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1 蘭州大學一數學教授帶課腦癱旁聽生7年多 助其“讀博”

兰州大学一数学教授带课脑瘫旁听生7年多 助其“读博”

蘭州大學教授徐守軍助腦癱旁聽生謝炎廷讀到“博士”。圖為徐守軍(左)與謝炎廷(右)在研究課程。資料圖片/受訪者提供

蘭州大學有這樣一個神奇組合:一位是擁有16年從教經驗的教授,一位是因先天身體條件無法動手寫字,卻憑驚人毅力與對數學熱愛走上“博士”之路的旁聽生。

3月31日,新京報記者從蘭州大學黨委宣傳部證實,這位教授名叫徐守軍,41歲,任教於蘭大數學與統計學院;而這位特殊的學生,是患有腦癱的謝炎廷,27歲。

2011年9月,農村出身的謝炎廷作為旁聽生,坐進了蘭大數學學院的課堂。由於自小患有腦癱,他的面部、雙手、雙腳嚴重畸形,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說話、寫字和走路。

也基於此,站在講臺上的徐守軍,注意到了這位從不記筆記,還“搖頭晃腦”的學生。隨著交流增加,“本科”畢業前,謝炎廷流露出想從師徐守軍,繼續做數學方面研究的意願。對此,徐守軍沒有拒絕,“沒有理由把一個對數學感興趣的學生擋在門外”。

就這樣,謝炎廷在2018年9月順利“碩士”畢業後,繼續走上了“博士”之路。因為沒有參加高考,也非正式學生,都是“靠興趣一路走來”。

謝炎廷的同學潘卓正讀博士二年級,3月31日,他告訴新京報記者,謝炎廷走這條路特別艱辛,“困難都沒法想象”,有時下雨天,上完課,他會和徐守軍一起把謝炎廷送回家。謝炎廷的母親十分感激徐守軍,她常告誡謝炎廷,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徐守軍表示,自己只做了件平凡的小事,“我是老師,我的職責就是帶學生”。

同出身農村 他就像我孩子一樣

新京報:還記得第一次見到謝炎廷時的情形嗎?

徐守軍:是在2011年9月,大一新生軍訓二十天後,上的第一節課,大概是星期二吧。我當時在講臺上就注意到了他,感覺他比較“特殊”,他看人時,都是“斜著”看的,你不仔細觀察,會以為他在“逗你玩”。

後來我瞭解到,謝炎廷是個旁聽生,沒參加過高考,他的手無法寫字,只能畫,做些選擇填空之類的題。

新京報:他上課時跟其他學生有什麼不同嗎?

徐守軍:其他學生可以做筆記,他只能專心致志地聽、看,全靠腦子。

剛開始上課時,基本上由他的媽媽、大姨接送。有時家長沒來的話,很多老師或同學在下課後就把他送到電梯口。他在教學樓旁租了房子,不是太遠。快吃飯時,如果他家裡人還沒來,同學就會送他回家。

新京報:課後,他會主動與你交流課程內容嗎?

徐守軍:剛接觸時,還可以,比別人稍多點兒,我也會耐心解答,畢竟這孩子需要更多關愛。

課程、學術的交流真正多起來,是2014年後半年,大三下學期和大四上學期,也就是本科生轉研究生過渡階段。那時已進入到數學專業課的學習階段,思維就要開放一點兒,對那些更適合或有想法做研究的學生,我就會跟他們深度交流。謝炎廷就屬於這種。

新京報:後來你一直幫助謝炎廷,直到他“讀到博士”?

徐守軍:與我個人性格有關。我也是農村人,都是從苦日子熬過來的,能體會到自己在需要幫助時別人伸手援助的感動。小時在農村收麥子水稻,天氣若不好,全村都趕來幫忙,所以我父親有時也會叫上我,看到誰家需要,就去幫忙。

謝炎廷比普通學生需要更多的關愛,他屬於社會的一分子。能為社會提供幫助、服務,對我來說是舉手之勞,我為啥不做?

講句實話,後來因為接觸多了,有感情了,他就像我孩子一樣。先好好培養他,我對自己孩子是怎麼做的,就對他怎麼做。

沒學位證 靠興趣和毅力一路走來

新京報:謝炎廷是何時開始跟著你“讀碩”“讀博”的?

