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孙继民、魏琳著。
前一度，贾建刚先生来京，在聊天时他告诉我，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孙继民先生是他们学校的特聘教授，某次他们聊天时，孙先生问贾兄是否认得韦力。贾兄告诉他我们有着多年的交往，孙先生很高兴，他跟贾兄说，自己一直在搜集公文册子纸本的相关信息，他从某篇文章中得知韦力藏有几部这种纸本，而对于公文册子纸本的研究是他近几年的主要课题，故他很想看到韦力的所藏，但问过多人均未找到韦力的联系方式，不料却在贾兄这里意外得知，于是孙先生提出希望到我的书斋去看看这些原本。
对于专业学者的研究，如果涉及到我所藏的版本，我一向很支持。在我的观念中，自己有幸能够得到某部秘传之本，但并不等于就可以禁锢思想，也不能阻碍专家的研究。虽然说，这些年来我也忙得团团转，在应酬各类看书之事上，确实耽误一些工夫，但与这些学者的交往过程，也同样让我学到了许多新知道与新观念，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故只要在时间上允许，我也尽量的接待这些相关学者，更何况贾建刚先生多年来给予我很多的帮助，他朋友的需求，我当然更要予以满足。
经过几次约时，终于在本月初见到了孙继民先生，孙先生带着助手一一翻看了我的相关藏本，认为我的所藏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共同作深入的研究。而他在拍照后离开时，又赠给了我两部书，此为其中之一。
翻看孙继民先生的这部大作，让我了解到他对公文册子纸本进行深入研究的原因，他在此书的前言中写道：
中国自近代以来，基本上都有各个历史朝代大宗文献材料的新发现，例如与殷商相对应的有甲骨文的发现，与战国对应的有楚简、清华简等的发现，与秦汉魏晋对应的有里耶秦简、居延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新疆甘肃晋简等的发现，与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相对应的有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与西夏、元代相对应的有黑水城文献的发现，与明清相对应的有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惟独宋辽金等少数朝代迄无大宗新材料的发现。
这段概述讲到了大宗文献的发现对于相应时代的学术研究所提供了便利，虽然说近百年来发现了许多这样的大宗之物，早期与晚期的都有了，唯独宋辽金等朝代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好运气，因此，对这个时段的研究必须另辟徯径，而孙继民先生正是致力于这个时段的研究，他在前言中称：
不过，宋代文献虽没有被发现类似敦煌文书那样数以万计的大宗新材料，但数以百计的新发现材料还是蔚为可观（零星的宋代文献如20世纪60年代山西灵石文书、近年购自海外收藏家的宋人书信以及墓葬出土的宋代公文相对更多一些）。据笔者所知至少有两宗，这就是黑水城出土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等文献和由宋版《王文公文集》背书所保留下来的舒州文书、文人书信汇集而成的《宋人佚简》。
由这段话就可了解到孙先生为什么重视公文册子纸本。他以《宋人佚简》为例，讲述了这本书是以特殊方式得到的。
《宋人佚简》源自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该本系宋代公文纸印本。公文纸印本属于古籍刻印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专指宋、元、明时期利用官府废弃公文档册帐簿和私人书启等写本旧纸的背面进行印刷的古籍。这种以旧纸、废弃公文档岫帐簿或私人书启纸背印书的风气始于北宋，盛于南宋，继续于元代，至明代渐少。由于公文纸印本具有正面为古籍刻本内容、背面为原始文献（废弃的公文档册帐簿、私人书启等多为写本）内容的双料价值（亦有称公文档册帐簿一面为正面，刷印古籍的一面为背面的），因此，相对于一般古籍而言更加珍贵。宋代公文纸印本现在不过十余种，尤其珍稀，宋刊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即为其中之一。
