對下屬強調：“經得起考驗，抗得住誘惑，守得住小節，做到政治上清醒、經濟上清楚、生活上清白、作風上清廉。”
他可能真的很想做到這一切，但他還是沒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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