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身份的多元平衡原理
高行健的獲獎，在中國文壇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諾貝爾獎抵抗運動。這一後果並未出乎我的意料。而高究竟是幾“流”作家，這個問題似乎已經成了“文學的首要問題”。儘管一些大陸作家陸續發表了“擁高通電”，但大都言不由衷，充滿虛情假意。而對高進行“等級鑑定”的公開結果居然是：他不過是中國文壇的一個“二流作家”而已（一篇劃分更加精細的文章則把他納入“二流半”的級位，令我肅然起敬）。許多人提醒瑞典皇家文學院，在高行健之上，還站立著北島、巴金、王蒙以及早已仙逝的魯迅、老舍和沈從文的高大身影。
是的，作為其代表作品的長篇小說《靈山》，是旅行筆記、思想隨筆、民歌記錄、文人狂想、巫術儀式、風俗備忘錄和歷史記憶碎片的雜耍性拼貼，這部虎頭蛇尾的“流浪漢”小說，擁有一個探求心靈真理的罕見動機和某些令人難忘的“敘事”片段，也顯示了作者進行文學原創性實驗的卓越努力。但它無疑不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最高代表（《一個人的聖經》和那些戲劇作品則更加不是）。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觀點：無論是餘華、蘇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個，都比高行健更有“資格”代表中國當代文學的“水準”。
但恰恰是高行健而不是別人贏得了這個獎項。這一戲劇性結果顯然取決於諾貝爾獎的評審程序。該程序運用了同某國極為相似的身份多元平衡原理：必須讓等待了整整一百年的中國人得獎（這個標準剔除了還在耐心等待的米蘭昆德拉）；必須授予一個來自中國大陸但又沒有官方背景的作家（這條標準剔除了臺灣的李敖和曾任文化部長的王蒙）；必須是具有自由主義特徵的作家卻又不至於引起政治外交風波（這條標準剔除了“異見”色彩過於濃烈的北島，但該判斷事後被證明完全失誤）；必須具有民族色彩又不乏現代實驗特徵和未來指向性（這條標準剔除了老朽並喪失創造力的巴金），如此等等。
這與其說是一次人類文學精英的鑑定，倒更像是一場文學六合彩大抽獎，充滿了賭博和冒險的經驗。作家的被提名猶如購買了一份世界性彩券，委員會的使命是每年從諾貝爾遺囑和一些人類基本範式中選定一組“綵球代碼”（身份平衡的標準）。只有完全符合委員會內定的這些“綵球代碼”的作家才能最終獲獎。靠這樣的程序若能準確無誤地找出文學大師，豈非咄咄怪事？
2一份諾貝爾錯誤清單
正如人們早已指出的那樣，諾貝爾獎充滿了各種不可思議的失誤，它似乎一再證實了評委們所受到的嚴重限定。而在所有諾貝爾獎項中，文學獎是最為可疑的一支，它置身於舊約所描述的“通天塔崩潰效應”的後果之中，而這種語言隔閡的困境迫使它過度依賴個別掌握外國語種的評論家的口味，從而徹底喪失了其它獎項所具有的集體判斷的優勢。
不妨讓我們我們進一步觀察一下“諾貝爾標準”被執行的基本狀態吧。在諾氏基本原則的旗幟下，站立著十八位“老邁的”歐裔評委，他們的人類知識非常有限；掌握同樣有限的民族語言，並對大多數他們所要鑑定的文本十分茫然；個人經驗受到西方生活構架的約束；對於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相當陌生；文學鑑定的品位和趣味大相徑庭；在評審過程中滲透著各種個人功利性圖謀和非常個人化的愛憎情感，以及作家被“看好”的巨大偶然性（諸如馬悅然先生在飛機上偶然翻閱到刊載高行健小說的雜誌，從此對他青眼有加之類的巧遇）等等，等等。由於這些顯而易見的人性的弱點，諾貝爾文學獎註定不會來自上帝之手。
事實上，瑞典皇家科學院已經充分意識到了這種文化判決的有限性困境。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力圖突破西方中心主義（實際上只是西歐中心主義或斯堪的納維亞主義）構架，在亞洲、非洲、南美洲和澳洲作廣泛探勘，竭力展示其讀解的“公正性”與多元性，用獎金和榮譽來平息來自第三世界的抱怨，有時不惜到了“獻媚”的程度，但其結果卻是矯枉過正：一方面誤獎了一些非歐裔的“二流”作家，一方面“錯漏”了大批“一流”歐裔作家。
