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1 金觀濤:為什麼秦朝焚書坑儒,漢朝卻獨尊儒術?

金觀濤:為什麼秦朝焚書坑儒,漢朝卻獨尊儒術?

前面我們講到,孔子為周以來的文化傳統注入了全新的精神和價值,完成了中國文化的超越突破,從此道德追求成為中國人的終極關懷。全面否定儒家道德價值的道家,具有與儒家同樣的超越視野,因而儒道兩家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而那些沒有完成超越突破的墨、名、法等重要思想流派,或消亡,或作為主流文化的隱性成分。


但是,既然孔子已經完成中國文化的超越突破,為何結束戰國紛爭、統一中國的大秦帝國卻捨棄儒家,偏偏崇尚法家思想?而在秦帝國崩解後,漢朝最初也未採用儒學而尊的是黃老思想,直到漢武帝時期才搞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能夠成為中國傳統的主流政治文化,是因為漢武帝的偶然選擇所成就,還是歷史的必然?請看下文的解析。

金觀濤:為什麼秦朝焚書坑儒,漢朝卻獨尊儒術?

儒家思想在秦漢

眾所周知,雖然先秦孔孟已提出了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應然社會藍圖,但秦代並未真正落實。直到漢代建立起大一統帝國,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儒家的應然社會藍圖才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和社會行動正當性的最終根據。

為了配合大一統帝國形態,兩漢時期根據儒家經典,確立了家作為社會組織的基本細胞,並論證如何將一個個分散的家整合成更大的統一國家形態的社會有機體。兩漢儒學的基本形態是天人相應的宇宙論哲學,這種道德意識形態與社會之間經歷了長達數百年的雙向互動的塑造,最後奠定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基本形態及其獨特的演化模式。

討論漢代思想和中國文化大傳統的形成,必然要涉及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儒學在漢代成為中國傳統的主流政治文化?春秋戰國,列國爭霸,打了幾百年仗,最後由秦統一天下,但是,秦國政治文化並沒有成為此後中國文化的主流。這裡涉及兩個基本問題。

第一,為什麼秦國能夠統一中國?第二,為什麼秦帝國會迅速崩解,並在不到一個世紀後,漢武帝就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對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太重要了,研究者代不乏人。前兩年趙鼎新出了一本書,叫《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趙鼎新早年學生物學,後來在美國讀社會學。

他認為,戰國後期的列國戰爭已經演變為全民戰爭,這樣,各國的動員能力,譬如說人口規模及管理方式,對戰爭勝負有決定性影響。周代宗法制不利於社會動員,宗族大了就很難收上稅來。秦國重用法家,採取一系列嚴苛法令把大家族分解為由國家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並發展出有效管治基層社會的郡縣制度,配合了全國動員的全民戰爭,翦滅六國,最後統一中國。作者還使用了數學模型來計算各國的戰爭動員能力有多大,會導致什麼結果。

金觀濤:為什麼秦朝焚書坑儒,漢朝卻獨尊儒術?

秦始皇陵兵馬俑

趙鼎新的研究很有特色,但我認為他用“儒法國家”來為秦漢帝國定性是有問題的,這只不過是歷來“陽儒陰法”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因為漢以後就再沒有什麼儒法國家了;法家作為一種學說、一個學派,秦亡以後受到主流政治思想的批判和譴責。

今天,當人們反省儒家成為中國文化主流後所帶來的問題,如皇帝專制,泛道德主義高於法律,如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思想文化多元交鋒局面的終結,就會想到被歷史遮蔽的法家。但我要問,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這是偶然的嗎?是因為漢武帝偶然選擇了儒家,中國文化才走上這條不歸路嗎?問題是漢武帝可以選擇法家嗎?不選擇儒家可以選擇其他家嗎?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秦王朝很短命,並沒有像秦始皇希望的那樣萬世延續下去,二世即亡,亡得很慘。陳勝(?~前208)、吳廣(?~前208)這樣沒有任何勢力的小人物,揭竿而起就推翻了秦王朝。秦漢之際,社會劇烈動盪。秦亡漢興,漢承秦制,建立起大一統的郡縣制國家,但漢初再也不能用秦朝重法家那一套,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去搞全民動員了,苛政也不能繼續。

漢初採用道家和法家混合的黃老之術,一面講帝王之術,另一面講無為,要與民休息。漢初暫時退到信奉黃老是可以的,但是當經濟發展了,國家、官僚又有權力了,怎麼可能無為啊?黃老之術也不是長治久安之計,還是要尋找統治的合法性根據。

從劉邦(前256~前195)到漢武帝半個多世紀中,當權者一直在尋找論證其統治正當性的思想資源。在先秦諸子中,只有儒家提供了君主大一統的統治正當性的最終根據,這才是儒學成為中國政治文化大傳統的真正原因。

我們在中學都學過賈誼(前200~前168)的《過秦論》,當古文範文來讀,文采多美啊!但我們很少去想為什麼《過秦論》那麼重要?漢朝初建之時,君臣紛紛檢討秦亡教訓,為什麼強大的秦帝國二世即亡?必須總結經驗教訓啊。

賈誼的《過秦論》是其中的名篇。他總結出什麼東西來了呢?一句話,秦法是暴政!秦亡於暴政!秦朝滅亡是因為“仁義不施”。皇帝用強權酷律約束官吏,官吏又依惡法整治老百姓,這樣的統治能長久嗎?只要老百姓不自願服從,陳勝、吳廣就不可避免。

按照賈誼《過秦論》的秦行苛政必亡的邏輯,以提倡仁政作為統治合法性最終標準的儒學便呼之欲出了。賈誼不但講要行仁政,還提出不同於秦制的制度改革方案。漢文帝(劉恆,前202~前157)很想重用他,反而令他遭嫉妒,受到排擠。

但秦興秦亡的歷史教訓,漢初半個多世紀的政治實踐,促使統治者一直在尋找統治的正當性。直到漢武帝時,才算是找到了,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為什麼是儒家呢?關鍵在於,一個政權的建立和穩固,必須要有民眾的自願服從。自願服從是指人不僅因為他人的服從而服從,而要出於民眾認同統治者所推行政策的價值。只有經過超越突破的價值系統,才能提供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自願服從的理據,政治哲學將其稱為統治正當性最終根據。

先秦諸子百家中,法家只強調厲行嚴苛法令去管束官吏和百姓,並沒有提出政治正當性的最終價值,漢初已受到批判;道家全面否定儒家,主張小國寡民,也不能適應大一統的統治模式;因此能為漢帝國提供統治正當性的只有一家,這就是儒學。

漢初思想紛雜局面持續了幾十年,與此同時,官方和社會對先秦思想進行了篩選,從漢武帝獨尊儒術起,儒家道德哲學成為上自君王百官、下至庶民百姓共同的行為準則規範,從此,中國社會走上了固定軌道的不歸路。

但是,以家庭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哲學,要成為國家的政治哲學和社會倫理,還必須使家庭倫理擴展為整個社會乃至國家之組織建構的根本原則。這一點,是通過兩條線索實現的。一條線索是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形成;另一條線索為漢武帝的立五經博士,欽定儒學為官方意識形態。

由此,儒家經典成為中國政治文化大傳統的核心。不僅中國文明如此,其他完成了超越突破的文明亦如此,不論是古希臘、羅馬,還是基督教及伊斯蘭社會以及印度,都確立了與本文明終極關懷相配合的經典文本,通過社會與思想文化間長程而不可逆的互動實現的,從而塑造出各自特有的傳統社會。

此後,古文明快速衰落,人類文明進入了不同形態的傳統社會演化和擴張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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