徐守軍:2015年9月和2018年9月。“讀碩”“讀博”都是加引號的,他旁聽課程,以蘭州社會青年身份上課,既然他對數學有興趣,我就說“來吧,我把你當成正式學生,給你與其他學生同等的愛,甚至更多”。

唯一不同的是,他沒有學位證,一路都靠著興趣走下去。他媽媽說,沒跟我讀研究生課程時,他像小孩子一樣,要媽媽陪說話、陪著玩;後來教了他很多東西后,自己就鑽進去了,會看一些文獻。這點我還是很欣慰的。

新京報:以前你有過其他類似旁聽生嗎?

徐守軍:沒有,這是第一個。

新京報:平時和謝炎廷是如何交流的?溝通默契嗎?

徐守軍:一開始和謝炎廷交流,確實挺困難的,有時就和聽外語一樣,聽不懂就再重複一遍。後來我把耐心鍛煉出來了,讓他慢慢說,他全部說完,我就記下來,總之不打斷他,看著他,給他信心。其實越盯著他看,並且適時肯定、回應,他越高興,這樣他會更願意打開自己,和你表達想法。後來溝通多了,默契也出來了。

新京報:有帶謝炎廷一起做課題或發表些學術論文嗎?

徐守軍:我們團隊基本是做科研、發表文章。有時學者來訪問,也會帶他一起交流。總之,團隊一起進步、一起在科研學習裡面“嗨”。

讓我滿意的是,我的其他學生,絕不會歧視或看不起謝炎廷,上下車、上下樓梯、提東西等,都會幫助他。

新京報:你和謝炎廷之間,印象最深的是哪件事?

徐守軍:有次春遊,組織去爬山,我就把他也叫上。他非常開心,以前自己都是孤零零的,只有媽媽、爺爺陪著他。

新京報:他和其他研究生或博士生相比,有什麼閃光點?

徐守軍:首先就是毅力,部分學生會因為小事請假,但謝炎廷很少很少,基本上全勤。本科階段請假也非常少,除了生病。其次,他上課注意力很集中。謝炎廷在研究生中,處於中等偏上水平,有時我帶他出去開會,他也非常主動,很有自信,和那些學術“大牛”在一起,該談的談,該問的問,該聽的聽,不怯場。

以後有類似旁聽生 依然會接納

新京報:教導謝炎廷這些年,有沒有遇到過困難、挫折,讓你想要放棄他?

徐守軍:沒有。我們搞科研的人,就是一天天往前推進,這周推不動,回去再想想,討論討論能不能找另一條路,這條路行不通就走另一條路。困難,有啥困難?我也不知道有啥困難,樂觀去面對,沒有過不去的坎。

新京報:你覺得幫助謝炎廷求學的意義在哪裡?

徐守軍:我是從社會角度來考慮的,我是搞“組合優化”(數學研究方向)的,啥事情我都要“最大值”。比如我現在在他身上“耽誤”1分鐘,他未來能夠為社會資源(其母勞動力時間)節省10分鐘,總資源還是多出9分鐘的。

如果他不在我“門下”,那麼他可能在社會上無所事事,從他媽媽工作的時間角度來看,是多大的浪費。

新京報:目前,他的“博士學業”進展到什麼階段?他未來有何規劃?

徐守軍:這個就不好說啦。有人讀博,還要延期,如果想“畢業”,他必須達到博士畢業水平,除了文章,還有系統工作,並且出來能夠自己獨立做科研。

我帶他成為博士,以後就靠他自己了。他會提問題、寫問題,會自己投稿,這就好了。我曾跟他媽媽溝通過,她的想法是“走一步看一步”。

新京報:他的家人是怎麼評價你的?

徐守軍:我就和謝炎廷媽媽接觸過,她很感激。但我覺得自己也沒做啥。給10個人講課跟給11個人講課,對我來說是一樣的,只不過多把凳子。當然,單獨討論論文時,就會為他額外付出一點兒時間。

新京報:你和謝炎廷的故事,經報道後被很多人稱讚。怎麼看大家對你的評價?

徐守軍:我確實沒想到人們會給予我這麼高的評價,自己僅僅做了件平凡的事。報道出來以後,朋友問我,“徐老師你咋都沒說過啊”,我覺得這有啥好說的呀。還有朋友說我是無私為社會做貢獻,但謝炎廷跟著我做科研,也沒花費我太多時間。

新京報:未來如果有類似學生想要來旁聽,你還會接納嗎?

徐守軍:我肯定會接納。其實不只是這件事,別人需要我伸手時,我肯定會伸手。在校園裡,有人提著重物,我都會搭把手。當我自己扛很沉的東西時,也有人會搭把手。這都是令人感動的事。(記者 李一凡 實習生 曹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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