公文册子纸本在目录版本学角度一向受到重视，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版本形式，但相应的学者大多数是研究该书的递延，少有人关注印书纸张背面所写字迹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孙先生说，王安石的文集，留传至今者分别来自两个系统，一是杭州刻的《临川集》，二是刻于龙舒的《王文公文集》，对于后者，留传至今有两部，一部藏于日本东京宫内省的图书寮，另一部原藏于清代内阁大库，此书在光绪年间流入私人之手，而今藏于上海博物馆，此书就是所谓的公文册子纸本。对于这部书背面的文献，孙继民在前言中有如下形容：
在中国的这部公文纸印本，正面为王安石文集，背面除一百五十余纸空白页外，其余皆为南宋时期舒州的公文档册和舒州知府向汮等官员文人的书启，计达七百八十余纸，人称“两者均系稀世之品，可誉为‘国宝’”。
由此终于让我明白，孙先生为什么对公文册子纸如此关注，原来他并不是想研究这样的版本，他的着眼点在这些书背面所写的文字内容，而他赠送给我的这部书，正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一。
对于这类书的研究难度，我当然能够理解，因为用公文册子纸所印之书留传稀少，同时，如果要研究这些文献，必须要拍到纸背上的文字，但古书最忌破坏原装，而撑开筒子页拍照，后面的文字又很难拍全。孙先生的助手在我书房里拍照时，我已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如何能够解决不破坏书的原装，还能研究到背面的文字，这的确需要特殊的设备以及专业技巧，这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了解到，为什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在这样的高难度状况下，孙先生能写出这部专著，的确令我敬佩不已。
《中古史研究汇纂》，孙继民著。
此为孙继民先生赠送给我的第二部大作，该书分为六章，内容分别是孙先生对相关领域做的个案研究，比如第一章是赵文化与汉唐比较，这一章内有考证赵简子平都故城之文；第二章则是研究《水经注·巨马河》中所载支流的问题；第三章是关于唐代兵制和吐鲁番文书的个案，如此等等。这些研究太过专深，令我这个外行难以读出兴趣，然而其中一篇专门谈到陈寅恪与孙先生的业师唐长孺关于《桃花源记》的商榷，这篇文章读来倒是很有趣。
1936年1月，《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1期发表了陈寅恪先生所撰《〈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二十余年后，也就是到了1959年5月，唐长孺先生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一书中有《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由题目即可得知，唐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针对这两篇文章，孙继民先生撰写了一篇名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的专文，孙先生认为陈、唐二先生的文章“虽各有千秋，但都有一个盲点，就是缺乏对陈、唐二先生历史观的探讨”，而孙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展开。
孙先生在该文中先对陈寅恪的研究给出这样的评价：
陈先生通过将《桃花源记》区分为寓意和纪实两个方面，“止就纪实立说，凡关于寓意者概不涉及”，这样就将《桃花源记》所蕴涵的纪实资料内涵从寓意色彩浓烈的文学作品中剥离出来，从而使一件文学作品转化成为考史证史的佐证史料，为人们理解西晋末年社会组织形式坞堡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具象资料。
关于陈寅恪对于桃花源地点的推断，以及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素材来源，孙先生在文中给出了这样的概述：
陈文从避难入山推到坞保组织，又从坞保推到檀山坞和皇天原，又以皇天原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通过对一系列似乎互不相干材料的钩稽、关联、分析和考订，最后认定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是南方之武陵；真实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417）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这些结论性认识彻底颠覆了人们早已熟悉的桃花源的传统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东晋末年北方弘农、上洛一带一个躲避苻秦战乱的坞堡的形象。
