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引發了政府及社會知名人士和中醫藥從業者或許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對中醫藥事業較公開和直接、坦蕩且激烈的一次大討論。政府層面也出臺了部分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文件，如《關於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傳染病防治工作中建立健全中西醫協作機制的通知》《江西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醫防治方案（試行）》等，而以中醫藥或中西醫藥結合治癒的患者越來越多，取得了明顯療效。
筆者多年從事均衡管理研究，並出版了《均衡管理》一書。早在人民日報工作期間，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就建議筆者寫篇中醫藥方面的文章，從均衡管理角度全面解析中醫藥事業，駁斥一些抹黑中醫藥的輿論。2018年春，筆者到黑龍江工作，把靈芝、黃芪、人參等中草藥當茶飲、菜餚輔料後，結果竟沒有發生常態的感冒等疾患且體質大增。看到最近關於中醫藥的討論，欣然撰此拙作，專業術語不當之處，還望讀者寬諒。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根基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重大創舉，是治療疾患、強身健體和繁衍不息的根基，儘管在原始社會和早期中醫藥被統治階級賦予了一些巫術等神秘色彩，這在特定的社會背景是可理解的。可喜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對健康思想的轉變，各個朝代都開始非常重視規範中醫藥的管理及制定各種標準，先後出現了扁鵲、華佗、張仲景、皇甫謐、葉桂、孫思邈、錢乙、宋慈、李時珍、葛洪等中醫藥大家及《皇帝內經》《神農本草經》《扁鵲內經》《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本草綱目》等名著。
國際中醫協會原名譽主席、德國人曼福瑞德·波克特(Manfred Porkert)曾說說：“中醫亡，則中國文化亡，文化即亡，則中國名存實亡！決非聳人聽聞”“中國人應該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氣壯地弘揚自己優秀的傳統文化，大力宣傳和發展中醫中藥學，要在世界範圍內為中醫中藥‘正名’。中醫是成熟的科學，不是經驗醫學，更不是偽科學”。
中華民族自誕生以來，因為幅員遼闊，地理氣候環境複雜，加上農耕文明相對密集的人口，自然災害、瘟疫、戰爭頻發。據《中國疫病史鑑》的不完全統計，僅從西漢到清末，至少發生過321次大型瘟疫，死亡10萬人以上的瘟疫就有多次，內外戰爭更是不斷，包括涿鹿之戰、炎黃大戰、中俄戰、魏蜀戰爭、安史之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日戰爭等。每次的自然災害、瘟疫、戰爭都要傷亡大量的民眾，秦末農民戰爭、西漢末年混戰、安史之亂、太平天國運動等死亡人數都在千萬以上，但中華民族人口數量卻一直在增加，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如果不考慮1982年實行計劃生育因素，那麼中國現在人口數量將達到20億，這裡面就有相當一部分是中醫藥的功勞。
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藥一直伴隨和保佑著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例如少數民族體質都相對比較強悍，這與他們以中醫藥治療疾患有很大關係，包括當年紅軍的萬里長征，在缺醫少藥，極度寒冷、飢餓、疲憊、缺氧和汙濁的條件下取得勝利，中醫藥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沒有中醫藥就沒有現在這樣蓬勃發展的中華民族。
以史為證，西醫也是從草藥、理療及巫術起始
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西方傳教士在把基督教帶給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科學和醫藥學，西方教會醫院遍佈中國沿海城市，西方醫學逐漸進入中國。西方麻醉劑的出現以及19世紀初盤尼西林（青黴素G）的出現，確實在手術及治療感染類疾病方面具有顯著效果，使國民對西醫藥產生了信任，西醫藥很快在中華大地繁衍生息。