這個古怪的後果只能進一步驗證諾貝爾獎的脆弱天性。僅僅在歐洲文化圈內，就有托爾斯泰、易卜生、哈代、斯特林堡、左拉、高爾基、康拉德、普魯斯特、布萊希特、卡夫卡、喬伊斯、博爾赫斯、迪倫馬特、菲茨傑拉爾德、里爾克、納博科夫、海勒和昆德拉等大批公認的“一流”作家，遭到了諾貝爾獎的刻意“忽略”。只要依據這項“惡劣記錄”，諾貝爾文學獎足可以被埋葬一萬次。
但在另一方面，諾貝爾文學獎又確乎向一些公認的“一流”作家發出了微笑：這份名單裡包括了梅特林克、泰戈爾、羅曼羅蘭、葉芝、蕭伯納、奧尼爾、黑塞、紀德、艾略特、福克納、海明威、加繆、薩特、貝克特、聶魯達和索爾貝婁等“文學巨匠”。他們在去世之前，有幸聞到了諾貝爾獎金的迷人氣味。正是這些互相矛盾的景象，令“諾貝爾”的面目變得更加曖昧和混亂。
這難道不正是所有文學和藝術獎項的共有問題嗎？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苛責“諾貝爾”呢？難道中國的最高大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電視金鷹獎、電影金雞獎和長江讀書獎之類，會比諾獎更加“公正”和“更沒有偏見”嗎？今天，究竟還多少人會記得諸如魏巍的《東方》、李準的《黃河東流去》和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等“優秀作品”呢？在我看來，這種“不公正”，正是所有評獎的共同特徵。上述那個冗長的“被忽略”名單，難道構成了對諾貝爾文學獎的巨大羞辱嗎？恰恰相反，這無非在重複那些的老套的蒙冤故事。“一流”作家們應該感到慶幸，他們的“漏網”只能再度證實文化的多樣、豐富和不可窮盡。他們的語言作坊的產品，超出了尋常的理解範圍。
3中國抵抗運動的宏大主流
在我看來，高行健獲獎事件凸顯的不是諾貝爾獎乃至高行健作品的“弊病”（高雖不是最好的漢語作家，卻至少是一個優秀的作家），倒是非常集中地暴露了長期糾纏於中國以及整個華人世界的那種意識形態痛苦。這種痛苦包括了歷史悠久的大中華民族主義焦慮以及對漢學家闡釋權日益“獨裁化”的憤怒等等。它們匯成了中國諾貝爾抵抗運動的宏大主流。
鑑於“文化弱勢”效應，中國人殛需一個來自西方的最高讀解，用以照亮中國人飽經創傷的自卑容貌。但許多人卻因此陷入了一個奇怪的民族主義悖論：如果中國人獲獎，則（直接地）顯示了中國人的卓越，如果不獲獎，則通過西方人的偏見和打壓（間接地）顯示了中國人的卓越。因此，無論是什麼樣的結果，都能夠有力地證明“東方”的卓越。因此，無論是什麼樣的結果，中國人都能夠證明“西方”的卑鄙無恥。在某種意義上，諾貝爾獎是註定要遭到輕蔑的。
一方面是東方的卓越，一方面是西方的卑鄙，這其實已經在話語的層面上實現了對諾貝爾獎的反訴訟。通過這個強大的反面程序，包括大陸、臺灣和香港在內的全球華人，均贏得了重要的泛意識形態勝利。而這是一種何等奇怪的勝利啊，通過對諾貝爾獎的審判，讓整個中華民族都沐浴在道德殉難的光輝之中。
4“諾貝爾”的權威形而上學
瑞典皇家文學院的精神傳統，助長了這種對諾貝爾文學獎進行泛意識形態讀解的喧囂聲浪。一百年以來，某種諾貝爾神話支配了全球科學家、文學家和公眾的價值判斷。人們一直誤以為，存在著某種“人類知覺”或全球性標準――諾貝爾標準，它應當是超驗的、無限開放、全知全能、凌駕於各民族尺度之上、永恆不朽和代表人類最高道義和最高趣味的。這種虛妄的諾氏烏托邦信念內在地支配了人們，甚至就連瑞典皇家文學院本身也洋溢著這種莊嚴氣氛，以為自己充當了某種類似神的代言人的角色，籍此維繫一個人文關懷的世界體系。
只要閱讀一下多年來該委員會公佈的那些文件就會發現，在“諾貝爾指令”（即他在其遺囑中關於文學的簡單描述）的推動下，神聖讀解和神聖代言早已成為該委員會的某種內在立場，而它的後果，就是把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變成了一場混雜著美學、道德和政治等多種要素的“神聖審判”。例如在1970年，它通過對索爾仁尼琴有關“道德正義性”和“民族良心”的言說（如《古拉格群島》）的讀解，實施了對蘇聯的正義審判。但這種審判沒有斷頭臺式的暴力風格，有的只是對威權的“挑戰者”的柔性讚美。這種以柔和言說為特徵的天鵝絨審判，令瑞典皇家學院成了人類理性的最高法院。
