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倫理的地位不言而喻。
中國社會的傳統思想以倫理為核心,影響著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中國傳統社會的變遷有著深厚的倫理色彩。倫理推動著中國文化的發展，也帶來了中國文學藝術的改變。隨著社會的發展，倫理道德在和諧社會主義建設中越來越重要，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出“堅持正確義利觀”。而中國古代社會中，大眾文學是倫理道德必不可缺的載體，影響著每一代的人，倫理在人們的行為道德中產生，同樣也在文學作品中產生。總體來看，中國的文學很少有能脫離當時的倫理思想去構建世界價值觀的。因此，中國的文學一向強調“教化功能”,很多文學作品變成道德功利性的產物。
中國古典戲劇作為我國古代文學中的一顆明珠，因其最富於時代特色，最具有藝術獨創性，而被視為一代文學的主流，廣泛反映了社會婚戀風俗，勞動娛樂，思想流行等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狀況，展現了人們充滿愛恨、追求、等多姿多彩的內在情感世界,體現出那個時代倫理道德，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種種觀念。中國古典戲劇對人類的五種人倫關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有一個完整而詳細的描述，從中可以看到人類道德規範的社會轉變,也可以瞭解當時人類的倫理生活狀況。我們現在讀中國古典戲劇，不僅能看到一幅真實的倫理生活畫卷,也能看到當時人們對道德的思考。“文學倫理學批評”是一種從倫理視角閱讀、分析和闡釋文學的批評方法，本文對中國古典戲劇中的倫理關係,對傳統倫理中的孝、敬、德、禮、信等道德範疇,結合經典名篇《琵琶記》《秦湘蓮》等進行了具體分析和初步探討。
01
中國古典戲曲中的倫理意味
戲劇的形成與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有關，元時蒙古貴族統治中國，漢人被壓在社會底層，不少文人流連於勾欄瓦舍，混跡於貧民百姓，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跟市民非常接近，從而創作出大量富有時代氣息,表現市民階層心理和生活的劇作。但儒家把倫理道德作為文藝批評的標註你，這樣的要求使戲劇必須合乎人情合乎道德，要“興於詩，立於禮”，可以“事父”、“事君”，最終達到“教民平好惡而返人道之正”。
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而儒家文化又以倫理道德為本位。道德原則是制約社會生活的根本原則。道德修養水準是衡量一個人的價值的主要尺度。‘立德’乃人生之第一要義，其次才是‘立功’和‘立言’。在這一精神氣候下生長的戲曲藝術不可避免地會走上道德化的道路。 的確，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對中國人有著深入骨髓的影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忠孝節義”等傳統的倫理規範已經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而存在於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積澱之中。
“倫理的核心內容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形成的被接受和認可的倫理秩序，以及在這種秩序的基礎上形成的道德觀念和維護這種秩序的各種規範。文學的任務就是描寫這種倫理秩序的變化及其變化所引發的道德問題和導致的結果，為人類的文明進步提供經驗和教誨” 中國傳統倫理價值範疇，都是通過人與人之間交往體現的。仁義忠孝等都是以他者為對象的，一個人是否仁義，是否忠孝，主要看此人與其父兄相處、事君時的表現。下面我將從從“父子倫理”、“兄弟倫理”、“君臣倫理”和“夫婦倫理”等四種人際關係進行探討。
02
父子倫理
《琵琶記》主要講述了一位書生蔡伯喈在與趙五娘的故事。伯喈被逼趕考狀元后，被要求與丞相女兒結婚，雖不允，但牛丞相不放他回家。當官後家裡遇到饑荒，其父母雙亡，他並不知曉。他想念父母，欲辭官回家，朝廷卻不允。趙五娘一路行乞進京尋夫，最後終於找到，並以聖上下詔彰揚其一家為孝義典範收場。
