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克什米爾人，艾哈邁德·本·卡西姆的父親從小就在監獄裡，他的母親在艾哈邁德的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裡。對他來說，印度對克什米爾的圍困是一種永久的折磨。
艾哈邁德的自述
早上六點左右，當門的微弱吱吱聲把我吵醒時，在光線暗淡的房間裡，我看到了母親明亮的臉。當她向我走來時，她的腳步遲疑了一下，停在我床邊。
她以一種暗示著自責的方式凝視著我的臉。當我發現她的眼睛裡滿是淚水時，我從睡意中醒來。
“怎麼了，媽媽？“我焦急地揉著眼睛問她。她緊閉雙唇，吻了我的額頭。但在她告訴我充滿希望的謊言之前，兩個印度女警察闖進了房間。
“快點。我們沒有時間。”
其中一個用野蠻的聲音說。我的心開始像鼓一樣悸動，我感到絕望，我有一種壓倒性的願望能抓住我母親的手逃走，或是將檯燈砸向那兩個以為有權破壞我們家庭的陌生人，但我的任何抵抗都會使我母親的情況更糟。
所以，我跑到我母親的臥室，我給她拿了治哮喘和關節炎的藥。我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匆匆寫下：
獻給世界上最好的母親，
記住，我不習慣你的缺席。我為你驕傲，我愛你勝過任何孩子愛他的母親。
我把紙折成一個正方形，又匆匆地把它展平。我內心補充道：
我會等你的，祈禱你回來。
我把紙條放在藥旁邊，衝過去。
“你做完了嗎？”女警察冷冷地問我。
我一直朝母親走去，房間裡一片痛苦的寂靜。她看著我，流露出她的無助。它讓我擁抱了她，我吻了她的頭。
“明天是開齋節，媽媽。”
她擦了擦我的臉說：“還記得你父親說過什麼嗎？“
當記憶使我振作起來的時候，我忍住眼淚，大聲說：“沒有自由，一切都是徒勞的。”
我們差不多該分開了，金屬聲越來越近了。
“你必須戴上手銬。”
女警察的話使我非常生氣。媽媽緊緊地捏了捏我的手，我的臉對她來說是一本打開的書，她們護送我微笑的母親去了警車，然後他們走了。
從那天起已經過去五年了，每次開齋節，我都希望她能回來，但希望的新鮮感每次都會消逝。
我1999年出生在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的家中。在我出生兩個月後，我父親因強烈反對印度對克什米爾的佔領而入獄，他被判處監禁直至死亡。
我沒和他在監獄牆外呆過一分鐘。對於其他無數克什米爾孩子和我來說，我們唯一一次在天空下見面的時間就是他們的葬禮。
當我問我母親我父親的下落時，是我五歲或稍大了一點的時候。
她告訴我：“他因為說了真話而被判入獄。”
我不敢相信她。為什麼會有人因為做正確的事而受苦？我想。我的弟弟，可能讀到了我的心思，斷斷續續地回答說：“他因為沒做作業而被判入獄。”
這對我小時候是有意義的，多年來，這就是我所相信的。有一天，當我想我父親的時候，我決定不做我的家庭作業，這是我唯一能和他永遠住在一起的方法，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和我母親對質，她帶我去監獄裡見我父親，他讓我坐下，掀開他的襯衫，給我看他背上酷刑留下的傷疤，我被前所未有的恐怖所征服。他撫摸著我的頭，微笑著告訴我印度是個怪物，在克什米爾奪走了父親的孩子和孩子的童年。
然而，目前，不僅僅是我的父母或我們那些無名的政治犯被關起來了。在廢除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後，整個克什米爾都被關進了監獄，這是在該地區建立定居者殖民主義的行為。
人們被限制在自己的家裡，在自己的土地上，一個克什米爾本地人需要出示宵禁通行證給一名印度士兵，才可以走出家門，即使是在緊急情況下。
與外界的每一個連接——互聯網和手機——都保持著關閉狀態。學校關閉，街道空無一人。
至少有70萬印度武裝部隊被部署來鎮壓任何形式的抗議活動。每天看到這些士兵，都是對佔領的痛苦回憶。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稱讚這場無間道的圍攻是印度發展的曙光。印度當局在封鎖期間逮捕了至少2300人。
在他們的後院，人們發現無人機在頭頂盤旋。任何支持自決權的克什米爾人都犯了思想犯罪，被視為恐怖分子。但你還是有選擇的：要麼被殺，要麼被監禁，要麼被軟禁。
印度媒體在小說中扮演著真理部的角色。它是印度佔領的工具，假新聞和克什米爾的妖魔化。
在社交媒體上，大多數印度人都在慶祝我們的痛苦。即使是左派也忙於為迫害辯護。我寫了一條推特，強調了我母親的病情，印度拒絕給她提供基本的醫療設施，以及她長期被單獨監禁，幾乎每個印度人都回應說，他們在等待她的死亡。有些人甚至說她應該公開被絞死。這種反感是前所未有的。
我媽媽以前每個月給我打一次監獄電話，電話會持續大約五分鐘，之後便斷了聯繫。我一週前給她寫了封信，但沒收到，我發現印度也關閉了克什米爾的郵政服務。
現在，我在網上搜索她的名字，看看有沒有關於我母親的消息。我們上次談話是幾個月前，她的聲音聽起來很弱，我問她身體狀況，但她不停地告訴我要照顧好自己，不要失去希望。
電話結束時，她一說再見，我就聽到她咳嗽得厲害。我意識到她在整個通話過程中都在抑制咳嗽，當她被關在籠子裡的時候，她試圖成為我的榜樣。說到勇敢，克什米爾的母親勝過一切。
三年前，我不得不一個人去參加一個家長會，因為當時我的父母都在監獄裡。第二天，我懷著怨恨去見他們。
“為什麼我們不能過正常的生活呢？”我對他們大喊大叫。
我父親帶著平靜的神氣告訴我，我們的生活是儘可能正常的，我覺得他很冷漠，我憤怒地離開了監獄。但是，在衝突地區長大的人知道奴隸制是不正常的，對人類本性是有害的。沒有自由快樂地生活是不正常的。因為反抗奴隸制而被監禁是正常的。
在一個旨在顛覆我們的職業中生存是一種革命行為。在這場旨在打擊我們所有人的恐怖襲擊中倖存下來，感覺像是一場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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