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第一句就是“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简短的几个字，既交待了时间，也交待了地点，以往都会认定桃花源处在湖南常德地区，但陈寅恪却推论出这个故事的实际发生地乃是河南三门峡一带的弘农，而我对弘农这个地名的了解，原于唐代诗鬼李贺曾在这里任过职。陈先生为什么将故事的发生地由湖南转到了河南呢？他讲出了避秦之人建造坞堡自守的故事，对于这样的故事，孙继民在文中给予了公允的评价：
作为西晋末年一种广泛的社会存在，坞堡是天下大乱背景下中原地区住民抵御异族入侵和各种敌对势力侵犯，保卫家园的一种军事防御设施，也是民间的武装自卫组织，还是地方社会中住民这一群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因此又是与流民并存、并称的北方地区的两大社会组织之一。陈先生从《桃花源记》的分析考证入手，敏锐地发现，抓住和放大坞堡这一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对其性质、来源和特点进行了开创性的揭示和探讨，虽然在结论中对坞堡不置一辞，不着一字，但全文透过表象挖掘出了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组织，解决了一个时代一个基本的社会组织问题，并提供了一个鲜活生动的个案实例，从而勾画出一个两晋时期中原地区住民作为一个重要社会群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坞堡的基本面貌。
然而唐长孺不同意陈寅恪的推断，对此孙先生总结出唐先生的三个观点，一是不同意陈寅恪文中将桃花源移到北方的观点，唐先生的观点是：
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桃花源记》。
为了说明这一点，唐先生旁征博引，用到了许多的历史记载，而后作出了这样的推测：
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陶渊明所闻为渔人捕鱼，发见异境，而稍后的刘敬叔所闻是为射鹿的蛮人所发见。以后故事又流入蜀地，这个异境又移到了彭州九陇县，也可能九陇县本有相似传说，说那里有一个隐藏的小成都，后来和荆、湘一带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结合。
除此之外，唐先生还从另外两个角度作出了其他的解读，孙继民在一番引用之后，对陈寅恪和唐长孺的解读都给出了高度的评价。这样的文章颇有代入感，能够让人关注到一些特殊问题以及相互间不同的看法，通过对读，可以了解到任何问题的周严都并非易事，历史文献的缺失，使得一些学者无法对自己大胆的设想拿出确实证据，只能通过知识的储备来作出更具合理性的推论，但若一旦有新材料的发现，则很容易看出这种推论的确切与否。但是，这正是学术探讨精神所在。而孙继民通过两位大师级人物的同题研究，最终展现给读者的，则是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来探求事物的本真。
《“机械法”与“比较版本学”：民国时代赵万里版本学的两个侧面》，石祥著。
在天津师大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石祥先生赠给了我这册抽印本，返回后仔细研读，看到了他对于赵万里先生在目录版本学所做贡献的系统解读。
石祥的这篇文章从赵万里的治学经历讲起。1928年，赵万里离开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职于北平北海图书馆善本考订组，自此之后，直到其去世，赵先生都在图书馆工作。但那个时代搞目录版本研究并不容易，石祥在文中举出了许多客观实例，一者北海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合并在一起，但善本书的数量并不丰富，直到1949年之后，很多大藏书家的珍藏之物才汇入了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海源阁、双鉴楼、自庄严龛等等，都是此后所捐者。
而那个时段，书志出版得也很少，相应的书影之书也同样不多，即便有几部，质量也不高，石祥在文中写到了当时的缺憾：