實際上，西醫的全稱“近代和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大概起源於15世紀中葉，至今約500多年曆史。西方國家的歷史也有3000—5000年不等，那麼在500年前西方國家有什麼方式治療疾病？毫無疑問，也是用草藥、理療及巫術等方式，只不過他們可能叫西草藥，我們叫中草藥，包括西方國家到了18世紀提取的各種西藥大多也是從植物提取的。這裡面有個社會問題，就是真正的東西方深度融合大約從18世紀開始，由於社會管理等諸多因素，西方的早期醫學資料傳到中國的並不多，造成相互認知和交流不足，形成相互認識不夠的局面。
實際上，竭力反對中醫藥的美國也只有短短的500年曆史，而且是移民國家，那時恰逢西醫藥的概念出現，並陸續出現計量器具、顯微鏡等儀器，科技也進入了快速發展期，所以美國人信仰西醫藥也是可理解的。有趣的是美國著名醫學博士F·巴特曼著的《水是最好的藥》一書風靡全球，倡導患有感冒、痢疾等輕疾不要住院打針吃藥，該理念受到西方國家的熱捧，其實中醫幾千年前就是這個觀點，一直把白開水作為中藥，叫做“黃湯”。
筆者1988年去美國，到過歐洲、中南美洲等多個國家，也喜歡做一些社會調研、民間交流，並發表過一些有關華人華僑在海外生存發展的文章。其實在西方國家的民間層面也是非常鍾情中醫藥的，坊間傳說在歐美及中南美洲很多高級官員及企業家的保健醫都是以中國為主的亞裔中醫。
地緣政治、利益驅使讓西醫藥排斥中醫藥
地緣政治是政治地理學說中的一種理論，它主要是根據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預測世界或地區範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它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因素。
地緣政治是統治階級的獨享名詞，維持地緣政治的核心要素就是經濟、文化。這與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統治階級的思想觀念有關，包括國內發展及對外發展，一些資源稟賦富有、人口較少的國家大都追求自我發展。而一些資源稟賦、歷史文化匱乏的國家就要謀求對外發展，如當年日本侵略中國，就是由於國內資源難以維繫持續發展，需要掠奪或永續佔有他國資源而引起的。
縱觀世界發展史，公元前及十世紀以前，由於交通、人口數量等原因，地緣政治的競爭大都在小範圍內進行。十世紀後，中華民族的地緣政治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從18世紀初開始逐步走向衰落，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逐步恢復，改革開放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了良好的地緣政治。
教育、醫療、文化是地緣政治的基礎，西方國家為了維護保障自身的地緣政治，所以就在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不斷的侵蝕中國。發揮西醫藥具有診斷快速、準確、可量化、見效快等優勢，採取輿論宣傳或收買一些品質低劣國人等手段打壓中醫藥。與此同時，一些近代名人對中醫藥的一時誤讀或被人斷章取義的語言也成了西方國家攻擊中醫藥的藉口，如梁啟超、傅斯年、胡適、汪精衛、魯迅等。包括1921年2月23日國民政府曾莫名其妙的頒佈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後因國民竭力反對而廢止。
通過對中醫藥的排斥打壓，一些西藥、醫療設備大量進入中國，獲得了大量錢財，促進了西方國家地緣政治的不斷強大。與此同時，我國的中醫藥事業不斷萎縮，國民醫療費用不斷上升，地緣政治也受到一定程度衝擊。
以均衡管理視角倡導中西醫藥融合發展
實際上，中醫藥和西醫藥都各有特色，因地緣政治和人之逐利本性，兩者有適度的排斥和競爭也是正常的。1840年前中國除鄰邦外，與西方國家交往相對較少，西方國家對中華民族的繁榮強大既仰慕又嫉妒，因地緣政治及利益驅使，先後發生八國聯軍侵佔中國、日本侵略中國、16國聯軍侵略朝鮮等戰爭，通過侵略達到吸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智慧的目的。《道德經》全球發行量高達5000萬冊、日本的武士道源於儒家思想、日本的管理源於《孫子兵法》、韓國與日本的漢方起源於中國、計算機的基礎理論來源於《周易》、大炮機槍的彈藥來自中國的火藥等就是證明。
其實中醫藥、西醫藥本是一脈相承，都是源於草藥和理療，只是西醫藥進行了量化及提取合成藥後使用方便，中醫藥一直保持著原有的診脈及用藥方式，日本、韓國的漢方就是把中西醫藥的優勢有機的融合在一起，實現了東西方都認可。
曼福瑞德·波克特曾在接受《科技中國》的採訪時說：中醫是一種內容最豐富、最有條理、最有效的一種醫學科學。中醫除了還有一部分是原始科學和偽科學的殘餘外，就絕大部分或者主體而言，應當稱得上是精密科學。西醫學還只是一種典型的生物醫學或動物醫學，還遠沒有發展到真正意義上的人類醫學。當然，西醫在物理、化學方法基礎上發展的醫療技術是很可貴的，但技術與科學是兩回事。