蔡伯喈在戲中，無疑是帶有知識分子的軟弱的。而這份軟弱，也正是與他恪守封建禮教倫理有關。他將孝道看得比求仕讀書還重，“幼而學，壯而行，雖望青雲之萬里; 入則孝，出則悌，怎離白髮之雙親? 倒不如盡菽水之歡，甘齏言之分。正是:‘行孝於己，責報於天。’” ，卻又在從君的倫理道德中艱難生存。他努力按照儒家要求的倫理綱常生活，卻又無法調和這些倫理綱常間固有的矛盾。所以只能犧牲趙五娘，而她孝敬溫順，吃苦耐勞，在丈夫不在家的時候，事無鉅細地侍奉公婆，讓公婆吃米，自己則揹著公婆自咽糟糠。看似一個大團圓的結局，是以趙五娘始終的犧牲順從為代價的。
《琵琶記》改編自民間南戲《趙貞女》，但原故事中背親棄婦、貪慕富貴的蔡伯喈變為了全忠全孝，其他人物也都成了美德的化身。高明在《琵琶記》劇首也坦誠自己創作這一劇本的目的“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知音君子，這般另作眼兒看。體倫插科打渾，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與妻賢川。”在四句開場詩“極富極貴牛丞相，施仁施義張廣才，有貞有烈趙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中，更是直接強調“富貴、仁義、貞烈、忠孝”四個特質。這強烈的教化意味，使人們重新思考封建倫理君臣之道與孝道矛盾時該如何選擇。高明希望通過戲曲“動人”的力量，讓觀眾受到教化。正是由於強調倫理感化與教育作用，朱元璋甚至將《琵琶記》與“四書五經”並提，盛譽“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可貴之處就在於，高明能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在肯定“孝子”與“賢妻”的同時，揭示封建倫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於封建倫理而產生的社會悲劇。
03
兄弟倫理
《殺狗記》描寫富豪子弟孫華與市井無賴柳龍卿、鬍子傳交往，把同胞兄弟孫榮趕出門孫華的妻子楊月貞便殺了一條狗，偽裝成死屍放置門外。孫華深夜歸來，大驚，急忙去找柳龍卿、鬍子傳，柳、胡推脫不管。孫榮卻幫他把狗埋掉，孫華終於認清兩個無賴的醜惡嘴臉，決定親身向弟弟認錯使孫華深受感動，於是兄弟重新和好。
儒家雖然多論父子，但也沒有少論兄弟，而且常常是父兄一起論。《論語》中有“人則事父兄” “有父兄在”的提法。《左傳》中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一向被史家認為是兄弟反目的例子，備受譴責，這也是《殺狗記》在五大南戲中評價不高，卻一直出現的舞臺上的原因。
在劇中，家庭財產之分是《殺狗記》中導致哥哥孫華將弟弟孫榮趕出去的重要原因，這也是古代社會很多兄弟反目的原因。正因為封建倫理中弟弟要愛敬兄長，孫榮才會苦嘆“同胞至親，更不知他因甚生嗔？朝夕長打罵，苦難禁。不敢怨兄，只恨我不能隨順。早晚拈香告神明，願兄早早可迴心。”妻子楊月貞為了調和兄弟矛盾，想出來了一個完美的解決辦法讓丈夫回心轉意，以滿足人們對兄弟友愛的道德需求。
兄友弟恭，是中國古代社會協調家庭內部兄弟之間橫向關係的倫理規範。《殺狗記》把兄弟友愛的道德觀念灌注於人們心中，正所謂“兄弟同胞一體,弟敬兄愛殷勤須是同心竭力,毋分爾我才真”。
04
君臣倫理
《清忠譜》描寫了明熹宗天啟年間東林黨人和市民群眾反抗魏閹集團的火熱鬥爭，以周順昌被害作為主線，突出了顏佩韋等五人的慷慨就義，最終以原來不可一世的閹黨垮臺，閹黨頭子魏忠賢的生祠被毀、頭象被砍，並被用來祭奠周順昌及顏佩韋等人告終。
李玉此劇的主旨是讚美周順昌的“清忠風世”，所以取名為《清忠譜》。即使是在夢裡，周順昌也不忘自己的忠心，他夢見自己起復原官：“喜得是皇恩浩蕩，彈官天表。餘生久矣甘自拋，願天王日月光照。在他身上，塑造了一個不畏強暴、拼死捐軀的忠臣形象：剛正不阿，節操清廉，敢於跟惡勢力作殊死鬥爭。
顏佩韋也是市民群眾的英雄，作者寫他的為人是:“一生落拓,半世粗豪不讀詩書,自守著孩提真性;略知禮義,偏厭那學究斯文。路見不平,即便拔刀相助。” 他英勇豪邁，無所畏懼，閹黨拿假聖旨前來捉拿他，他不敢違背，寧可蒙受冤枉，“但聞呼即赴，君命難違”，遭到殺害。劇中東林黨人這種愚昧的忠貞，對皇權無所質疑的服從，在周順昌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這也是有人批判《清忠譜》過於宣傳愚忠愚義的原因。