《留起谱》只刻部分行字，无法反映书叶的整体面貌，缪荃孙晚年编刻的《宋元书景》印本稀少，《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盋山书影》沿袭了瞿丁旧目的鉴别错误，稍后出版的《嘉业堂善本书影》也有不少鉴定失误。当然我们也可认为，这些错误磨砺了赵万里的眼光，但这毕竟是郢书燕说式的幽默。
石祥以此来说明在那样的艰苦时段下，赵万里研究目录版本之学是何等的不容易，但即便如此，赵万里却能在五年的时间内编纂出一部重要的书目：
在对此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更能深切体会：仅仅五年之后（1933），赵万里就完成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的编纂，使“图书馆第一次有了既全面又可靠的善本书目……首次给学部图书馆以来收藏的善本书做了精细准确的明细清单……看到过去模糊不准确的鉴定被赵先生的版本研究一条一条改订，读者会感到快刀乱麻的痛快”，是多么伟大而令人赞叹的业绩。
石祥的这篇文章更为主要者，是谈到了赵万里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如何进行目录版本研究者，他在文中举出了1933年赵万里到天一阁看书的情况，而后其文中引用了赵万里所写《重整天一阁藏书记略》，通过该文中的工作方式，石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文中，赵万里明确提出了一种可为圭臬的善本调查方法，其核心理念是追求“精密”，达成“精密”的要点是“属于机械方面的，固非一一记载不可”，落实于文字便是逐一记录行款、版框、书口等物质形态特征。可惜这份“整理天一阁藏书的全部报告”最后没有问世，但根据引文给出的样稿可以推知，当时赵万里的确逐一记录了两千多种天一阁藏书的各项“属于机械方面的”物质形态特征。
而对于这样的工作方法，石祥认为，赵万里并不是偶一为之，因为他注意到前人的记载中，时常会提到赵万里带着小小的笔记本，随时记录下他所未见之书，而其中引用到了黄裳在《来燕榭读书记》中的一段话：“十年前海宁赵万里来斋中观书，示以此册（清顺治刻本《拙政园诗余》）及李因《竹笑轩吟草》三集，斐云欢喜赞叹，出小册录行款序跋而去。”
我对这段话倒有着别样的亲切感，十几年前，我到黄裳家看书时，他也曾给我看过这部《拙政园诗余》。赵万里眼界是何等开阔，他在黄裳家，黄裳给他出示的也是该书，这足见黄裳对该书的看重。这部书仅一册，而黄裳所书跋语竟然达到了该书同样的厚度，故只好另行装订成一册。赵万里曾经看过宋元本无数，他看到这册顺治本，竟然同样欢喜赞叹，可见他对书的早晚并无轩轾之分，并且还能拿出小本来抄录书中的序言和跋语。想来，赵万里的所抄乃是刻在书上的跋语，如果抄黄裳之跋，恐怕他一天也抄不完那一册。
对于赵万里的这种勤备，石祥称之为“机械法”，而对于机械法的工作方式，石祥在文中也有描述。其实那个时代像赵万里这样仔细记录行格者并非其一人，石祥在文中也举出了傅增湘和缪荃孙的例子，但石祥认为，赵万里在局布细节上，比缪荃孙的方式更为详尽，他认为这样的工作办法看似蠢笨木讷，也容易被人看低，但是日积月累的成就，却是他人未曾预料得到。更何况：
赵万里所处的时代，图像技术远未普及，决非今日在外可随身携带数码相机拍摄书影，在家可利用网络数据库的高清图片。因此，他只能依靠文字记录访书所得。而且即便是在技术条件发达的现今，详细记录版本特征，仍与图像并行不废，相辅相成，是版本学者的日课。要之，赵万里的“机械法”不仅体现了清末以来版本学日趋精密的大趋势，更表现了他个人在此方面引领潮流的卓越识见。
《杭州现存藏书楼寻踪：带着孩子去寻楼》，单骅著
2017年6月初，有位女士给我打电话，自称名叫单骅，在浙江省图讲座部工作，前些年读到了我的《书楼寻踪》，觉得写得很有意思。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她开始负责网络宣传，因此把一些藏书楼的资料放在了网页上，居然还有着不低的点击率，由此而让单骅觉得：何不将杭州当地的藏书楼一一找到，像《书楼寻踪》那样写成一部书。于是她就用了三年的时间，在杭州当地找到了十座藏书楼，将寻访的过程记录下来，组成了一部书稿，并与某出版社谈妥，准备在那里出版。
因为此事，她想找我为她的这部书写篇序言，并从浙图善本部的同事那里要到了我的电话，征求我的意见。
对于藏书楼的寻访，我有着特别的兴趣，十七八年来，这项工作有紧有慢，但并未间断，期间范凤书先生曾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也准备效仿《书楼寻踪》，为此集中两个月时间，在一些地区跑了两程，也找到了不少的书楼。除此之外，未见他人有着同样的兴趣。而今，有这样一位女士也想进行这样的活动，我闻听这个消息，当然会感叹一句“吾道不孤”，于是爽快答应了写序之请，请单骅将书稿发给我，以便让我看看，她的书楼寻访是怎样一种方式。