這樣的審判製造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方面是知識英雄的崛起，他們的姓氏和成就被鐫刻在不朽的碑銘上。而另一方面則是知識和道德的敵人，他們被柔軟地推了一下，變得怒氣沖天。這兩個結果互相纏繞，構築著“諾貝爾”的威權形而上學。
諾貝爾文學院就是這樣放肆地滋養其自身的偉大性的。即使放棄了歐洲文化至上的立場，它也未能放棄世界最高威權的角色。而企圖依靠天鵝絨審判來題寫精神指南，為一個他們所完全不瞭解的民族的文學尋找出路，這無疑是所有正義中最危險的一種正義。漢語文學根本不需要諾貝爾主義的指導，它的發展也不會服從於少數幾個漢學家的頭腦。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無須我們再加以論證。瑞典文學院的公告只能加深人們的這樣一種印象：它耳目閉塞，卻企圖越出自己的限定，尋求全球作家的文化服從，以維繫一個世界性帝國的虛擬鏡象。
5黑塞式的“玻璃珠遊戲”
在所有對本屆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論中，來自瑞典的茉莉的聲音無疑是最值得關切的。耐人尋味的是，諾貝爾的道德指令恰恰成為她激烈批評高行健作品的依據。她痛切地指責高行健以“個人自由”為由，放棄“道德責任承擔”的使命，流露出對民族苦難的深切厭倦，根本不能成為“民族良知”的代表。正是諾貝爾學院制訂的律法，反過來擊中了它自身。諾貝爾道德受到的這種道德挑戰，乃是它咎由自取。顯然，瑞典文學院正在面對愈來愈大的學術風險：在一個價值多元的和瞬息萬變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一種智慧能夠提供文學的最高樣本。
在我看來，諾貝爾的秘密就是它的無力性：用黃色炸藥去開拓世界的嶄新面貌，而最終卻陷入了永無休止的化學暴力的後果之中。諾貝爾獎的救贖精神，也總是悲劇性地走向它的反面。儘管在茫茫黑夜，人們渴望一束光線照亮地球的未來，但每次獲得的卻只有一個毫無出路的“啟示”。巨大的榮譽和獎金根本無法阻止神聖審判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崩潰。對高行健的審判，並未給中國文學帶來新的偶像，相反，它是一場失敗的綵球賭博，促使人們提前從諾貝爾神話中醒來。
一百年以來，諾貝爾主義破碎地描述了一個資本主義精英時代的輪廓。這個時代是以兩大意識形態集團的尖銳對抗為標誌的。但在某種意義上，諾貝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卻在許多方面有驚人的相似：它們都從“經濟基礎”（前者為“基金”，而後者為“商品”）出發，探查人文理想，肯定人的神性，迷戀人文烏托邦制度，熱衷於知識的神聖審判，謀求一種世界性的知識－道德威權，渴望建立征服和被服從的關係，致力於用一個全球性準則去取代民族性準則的事業，如此等等。他們唯一的區別是，馬克思主義在階級革命中轉向了斯大林主義，而諾貝爾主義則繼續保持著一個可愛的天鵝絨面貌。
這也許就是諾貝爾主義能夠在新紀元中繼續維繫其運作的主要原因。在一個所謂“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瑞典皇家學院制訂的知識的世界性標準，再一次受到了青睞。但是，這並不表明諾貝爾主義在後資本主義時代的重新崛起，相反，它的職能已被限定在象徵的意義上。也就是說，它被逐漸懸置在人類的櫥窗裡，成為一道純粹的知識風景。
是的，越過神聖審判的莊嚴面具，諾貝爾獎正在變成一場黑塞式的“玻璃珠遊戲”：一群“高貴而富有”的文學使徒居住在斯堪的納維亞修道院中，為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建立話語讀解模型，但它的“宏大敘事”不可避免地帶有玻璃球的各種特性：脆弱、自閉、滾動不定，反射著舊式精英政治的可疑光澤，並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博彩和冒險的特徵。而其中的神聖威權，早已融解在知識遊戲的狂歡之中。“諾貝爾”的真實面貌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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