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个夜晚，我们躺在沙发上，欣赏着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小说改成的电视剧——有七八十集之多，短篇集拍得隽永，长篇则拍得经典，有几集我们会反复看，然后过几年就重温一次。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看多了之后，我开始留意改编者，那些被阿婆身影挡住的人。他能给几千字的小说填充细节，使之丰满立体，又能把几十万字的小说浓缩，既保留精髓又有新意，合乎21世纪的口味。
安东尼·霍洛维茨，就是这样一个人。算起来，他今年也64岁了。8岁时他就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13岁生日时收到母亲送的生日礼物——一副人类骸骨，让他意识到“所有人的最终结局都不过是白骨一具”。22岁时，父亲因癌症去世，此公生前与政客圈子走得太近，参与了一些秘密和内幕，为自保将财产转入瑞士的隐秘账户，身后大额财产下落不明，使霍洛维茨家境一落千丈。
这种戏剧化的人生肯定影响了霍洛维茨的作家之路。他写的惊险小说销量过千万，是柯南·道尔产权会有史以来唯一授权续写福尔摩斯故事的作家，代表作《丝之屋》（这本我看过，不错）；还被伊恩·弗莱明产权会选为“007系列”的续写者；又为《大侦探波洛》系列多部剧集担纲编剧；他还是英剧《战地神探》的编剧。
一个想当作家却写了一辈子侦探小说的人，一个被授权为“三巨头”续写、改编的人，一个在纸上设计过各种各样谋杀、诡计的人，他对自己职业的真实看法是什么呢？
现在拿在我手上的，是他的《喜鹊谋杀案》。这书的特点是“书中书、案中案”：一个侦探小说家写了一个精彩故事，他的编辑读了书后发现，这故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真实的谋杀案。
在《喜鹊谋杀案》中，霍洛维茨狠狠挖苦了侦探小说家这个职业：这伙人智穷计尽，一有机会就剽窃他人创意；他们内心都有个文学梦，费尽心思写出的纯文学作品却远不如换钞票的侦探小说畅销；他们因畅销而傲慢，把周围的人都当成原型写进小说，丝毫不在乎那些人的感受；他们还愤世嫉俗，常想着要戏耍读者以报复他们“不识货”。
书中借一个警察的口说出了关于谋杀案的真相：“我查过的所有谋杀案都是因为凶手精神失常、一时气愤或者喝醉了……我遇到的杀人犯都蠢得像屎一样，不是聪明人，你知道我们怎么抓住他们吗？我们不用问聪明的问题，也不用调查有没有不在场证据，我们在视频监控上抓住他们，有一半的情况下，犯罪现场到处都是他们的DNA。”
我想这才是真实。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谋杀案，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一个家族内部或者一个庄园里，再不然就是一个小镇上，那是农业时代、蒸汽机时代的谋杀。在电气化时代、互联网时代，“陌生人作案”才是主流，“陌生人”没空和受害者搞阴谋，各种冲动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受害者可能什么都没做错，只是遇到这些人就倒了霉。
何谓“陌生人”？一个人可能知道你的姓名、长相、住址、家庭状况和手机号，和你经常见面，见过你穿内衣的样子，但他仍是你的“陌生人”。这种人很多，比如快递员。
应对“陌生人作案”，原有的“排查社会关系”显得力不从心；警察越来越多地借助科技，借助视频监控，这是必然的事，最近好些轰动的案子，都是这样给破了。
其实我早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案子多多少少有点破绽。比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中，13个人轮流给凶手插刀；在现实中，这样只会鲜血狂喷，溅出的血点、轨迹、方向和形状都是线索，在小说里却若无其事。
但这不会妨碍我继续在沙发上看阿婆，《喜鹊谋杀案》在无情挖苦侦探小说之后又把车开了回来：“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你把书读到最后一页，发现每一个i都点上了点，每一个t都加上了一横，难道不让人心满意足吗？这些故事模拟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我们每天都被紧张不安包围，到最后发现一切都讲得通。”
我想，这就是侦探小说的乐趣，也是它会继续存在的理由。（李煦）
閱讀更多 光明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