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個夜晚，我們躺在沙發上，欣賞著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小說改成的電視劇——有七八十集之多，短篇集拍得雋永，長篇則拍得經典，有幾集我們會反覆看，然後過幾年就重溫一次。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看多了之後，我開始留意改編者，那些被阿婆身影擋住的人。他能給幾千字的小說填充細節，使之豐滿立體，又能把幾十萬字的小說濃縮，既保留精髓又有新意，合乎21世紀的口味。
安東尼·霍洛維茨，就是這樣一個人。算起來，他今年也64歲了。8歲時他就意識到自己會成為一名作家，13歲生日時收到母親送的生日禮物——一副人類骸骨，讓他意識到“所有人的最終結局都不過是白骨一具”。22歲時，父親因癌症去世，此公生前與政客圈子走得太近，參與了一些秘密和內幕，為自保將財產轉入瑞士的隱秘賬戶，身後大額財產下落不明，使霍洛維茨家境一落千丈。
這種戲劇化的人生肯定影響了霍洛維茨的作家之路。他寫的驚險小說銷量過千萬，是柯南·道爾產權會有史以來唯一授權續寫福爾摩斯故事的作家，代表作《絲之屋》（這本我看過，不錯）；還被伊恩·弗萊明產權會選為“007系列”的續寫者；又為《大偵探波洛》系列多部劇集擔綱編劇；他還是英劇《戰地神探》的編劇。
一個想當作家卻寫了一輩子偵探小說的人，一個被授權為“三巨頭”續寫、改編的人，一個在紙上設計過各種各樣謀殺、詭計的人，他對自己職業的真實看法是什麼呢？
現在拿在我手上的，是他的《喜鵲謀殺案》。這書的特點是“書中書、案中案”：一個偵探小說家寫了一個精彩故事，他的編輯讀了書後發現，這故事的背後還隱藏著一個真實的謀殺案。
在《喜鵲謀殺案》中，霍洛維茨狠狠挖苦了偵探小說家這個職業：這夥人智窮計盡，一有機會就剽竊他人創意；他們內心都有個文學夢，費盡心思寫出的純文學作品卻遠不如換鈔票的偵探小說暢銷；他們因暢銷而傲慢，把周圍的人都當成原型寫進小說，絲毫不在乎那些人的感受；他們還憤世嫉俗，常想著要戲耍讀者以報復他們“不識貨”。
書中借一個警察的口說出了關於謀殺案的真相：“我查過的所有謀殺案都是因為兇手精神失常、一時氣憤或者喝醉了……我遇到的殺人犯都蠢得像屎一樣，不是聰明人，你知道我們怎麼抓住他們嗎？我們不用問聰明的問題，也不用調查有沒有不在場證據，我們在視頻監控上抓住他們，有一半的情況下，犯罪現場到處都是他們的DNA。”
我想這才是真實。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謀殺案，都發生在熟人之間，一個家族內部或者一個莊園裡，再不然就是一個小鎮上，那是農業時代、蒸汽機時代的謀殺。在電氣化時代、互聯網時代，“陌生人作案”才是主流，“陌生人”沒空和受害者搞陰謀，各種衝動是他們最主要的動機。受害者可能什麼都沒做錯，只是遇到這些人就倒了黴。
何謂“陌生人”？一個人可能知道你的姓名、長相、住址、家庭狀況和手機號，和你經常見面，見過你穿內衣的樣子，但他仍是你的“陌生人”。這種人很多，比如快遞員。
應對“陌生人作案”，原有的“排查社會關係”顯得力不從心；警察越來越多地藉助科技，藉助視頻監控，這是必然的事，最近好些轟動的案子，都是這樣給破了。
其實我早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案子多多少少有點破綻。比如《東方快車謀殺案》中，13個人輪流給兇手插刀；在現實中，這樣只會鮮血狂噴，濺出的血點、軌跡、方向和形狀都是線索，在小說裡卻若無其事。
但這不會妨礙我繼續在沙發上看阿婆，《喜鵲謀殺案》在無情挖苦偵探小說之後又把車開了回來：“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你把書讀到最後一頁，發現每一個i都點上了點，每一個t都加上了一橫，難道不讓人心滿意足嗎？這些故事模擬了我們對世界的體驗，我們每天都被緊張不安包圍，到最後發現一切都講得通。”
我想，這就是偵探小說的樂趣，也是它會繼續存在的理由。（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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