当我看到书稿时，确实有意外之感，虽然这些都是寻访之文，然而单骅的写法却像是鞠萍姐姐给孩子讲故事，每一篇的内容都是带着她的女儿一同探访，在这个过程中，她记录下了跟女儿之间的对话，把书楼寻踪写成亲子旅游的童话体，多少让我有点儿不太适应，我引用该书中的两个段落，请看官们体味一下这种特殊的写法：
“是呀！这也是妈妈先带你来这儿的原因。这么有名的藏书楼和藏书家在杭州却知晓的人不多。妈妈希望你能知道，也希望你能了解藏书家们对书的热爱，不仅是藏，更要紧的是读。”
女儿认真地点点头，要求我给她多拍几张照片。看她似有所悟的样子，我的讲解似乎听进去了。
回家的路上，女儿突然说：“妈妈，我想到了！”
“想到什么了？”
“我房间的名字，就叫‘多读室’！意思是我要多读书。”女儿兴奋地回答道。
“这个名取得好，”我有些诧异女儿还记着取名的事，“妈妈改一个字，叫‘多读斋’好不好？斋有书房的意思，你的房间不仅是你起居的地方，更是你阅读、学习、思考的地方。”
这像不像是童话体？而单骅在文中不但记录跟女儿之间的谈话，她还会将一些游客和路人的话也记录下来，比如她写到文澜阁时，有如下段落：
“这说明什么呀？”女游客不解地问。
“我是想，当初清朝入关时，对汉人非常歧视。到乾隆皇帝时，倒是挺推崇满汉一家的，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他的确也喜欢汉文化，要不也不会修《四库全书》。”
“你的意思是，他推崇满汉一家，所以题匾时也是满汉各一半？”女游客接口问道。
“我也只是自己想想，也许当时满汉共存，满汉文都有是正常现象。”
“妈妈，快来看！”
光顾着和女游客聊天，不知女儿什么时候已在书楼门口，正朝我招手。
把古代书楼的寻访写成这样的对话体，并且书中也少有阐述书楼主人的背景、藏书经历、曲折过程以及书的归宿等等，而这些都是我所认定的书楼寻访之文必写之点，单骅没有这样的框框，也许正是这样的笔风，才能将传统藏书的概念传播给“八九点钟的太阳”。
本持着这样的观念，我为该书写了一篇以前不曾写过的序言，但此后的一个时段，关于该书的进展没有了消息，而单骅告诉我，她响应国家号召，正忙着生二胎，此书要完成这件大事后再出版。到了本月，我突然收到了单骅寄来的两本该书，由此而得知，这部书终于面世了。看到她的心血结晶，真的为她高兴。此书前面还有徐雁先生写的序言，徐雁先生的序言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有着高屋建瓴的概括，而我的序言，更像是对这部书稿写作方式上的解读。当然，我也讲到了该书给我的益处：以往我一直认为八千卷楼已经没有了痕迹，然而从该书稿中却让我了解到，小八千卷楼仍然在某医院的院落之中，此后不久，我在该医院果真找到了这座书楼。
此书另有单骅所写自序，她在自序中讲到了本书的缘起：
在看了不少前辈们研究的书籍后，特别在看过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的著作《书楼寻踪》后，我萌发了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如今，旧城改造加快，不知杭州那些曾经辉煌的藏书楼是否安在。我便想利用工余时间，对遗留下来的杭州现存藏书楼做一次寻踪调查。希冀能通过寻访藏书楼的历史印痕，一窥当年杭州藏书的历史风貌。
一位女士能够带着孩子到处去寻找书楼，这种精神令我感佩，直到今天，我也没跟单骅见过面，未曾跟她交流过，寻访藏书楼真的像她写的那么快乐吗？虽然说，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把历史遗迹寻踪视为苦旅，但其中的不容易，我却能深解其中味，然而单的寻访文中，我只读到了她乐观向上的态度。期待着她的这本书，能够让更多的孩子热爱历史遗迹寻踪。
《阳明先生行迹》，黄懿编著。
本月的浙江之行，其中一站是在余姚寻访，此次寻访得到了朱炯先生的大力帮助。而在探访王阳明的讲学处――中天阁时，朱炯先生请来了当地文管所的工作人员黄懿先生，朱炯告诉我，黄懿是黄宗羲的后人。有这样的人做向导，那当然是极准确又专业。
果真，在寻访过程中，黄懿每到一处都会跟我讲述此处遗迹的历史渊源，尤其与王阳明相关者，他的讲述更为详尽。当然，我也知道，王阳明就是余姚人，也许是乡贤之故，所以作为专业文物工作者，黄懿对他有着更多的了解。然而当他带领众人喝茶休憩之时，却拿出此书题赠于我，里面全是跟王阳明有关历史遗迹的寻访，我才知道，他对于王阳明的研究已经这么深入。
读这样的文章，当然最有亲切感。近二十年来，我寻访了两千处以上的历史人文遗迹，颇以此自负，然而黄懿书中的寻访，有不少的地点却是我未曾访到者。更为难得的是，将一个人的历史遗迹写成一本书，如此的深耕细作，确实令我佩服不已。由此而让我得以明白：为什么黄懿对王阳明那么熟悉，原来他对这位心学大师作过如此彻底的探访。
