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不断前行，文化也随之不断演变。而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诗歌确实反应了时代变化的不同面貌。其中，尤以“唐诗”到“宋词”的转变更具文化代表性！
整个农业社会阶段，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教育，几乎都是如假包换的文盲，民间也多流行浅近粗鄙的俗文化，而真正代表历史主流文化的诗歌一直都是读书人专属的文化。那么，如何从诗歌中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脉搏？自然还是要从唐诗宋词说起！
人终究是时代的产物，诗歌亦然。所以，当我们走进唐诗宋词，自然可以窥见那个时代所蕴含的与众不同的时代面貌。
唐朝是个格局开放的时代，唐诗更是恢宏阔达、气象万千，写尽喜怒哀乐、人间盛景，而创造了这些不朽诗篇的大唐诗人们显然都是大时代的歌手，从昆仑之巅，到滨海之岸，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壮士，他们是“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士，他们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狂士，他们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雅士，而他们共用一个称呼，名为“诗人”！
大唐诗人们紧贴着时代的脉搏，血管里流淌着“大丈夫”的热血，他们不仅仅热衷于“抒写情怀”，更热衷于靠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建功报国”。
边塞诗人岑参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怎么写得出“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千古诗篇。
大诗人李白因为家世原因无法参加科举，仍旧四处奔走希望能为国家效命。虽然曾被玄宗招入宫禁，但只为文学之臣，后被赐金放还，但一生不曾放弃！后李白得永王邀请入幕，写下“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饱含其人生志向的诗句。更为难得的是，年近六十的李白在流放归来后仍旧要去投军报国，可惜半路病发未能成行。
即使是被称为“诗佛”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也在出使塞外时体验了一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阔景观，而不是伏在书案前绞尽脑汁地“徒劳狂想”边塞风光。
归根结底，大唐的诗人们因为版图的辽阔而得以眼界广阔，因为时代的气象而心灵充裕、格局高远，即使是中晚唐诗人也一直向往盛唐时那种海涵地负的伟大气象，这也注定了大唐诗人们多为身有傲骨、知行合一的大丈夫形象。
相比于唐诗，宋词的气象显然小得多，也温婉得多，宋代文人虽然沐浴在“刑不上大夫”的荣光中却再也没有了唐代诗人“仗剑走天涯”的血性，而是徜徉在美酒美食美女的温柔乡里无法自拔，活出了一副精致的“小男人”形象！
在时代的背景板上，宋朝的版图中再也没有了塞外的雄奇开阔，而赵家人却能在外敌环伺中依旧过着歌舞升平、衣食无忧的生活，由此可见，占据官僚主体的宋代文人们大多也只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觉悟了。如果再参考众多身为文官的文人们用文章羞辱名将狄青时的场景，恐怕会让旁观者也为之愤怒！
宋朝从骨子里就是个懦弱的朝代，所以，大多身居高位的文人们也自然没啥风骨，大敌当前只要缴纳了贡品，照旧每日享受着风花雪月，好不快哉！这样的朝代，这样的文人，自然很难写得出唐人那种意境辽阔、奋进高歌的诗文来，反倒是对生活微末之事驾轻就熟，写来毫不费事，毕竟不再向往远方的人也只剩下了眼前的安逸和苟且。
时代的环境影响了太多的文人，即使是宋代最大的文人苏东坡也逃不出这个窠臼。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整个诗篇在“故国神游”之前还保持着豪迈的味道，毕竟思及周瑜不免有豪杰之感慨。一旦提及自己就不由得“早生华发”，气势开始衰颓。接下来更是“人生如梦”，全无先前的冲天豪气，而是将人生虚无成梦境。最后又将酒洒入江中，用类似祭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无力感，气势几乎完全丧失，让整首词难免有虎头蛇尾之感。
宋代大文人也只有“词中之龙”辛弃疾虽然一生不得志，但终究在词作中还留有个人的大志向，是能够与时代对抗的很难得的一位文人。
文化属于时代，时代也养育了文化。从唐诗中的“大丈夫”气象，到宋词中的“小男人”气息，文化在逐步的衰退，而文人群体也由“胸怀天下”退化到了“小肚鸡肠”，自此以后，诗词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大唐的气象风骨，真真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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