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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书法家的自负，马叙伦在这方面还真是人所不能及也。到底有多自负，且请慢慢往下看~~
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又作夷初，号石翁，寒香，别署啸天生，晚号石屋老人，浙江仁和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人士、经济学家、文字学家、诗人、书法家和教育家。马叙伦一生活跃于政界和文化界，政务之余喜钻研书法，在《石屋余沈》《石屋续沈》中保存了多年他研究书法的心得，可看出其爱憎分明的性格和不依附于前人的主张。对于书法，马叙伦称得上是一位身体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书家。他生于晚清，据其回忆早年曾临习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及赵孟頫书某帖，后涉猎于篆、隶、魏碑及王羲之、褚遂良、米芾诸家，对晋唐人书法尤钟爱有加。据称，他几乎每日临摹，只要身体健康，从未间断。
马叙伦像
经过常年的笔耕，马叙伦于书法深有心得，对于帖学，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曾反复临摹《集字圣教序》，自称“悟入愈多”，并赋诗“唐后何曾有好书，元章处处苦侵渔，佳处欲追晋中令，弊端吾与比狂且”，他有幸得见唐太宗《温泉铭》影印本，赞许其“刻手真神工也”，并“熟玩太宗书《温泉铭》，至于欲忘一切。太宗此书，随意结构，拙媚相生，其落笔凡如飞隼，而纡回转折处。又未尝不致意，似无笔法可寻，而实显然有其途径”，马叙伦还自视“余书似唐人写经”，并道出“余固未尝临唐人写经，且以其为彼时院体，并非上乘，未尝贵之也”之语。
行楷书轴
对于明清书家，马叙伦认为“明人纯学面目，则优孟衣冠也。清代惟包慎伯、姚仲虞、何子贞、康长素可悟书道。此外要不能尽脱科举习气，若刘石庵似能树立，然腕不能离桌，其黄夫人遂能模拟似之矣”。他推崇清人文廷式论书“董思伯书软媚，正如古人所谓散花空中流徽自得者耳，不知何以主持本朝一代风气……董书通颜、赵之邮，惟失之太华美耳。卷折之风不变，固无有能出其上者”。进一步解释“芸翁（文廷式）论董书正与余合，且以孔琳之相比，尤为善颂善祷。然董书实楛瘠，谓之软媚尚可，华美犹过誉也。思伯书之骨子乃赵松雪，晚年乃略有颜意，但无其雄伟”。从以上所引书论中，可见马叙伦的书学主张。马先生尊崇晋唐书法，对宋之后的赵孟頫、董其昌、文徵明等书家的书法提出了直接的批评。
在学界中，马叙伦虽以学者和书家自居，但任职北大期间，其成就却不为沈尹默及章炳鳞弟子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黄侃，周作人等人所认同。谈到马叙伦的师承，马先生与汤尔和、林公铎均为陈介石入门弟子，后转从章炳鳞习文学训诂之学，但章门弟子并未接纳马叙伦。
马先生不为文人所喜的原因，与他为文有些关系，马叙伦口无遮拦，得罪了同时期的诸多学者。他所撰《石屋余沈》最初刊行于1948年，其中对前辈和时贤书家不乏挞伐之声，有些说法似乎过于狂傲，未为自己留下些许余地。与他有师承关系的章炳鳞也难逃一劫，其撰文中有“太炎不能书而论碑版法帖，盖欲示无所不知之博耳”。章炳鳞在时贤中自视甚高，马叙伦似更为过之。
行草书札
记《王湘绮不知书法》中云“湘绮一生以抄书为日课，数十年不辍，故其耄年尤能作蝇头书，然固不知书也”。记黄节“黄晦闻书学米南宫，但得其四面，即骨筋风神也。学米而但具此四面，无其脂泽，将如枯木；但具其皮肉脂泽而无此四面，便成荡妇。若但具皮肉筋骨，而无脂泽风神，亦是俗书”，记张静江、于右任则云“张静江能画，画胜于其书，书仅具赵松雪面目耳”“于右任能书，自谓其书如梨园之客串。其书实有自来，而太无纪律，摹古自造，亦两不足……其近作转不如前，由太随便也”。记沈尹默事尤多，如“尹默又示其所临褚河南《孟法师》《房梁公》两碑，以此见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于右任尝比之为梨园之科班，而自比为于客串，亦非轻之也。余则若清之大科耳”。
马叙伦视自己书法为“大科”，即古时殿试中由皇帝钦点的状元，而同乡兼同事的沈尹默仅能退居“进士”，碑派宗师于右任只是业余客串，足见马叙伦自负之高。他还撰有《王福厂沈尹默书优劣》“上海有《活报》者，谓：‘王福厂篆隶等描花，沈尹默富商撑腰脊。’又谓‘福厂书平铺直叙，一无足觇，尹默书王字底子尚不算差，但其笔趣则缺然，不足名大家。’此论尚非过为诋毁，特尹默不可与福厂并论……近时如慈溪钱太希、永嘉马公愚书，皆有王字底子，但一望而为匠人书，皆无笔法可得也……福厂余父执，余尝观其作篆书楹帖，亦不空肘腕，是真描花也。尹默年必展览其书一次，收入巨万，谓之‘富商撑腰’亦不诬”。短短一文竟然讥讽了沈尹默、钱太希、马公愚及父执王福厂，可见马叙伦颇有清代狂士汪容甫的风范。而对碑学书家康有为、于右任、何绍基等人书法成就，他认为“于（于右任）、康（康有为）字皆不恶，康犹胜于远甚。然二人似恃其善书，有玩世之意”，可见在马叙伦笔下的书家均有缺憾，无尽善尽美者。
行草书札
马叙伦的书法真实水平如何，由于他过于自负，因此并没有能够广为世人所知。沈尹默书法亦有刻板的一面，但马叙伦书法和其相比，似乎还弗及沈尹默。据笔者研究，马叙伦书法早年标榜唐人，取法欧阳询、褚遂良，后习隋《龙藏寺碑》，由隋人而上溯北魏，有唐人写经的味道；行书则师法“二王”、米芾，得宋人神韵，一望便知为科举中人，颇似晚清翰林之书，与其友陈叔通书法面貌相近，气息雅畅，有宋贤面目，但缺乏强烈的个人特点，与同时期擅书的叶恭绰、潘伯鹰、高二适等人有一定距离；他精研小学，篆书写得四平八稳，缺乏艺术家的特质，亦受章太炎书法的影响，他对《说文解字》研究比较深入，时常临摹和创作一些甲骨、钟鼎、小篆作品。
从其书法看，他虽博涉碑派书法，但碑学的影响不甚明显，基本属于帖学范畴。故此，将马叙伦书法归于名贤书风似不为过。马先生自视书学晋唐，取法乎上，却标榜过高，甚至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反而缺乏吴昌硕、齐白石等职业书法家惊世骇俗的艺术面貌。诚然，马叙伦一生留心政事，书法正如沈尹默所说，为“余事耳”，这似乎才是对马叙伦书法的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行楷书《自作诗二首》拓片
原文作者：邹典飞（作者系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京派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艺术品》2018年5月刊《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马叙伦》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