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丁晟之后，又一位导演在微博上对发行方叫板。6月1日，《命运速递》的导演李非，在微博上发文，标题为：《命运速递》今天下档了。

《命运速递》是李非的导演处女作，在5月18日首映礼上，姜文不吝赞美“这是我最近看过最好的电影！”出席首映礼的包括范伟、忻钰坤、包贝尔、颜丙燕等众明星也纷纷表达了对电影的认可。

​然而，《命运速递》在5月25日全国首映时，其排片只有3.1%，次日就降到了1.6%，上映一周就下档了，累积票房130万。

在李非看来，影片在市场的失利，跟400万宣发费“没能花在刀刃”上有关。起初宣发公司迪美天祥影业“北到沈阳，南到深圳，十个城市的路演”和“排片争取到10%”的承诺，实际上都是空话。

导演李非

电影行业的新手，最容易产生矛盾

近段时间，出品方跟宣发方闹矛盾事件频出，前有《英雄本色2018》导演丁晟，质问宣发方光线传媒，并要求后者公开费用开支明细。

无奈之下，光线向出品方提交宣发费结算表。

但出品方要求光线出具《英雄本色2018》宣发相关的凭证及票据。光线的第二次回函则认为，出品方的要求超出了协议规定。胶着之下，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丁晟

​跟丁晟不同，李非导演发文，不是为了向宣发方要一个公道，而只是表达“吃一堑”的教训，和“长一智”的分享。即便如此，字里行间还是隐隐折射了制片方对宣发方的不满。

出品方跟宣发方之间的龃龉，在丁晟和李非之后，还会继续发生，并且随着电影市场的繁荣，宣发费用的水涨船高，这种龃龉和冲突可能会加剧。

电影市场的繁荣，使热钱不断融入电影行业，大大小小的影视公司如雨后春笋，它们在影视行业中底子薄弱，资源欠缺，在电影制作、宣传、发行等环节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比如《命运速递》的宣发方迪美天祥影业，根据资料显示，该公司在2016年以前的主营业务包括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在2016年1月变更经营范围时，才新添了电影发行和电影宣传业务。

也就是说，一家非影视起家、只有两年发行经验的电影发行公司，在没有行业资源优势、渠道陌生、发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400万宣发费放在他们手上，没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在如今一条两三分钟的预告片的制作成本，动辄十几二十万的背景下，一张网络大电影的半成品海报光调色就花3万的环境下，400万的宣发费实在不算多。

从迪美天祥影业承诺给《命运速递》“排片争取到10%（后来说保6争8、包5争6...）”，多少看出一家宣发公司不知水深的盲目自信。

丁晟作为有口碑基础、有代表作的导演，他的《英雄本色2018》花了3700万的宣发费，才换来首映日11%的排片率，而且还得仰仗电影有王凯、王大陆、马天宇等当红明星的出演。

市面上有大量的电影公司，电影质量一般，但预期较高甚至自视甚高的片方，往往难以找到接盘的宣发公司。这时候那些没有成功宣发案例的公司就“逢片必接”，为了成功接单，通常不惜夸下海口，天花乱坠地许诺…

宣发方和出品方的冲突和纷争，往往就发生在以上所述的那两类公司中。

宣发透明化成为中国电影的一大难题

相对的，这类纷争通常不会跟大制作大预算的电影扯上关系。我们知道，大制作电影一般是有雄厚财力的公司才有实力出品，比如万达、华谊、光线、博纳等传统公司，还有新入局的“优爱腾”，因为它们的产业布局上，不仅有投资和制片板块，同时也有宣发板块。

于是它们出品的电影，用不着再找其他公司代理宣发，自己就能搞定。自家人管自家账，就不会有“开支明细不清”的恩怨。

关于发行方如何处理跟出品公司的关系，电影频道的特约评论员高军给出了三个建议：一是充分尊重制片方的创作。二是要让制片方看到发行方的努力和付出。三是宣发费的开支明细要透明公开。

​从目前来看，丁晟、李非和宣发公司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宣发公司没有把费用支出明细公开化、透明化。宣发公司的通常回应是，这超出了合同协约的内容。

可以说，宣发公司对宣发费用明细的秘而不宣，成为了电影行业默许的潜规则，在法律上它也处于一种尚没有规范的状态。只要这种局面保持一天，出品公司跟宣发公司的战争就永远不会消停。

据资料显示，上映的国产电影，只有百分之二十盈利，其他百分八十的电影都赔钱。赔钱催生心有不甘，就有需要要找个替罪羔羊，或者推诿责任，拿了大钱却不知道做了哪些的宣发公司最容易成为被讨伐的对象。

而宣发公司公开所有开支明细有没有落实的可能性，就很难说了。倘若一公开，一是公司的商业策略和机密或多或少就被曝光，二是合作媒体的名单也都被公之于众，这对合作伙伴的利益亦是一种损害。

公布也难，不公布也难，宣发公司如果走不出这个两难境地，中国电影界的硝烟注定会此起彼伏。

The End

出品 | 北京独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监 制 | 李星文

主 编 | 杨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