毫無疑問，中醫藥在治未病、常見病、多發病和疑難病等方面確實有效，針刺、艾灸、正骨、推拿、按摩、拔罐、練功、刮痧、食療等具有價格便宜，治療方便等特點，但也存在診斷的準確性及對炎症治療、重症治療療效慢等問題。
西醫藥在快速診斷、治療炎症、重症等方面確實有優勢，但也存在被動式治療、成本過高，為治病而治病的缺陷。
其實，如果人類能在醫療方面摒棄地緣政治、利益驅使，推行中西醫藥科學結合，將會大幅度降低醫療費用，提高健康長壽水平。例如在治療感冒方面，西醫主張不使用抗生素打點滴，採取休息、大量飲水、增強自身免疫力的方式治療，這是典型的傳統中醫療法。但資料顯示，國民年均輸液8瓶，是世界人均水平的3倍，總數高達100億瓶以上，這裡面很多是感冒患者，按每瓶80元計算，就是近萬億，幾乎和中等省份的年GDP相媲美，這是一種悲哀。
從敬畏自然角度上，保障生命權、健康長壽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醫療事業不應該過度服務於地緣政治及獲取暴利，如戰爭法規定攻擊醫療隊、醫療所、醫療機構的建築物和運輸工具、醫院船和醫務飛機以及醫務人員等是被禁止的戰爭手段，就是佐證。
科學施策，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中醫中藥事業，出臺了系列保護和支持政策，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關於中醫和西醫結合的工作報告》《關於繼承發揚民族醫藥學的意見》《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中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有力促進了中醫藥事業發展。
資料表明，2017年中醫類醫療機構診療人次突破10億人次，醫療收入達到3648億元，接近醫療機構總收入的10%。2018年我國醫療機構100.5萬個、醫院3.2萬家、藥店49.8萬家，全國門急診總量超過83億人次，衛生總費用約57998.3億元佔GDP的6.4%，人均衛生總費用4148.1元，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1685元。2018年，我國醫藥工業總產值達到32122億元，其中中醫藥8442億元佔比26%。
可以看出，儘管國家從管理層面不斷的扶持中醫藥事業，但所佔比重依然很低，這應該引起政府決策部門的重視。對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強化頂層設計，將中醫藥事業納入重要國策。黨和國家及各級政府部門要在現有扶持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中醫藥事業的扶持力度，達到或超過扶持互聯網、高鐵、航天、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產業力度，改革現有體制、機制，加大財政及金融投入，鼓勵中醫藥事業快速發展，逐步實現就醫人數及醫療收入由目前的10%左右達到60%以上。
二、深化教育宣傳，倡導中西醫藥結合。中醫藥、西醫藥各有專長，應充分融合，應減少或杜絕相互排斥。充分發揮教育、媒體、社會團組織作用，做好各種教育宣傳工作，以理性及開放的心態，推動中醫藥與西醫藥的融合發展，為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三、加大科研投入，提升診療標準。借鑑日本、韓國的漢方經驗，加大對中醫藥科研投入，制定系統診療標準。鼓勵中醫在診斷時使用傳統的望、聞、問、切診療基礎上，採用現代儀器設備進行定量。
四、加大中醫培訓，構建人才梯隊。擴大中醫藥人才培養範圍，引導鼓勵職業教育、高等教育開設中醫藥專業。制定民間老中醫傳幫帶體系，鼓勵老中醫到教學課堂傳授經驗，構建中醫藥事業的人才梯隊，促使中醫藥事業高質量傳承。
五、鼓勵以森林為主導的中藥材種植。目前我國500種中藥材中約有300餘種中藥材實行了規模化種植，種植面積高達7000萬畝，大多都是在農田種植。由於大多數農田被化肥農藥汙染，中藥材也難獨善其身，應鼓勵以46億畝大森林為主導進行中藥材種植。
六、加大放寬中藥材轉向藥食同源的力度。鑑於中藥材的特殊屬性，監管部門在科學論證基礎上，加大對副作用小、無配伍禁忌、滋補性強的中藥材轉化為藥食同源的力度，讓更多的百姓享受低成本的治未病和健康養生。
七、扶持重點中醫藥機構，以榜樣促進發展。甄選基礎設施完善、科研力量雄厚、團隊凝聚力強的中醫藥機構進行重點扶持，包括對現有的50萬家藥店，部分轉化為中醫藥店，開展店內診療業務。
八、強化政府監管。加大對中醫藥機構的監管力度，對那些利用封建迷信、無證經營的假中醫進行嚴厲地打擊，促使中醫藥事業規範、透明、穩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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