黄懿为什么有这样的爱好呢？等我回来细读该书，其在书前录有一篇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所作的《王阳明遗迹考察的历史回顾与正误》，黄懿将此文作为该书的代序。关于王阳明遗迹的分布，此文首先称：“王阳明一生至少到过中国的13个省、市、自治区，他留下的遗迹遍布于国内数省，然集中于浙江、贵州和江西。而整个阳明学派之遗迹，则不仅广布于中国，亦留存于日本和朝鲜半岛。”
分布如此之广，而能将其一一探访寻得，只有走过这么多路的人才能体味得到其中的艰辛。但是对于王阳明遗迹最早的寻访者，却并不是中国人，钱明代序中写道：
对于中国的王阳明遗迹，最早予以关注的是日本人，这多少令国人有点尴尬。根据日本人写的各类游记以及相关史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之前，就有日本学者冈千仞、三岛毅的弟子们，以及高濑惺轩、诸桥辙次、井出季和太等对浙江、贵州等地的王阳明遗迹进行过实地调查，并留下了珍贵的照片、日记和诗文。
正是受这些日本人的影响，中国人对王阳明遗迹的寻访才渐渐兴起，钱明的这篇代序详细地讲到了这些日本人作出的努力，对于他自己，则有这样的综述：
本人因受恩师冈田武彦的影响，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遗迹调查情有独钟、乐此不疲，20多年前就参与了冈田武彦为首的6次“中日联合王阳明遗迹考察”活动，5年前又参与了其弟子吉田公平为首的3次“阳明心学遗迹考察”活动，其间或此后又独立或率团进行过10余次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遗迹调查，同时对日本、韩国的阳明学派遗迹进行过考察，可以说对于整个东亚阳明学的史迹遗存比较熟悉，并存有大量第一手资料。
接下来，钱明在代序中一一叙述了三岛毅、高濑惺轩、诸桥辙次、井出季和太、冈田武彦以及志贺一朗等人，对于王阳明遗迹的探访以及他们相关的研究。从此序中让我了解到，钱明将冈田武彦视为恩师，而我对这位日本的儒学家也有着本能的敬意，因为我在写《觅理记》中王阳明一节时，关于王学的阐述也引用了冈田武彦所著《王阳明大传》中的观念。我从该书中了解到，冈田先生还是王阳明墓的修建人：
在绍兴期间，当冈田武彦一行探寻到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阳明墓时，心情很是沉重，表露出欲资助修复阳明墓的意愿。令我惊讶的是，不到一年，这件事就有了着落。1989年3月，由冈田武彦发起，在日本全国筹集300万日元资助绍兴县修复的王阳明墓顺利竣工。同年4月，冈田武彦亲率33人的“王阳明遗迹探访团”再次来华访问。
大概在六年前，我曾到绍兴地区找到了王阳明墓，当时我还感慨他的墓竟然保护得如此完好，当时我并不知道，王阳明墓的修复竟然有冈田武彦作出的贡献。钱明在文中还提及冈田为了修复王阳明故居，在日本组织捐款，而后亲自携带捐款，并率领二十余人的代表团赴余姚出席此故居的落成典礼。八十多岁的冈田先生一次次来到中国，对王阳明的遗迹进行田野调查活动，为此还影响到了一大批的人，这份感召力令我膜拜，尤其文中写道，1992年4月30日，冈田先生一行到江西大余县的漳水岸边去吊慰王阳明之魂。钱明看到冈田先生面朝南，口吟诗，而后洒酒祭奠，那一刻先生泪流满脸，这让钱明也为之动情。我读到这里时，心中引起的悲情同样不能自制。
从寻访角度而言，冈田武彦的所为给我以深深的启示：应当将一位人物的遗迹尽量地寻找完全。然我的寻访目的毕竟与冈田先生略有不同，我之所以把寻访的题目搞得如此宽泛，更多者是想借此来了解中国人文与地域之间的相互关联，所以我的寻访更像是个人的读书录。冈田先生的这种寻访方式，则属典型的专家之学。不知道黄懿是否是受冈田先生的影响，也将王阳明的遗迹作为一个整体专题，而后分时段、地区进行寻访，可惜他在书中并未交待当年冈田武彦等人进行的多次活动，是否他也参与其中，如果那样的话，他将听到多少大师级人物的言传身教啊。仅凭这一点，就令人大感欣羡。
《如晤如语：茫父家书》，姚华著，杜鹏飞点校
此书乃点校者杜鹏飞先生所赠，杜先生是当今研究姚茫父的专家，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更多的人了解到姚茫父是何等的才艺双全。可是每当我收到杜先生的此类作品时，都会心生惭愧，这缘于他在收集姚茫父各种资料时，也曾找到过我。因为他从《芷兰斋书跋》中看到，我那里也有姚茫父的稿本和钞本，遗憾的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并不知道杜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再加上忙于到各地去寻访，所以他几次提出前往我的书斋来看这些姚华故物时，都因为时间不巧合，未曾成行。对于这样的一位专家，不能提供他所需要的资料，这本来就让我惭愧，而杜先生不以为意，每当有新作，都会赐下。