魏閹集團被剷除的幾句滿足了人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善良心願和審美心理。但把鬥爭勝利的希望完全寄託在最高統治者封建皇帝身上，這樣的忠願總是不現實的。
05
夫婦倫理
《秦湘蓮》講述了宋朝年間，民女秦湘蓮幫助丈夫陳士美進京趕考，但陳士美中狀元后隱瞞了自己有妻有子的真相，娶公主為妻做了駙馬。家鄉三年大旱，公婆死後，家中實在無法生存，秦湘蓮遂領子女一路乞討進京尋親。不料陳士美怕事情暴露，竟派手下韓祺去殺妻滅子。韓祺被秦湘蓮的悲慘遭遇所感化，不忍心下手，自刎而死。秦湘蓮把陳世美告到了包拯那裡,最後陳世美死在了包拯的虎頭鍘下。
秦湘蓮是具有中國傳統美德的女性，溫婉柔弱，克己復禮，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她像所有傳統女性一樣，以侍奉公婆、相夫教子作為天職。但她的辛勤勞作並沒能使丈夫愛她敬她，卻換來了他的拋棄。哀告也挽不回丈夫的心，徹底失望的秦湘蓮控訴道：“想當年你寒窗苦讀，全憑我紡麻線度日。公婆的生養死葬，也全憑為妻我的雙手。今日你做了高官，招了駙馬，你就忍心不認你的妻室兒女。陳世美呀，陳世美！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你比猛虎狠十分！親生兒女你不認，看來你是負心人！”。
在當時封建社會的倫理範疇下，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只有三從四德。秦香蓮在陳世美進京之後的三年中，家鄉饑饉，度日如年，她上照顧公婆，下撫育年幼的兒女，甚至賣發埋葬餓死的公婆。作為兒媳、妻子、母親，她和《琵琶記》中的盡職盡責，無可挑剔，但她付出一切換來的卻是丈夫功成名就後的無情拋棄。
“夫者，扶也，以道相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相扶接”的前提是“道”，“屈服”的前提是“禮”，當丈夫不合於道時，自然無法“相扶接”；妻子屈從服侍須合“禮”，不合“禮”則不“屈服”。“夫為婦綱”，是為倫常，不是要求妻子無條件的服從丈夫，而是當丈夫行為逾矩時，妻子可以通過向上（在劇中即包公）申訴的方式，獲得正義，這也符合封建倫理的道德觀。同樣在《琵琶記》中，趙五娘也是通過進京尋夫的申訴方式，求得丈夫的歸來。這些戲劇的倫理思想都塑造了封建時期，女性為了維護自己的幸福而反抗的一個抗爭角色。
06
古典戲劇的倫理文化精神價值
文以載道，戲以載道，本不是什麼壞事，但若在戲劇創作中過於強調教化功能，宣揚愚忠愚孝愚德，如《五倫全備曲》《香囊記》之流，則徒遭人垢病。呂天成在《曲品》卷下中開篇即講到“我舅祖孫司馬公謂子曰‘凡南戲，第一要事仕；第二要關目好；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按宮調，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作得濃，閒處作得熱鬧；第八要各腳色分得勻妥；第兒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持此十要，以衡傳奇，靡不當矣。”，可以看出道德化在戲劇中本來就有一定重要性，但是過深難免枯燥，損害了戲劇的韻味。
總體來看，中國古典戲劇對中國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還是正面的。它揭露了封建社會的一些矛盾,卻掩蓋了主要矛盾。它抨擊了社會的一些黑暗面,但又引導人們把希望寄託在封建統治者身上。它歌頌了一些憂國憂民的人物,但這些人物又是愚忠的。它對青年男女基於感情的婚戀表示同情,卻又不肯觸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禮教。它維護舊秩序,無疑對凝固歷史、延長封建社會壽命起了作用。這種思想上的侷限也不能不損害它的藝術魅力。
倫理道德如何,是考察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標誌。我們也應正確看待以道德教化為主旨的中國古典戲劇，看見他其中蘊含的閃光的倫理道德思想，在當下挖掘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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