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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書法家的自負，馬敘倫在這方面還真是人所不能及也。到底有多自負，且請慢慢往下看~~
馬敘倫（1885—1970），字彝初，又作夷初，號石翁，寒香，別署嘯天生，晚號石屋老人，浙江仁和人。他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民主人士、經濟學家、文字學家、詩人、書法家和教育家。馬敘倫一生活躍於政界和文化界，政務之餘喜鑽研書法，在《石屋餘沈》《石屋續沈》中保存了多年他研究書法的心得，可看出其愛憎分明的性格和不依附於前人的主張。對於書法，馬敘倫稱得上是一位身體力行、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書家。他生於晚清，據其回憶早年曾臨習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及趙孟頫書某帖，後涉獵於篆、隸、魏碑及王羲之、褚遂良、米芾諸家，對晉唐人書法尤鍾愛有加。據稱，他幾乎每日臨摹，只要身體健康，從未間斷。
馬敘倫像
經過常年的筆耕，馬敘倫於書法深有心得，對於帖學，他持一種批判的態度。他曾反覆臨摹《集字聖教序》，自稱“悟入愈多”，並賦詩“唐後何曾有好書，元章處處苦侵漁，佳處欲追晉中令，弊端吾與比狂且”，他有幸得見唐太宗《溫泉銘》影印本，讚許其“刻手真神工也”，並“熟玩太宗書《溫泉銘》，至於欲忘一切。太宗此書，隨意結構，拙媚相生，其落筆凡如飛隼，而紆迴轉折處。又未嘗不致意，似無筆法可尋，而實顯然有其途徑”，馬敘倫還自視“餘書似唐人寫經”，並道出“餘固未嘗臨唐人寫經，且以其為彼時院體，並非上乘，未嘗貴之也”之語。
行楷書軸
對於明清書家，馬敘倫認為“明人純學面目，則優孟衣冠也。清代惟包慎伯、姚仲虞、何子貞、康長素可悟書道。此外要不能盡脫科舉習氣，若劉石庵似能樹立，然腕不能離桌，其黃夫人遂能模擬似之矣”。他推崇清人文廷式論書“董思伯書軟媚，正如古人所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者耳，不知何以主持本朝一代風氣……董書通顏、趙之郵，惟失之太華美耳。卷折之風不變，固無有能出其上者”。進一步解釋“芸翁（文廷式）論董書正與餘合，且以孔琳之相比，尤為善頌善禱。然董書實楛瘠，謂之軟媚尚可，華美猶過譽也。思伯書之骨子乃趙松雪，晚年乃略有顏意，但無其雄偉”。從以上所引書論中，可見馬敘倫的書學主張。馬先生尊崇晉唐書法，對宋之後的趙孟頫、董其昌、文徵明等書家的書法提出了直接的批評。
在學界中，馬敘倫雖以學者和書家自居，但任職北大期間，其成就卻不為沈尹默及章炳鱗弟子馬幼漁、沈兼士、朱希祖、錢玄同、黃侃，周作人等人所認同。談到馬敘倫的師承，馬先生與湯爾和、林公鐸均為陳介石入門弟子，後轉從章炳鱗習文學訓詁之學，但章門弟子並未接納馬敘倫。
馬先生不為文人所喜的原因，與他為文有些關係，馬敘倫口無遮攔，得罪了同時期的諸多學者。他所撰《石屋餘沈》最初刊行於1948年，其中對前輩和時賢書家不乏撻伐之聲，有些說法似乎過於狂傲，未為自己留下些許餘地。與他有師承關係的章炳鱗也難逃一劫，其撰文中有“太炎不能書而論碑版法帖，蓋欲示無所不知之博耳”。章炳鱗在時賢中自視甚高，馬敘倫似更為過之。