杜鹏飞点校的这部新作，乃是姚华写给儿子姚鋈的一批家书。通常来讲，家书的内容大多是家事，这样的信很少包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但我翻阅杜先生所点校的该书时，却得到了太多的收获，由此而改变了我对家书的偏见。
此书前收有姚茫父的孙女姚伊所作序言，姚伊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她却从亲属那里听闻到祖父对家人的态度：
我没有见过祖父，我出生时他已去世。早时看着他严肃的相片，想像他一定是位严厉的不苟言笑的老父亲。我也曾听我大伯家的大姐说过，她在莲花寺生活时（祖父去世时她约十岁），很怕祖父，听见他的声音就躲起来。可是你看了他的信，作为学者，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另一面。这才是他为人的全貌。
中国人强调“慈母严父”，姚华在这方面足够传统。姚伊序言之后，乃是谈晟广所作《发问来，吾为对也――堪称民国文人家庭教育典范的〈茫父家书〉》，此文乃是对这部家书作出的通体分析：
这本家书集，收录了自1913年12月17日至1922年2月，姚华写给姚鋈的57通家书，信中除了反映时局的信息、家庭琐事、人物品评等家书中常见内容之外，更多的是姚华教儿子如何练书法、如何习画、如何读古文、如何写文章、如何撰对联、如何拟讣文、如何在信中称谓等等。
谈晟广在文中举出了姚华写给姚鋈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告诉儿子在写信时需要知道的礼仪：
所问数条，亲戚世交长辈，开首称呼，可于姻亲之下加一丈字，下再用座下二字。古则阁下最尊贵，时俗滥用，故避去而称座下，实不典也。至称阁下之意，由古人自谦以为对于尊长不敢迳白，所有书启白之于尊长左右之人，以翼传达耳。由此以推，如用纲纪、执事、侍下、左右、右史、侍史，均可。近用尊鉴、台鉴等字，系属迳白，似尊其人而实较贬，不可不知也。
从这段话也让我学到以往不曾留意的写信尊称方式，如果不读这段话，我也认为在对方的大名之下写下尊鉴、台鉴既显得古雅又显得尊重，读到姚华的这段话，才明白这种称呼貌似尊敬，其实却不礼貌。不仅如此，姚华还教给儿子如何在信封上署名，以及给长辈生日贺信的写法：
封面以时宜仍称先生，或于上冠以老字，则无法推尊矣。家中长辈生日贺寿，简式用五行：第一行，某某叩；第二行，祝，较第一行高一字；第三行，某某大人大寿恭请，较第二行又高一字，钧安伏惟，与祝字平；第五行，慈鉴，与钧字平；慈鉴下小字旁写某某叩禀，或谨禀。第一行称呼如第一孙或第一子或第一侄子，尾称名则不加称呼。平辈则依前式斟酌，略加数语，以平常书信作之可也。
古人信封的写法居然有这么多的讲究。虽然说，这种礼节今天已几乎无人使用，然而姚华对儿子的这份耐心却令我大感惭愧，想想自己的所为，真跟他差着不知几条街。姚华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独特笔锋不知是否教过弟子，但对他的儿子，他却会仔仔细细地告知如何下笔，在一番教导之后，他又娓娓而言：“俟尔考定学校后再为尔寄拓片去也。”一片慈爱之心，溢于纸端。
此书前还有杜鹏飞所作《偶得一集读，感人深入腑――略言茫父先生书信兼及〈弗堂类稿〉编纂》，此文乃是他对姚茫父的整体评价。杜先生首先称姚茫父的刻铜、笺纸、颖拓和书画等方面都大受追捧，并引用了郭沫若看到陈叔通珍藏的《茫父颖拓泰山李斯刻石残字》所发出的感慨：
茫父穎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叔老特加珍护，匪惟念旧，别具慧眼，知音难得。呜呼！茫父不朽矣！
但是，杜鹏飞认为单纯把姚茫父视作颖拓的发明人，其实是看低了他，因为姚茫父在教育界、文学界、金石界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因此杜鹏飞认为：“说他是‘一代通才’毫不为过。其影响又何止于颖拓、刻铜、笺纸这一类文人雅玩、雕虫小技呢？”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杜鹏飞对姚茫父有着深入研究，他想让世人真正的认识到姚华是一位多才多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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