行草書札
記《王湘綺不知書法》中雲“湘綺一生以抄書為日課，數十年不輟，故其耄年尤能作蠅頭書，然固不知書也”。記黃節“黃晦聞書學米南宮，但得其四面，即骨筋風神也。學米而但具此四面，無其脂澤，將如枯木；但具其皮肉脂澤而無此四面，便成蕩婦。若但具皮肉筋骨，而無脂澤風神，亦是俗書”，記張靜江、于右任則雲“張靜江能畫，畫勝於其書，書僅具趙松雪面目耳”“于右任能書，自謂其書如梨園之客串。其書實有自來，而太無紀律，摹古自造，亦兩不足……其近作轉不如前，由太隨便也”。記沈尹默事尤多，如“尹默又示其所臨褚河南《孟法師》《房梁公》兩碑，以此見尹默於書，正清代所謂三考出身。于右任嘗比之為梨園之科班，而自比為於客串，亦非輕之也。餘則若清之大科耳”。
馬敘倫視自己書法為“大科”，即古時殿試中由皇帝欽點的狀元，而同鄉兼同事的沈尹默僅能退居“進士”，碑派宗師于右任只是業餘客串，足見馬敘倫自負之高。他還撰有《王福廠沈尹默書優劣》“上海有《活報》者，謂：‘王福廠篆隸等描花，沈尹默富商撐腰脊。’又謂‘福廠書平鋪直敘，一無足覘，尹默書王字底子尚不算差，但其筆趣則缺然，不足名大家。’此論尚非過為詆譭，特尹默不可與福廠並論……近時如慈溪錢太希、永嘉馬公愚書，皆有王字底子，但一望而為匠人書，皆無筆法可得也……福廠餘父執，餘嘗觀其作篆書楹帖，亦不空肘腕，是真描花也。尹默年必展覽其書一次，收入鉅萬，謂之‘富商撐腰’亦不誣”。短短一文竟然譏諷了沈尹默、錢太希、馬公愚及父執王福廠，可見馬敘倫頗有清代狂士汪容甫的風範。而對碑學書家康有為、于右任、何紹基等人書法成就，他認為“於（于右任）、康（康有為）字皆不惡，康猶勝於遠甚。然二人似恃其善書，有玩世之意”，可見在馬敘倫筆下的書家均有缺憾，無盡善盡美者。
行草書札
馬敘倫的書法真實水平如何，由於他過於自負，因此並沒有能夠廣為世人所知。沈尹默書法亦有刻板的一面，但馬敘倫書法和其相比，似乎還弗及沈尹默。據筆者研究，馬敘倫書法早年標榜唐人，取法歐陽詢、褚遂良，後習隋《龍藏寺碑》，由隋人而上溯北魏，有唐人寫經的味道；行書則師法“二王”、米芾，得宋人神韻，一望便知為科舉中人，頗似晚清翰林之書，與其友陳叔通書法面貌相近，氣息雅暢，有宋賢面目，但缺乏強烈的個人特點，與同時期擅書的葉恭綽、潘伯鷹、高二適等人有一定距離；他精研小學，篆書寫得四平八穩，缺乏藝術家的特質，亦受章太炎書法的影響，他對《說文解字》研究比較深入，時常臨摹和創作一些甲骨、鐘鼎、小篆作品。
從其書法看，他雖博涉碑派書法，但碑學的影響不甚明顯，基本屬於帖學範疇。故此，將馬敘倫書法歸於名賢書風似不為過。馬先生自視書學晉唐，取法乎上，卻標榜過高，甚至有些不食人間煙火，反而缺乏吳昌碩、齊白石等職業書法家驚世駭俗的藝術面貌。誠然，馬敘倫一生留心政事，書法正如沈尹默所說，為“餘事耳”，這似乎才是對馬敘倫書法的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
行楷書《自作詩二首》拓片
原文作者：鄒典飛（作者系北京書法家協會會員、京派書法研究會副會長）
文章來源：《藝術品》2018年5月刊《民國時期的北京書風·馬敘倫》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