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写诗容易，舞文弄墨而已，信手涂鸦而已，但写出一首好诗，很难，写出一首在诗歌史上光芒四射意义重大的杰作，则难上加难，这是诗人生活中可遇不可求的奇迹。
所有的写作，都是野心勃勃的写作；所有的写作，也都是办不从心的写作。理想与现实，初衷与结果，目标与过程，隔着十万八千里永不能逾越的隔离——陷于此岸的一只脚，无法到达彼岸。不能要求一只眼睛看见宇宙全部的风景，不能要求一只耳朵听见宇宙所有的声音。你的眼睛只能看见你能够看见的，你的耳朵也只能听见你只能听见的。局限性是人类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局限性中生老病死罢了。理解这一点并淡然一笑吧，惨然一笑吧，但谁又能笑得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表面自信的诗人，内心绝对是不自信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局限，宿命的局限，无法克服，无法战胜。浓重的失败感，挫折感，沮丧感，无力感，渺小感必笼罩他写作的一生。如果他真诚对待写作，不自欺欺人的话。
活在今天，就不会活在唐代，不会活在宋代；活在中国，就不会活在美国、德国、俄罗斯和法国。是命运以莫测之力日夜塑造着我们。时代，打在每个个体血肉之躯的烙印是太深太深了。我们活在今天，必然吮吸今天这无孔不入的空气。
幽居其中的象牙之塔早已坍塌了。诗人们纷纷溃逃到这尘埃飞扬叫卖声四起的大街上。
悲痛，不平，苦闷，焦虑。古老中国在遗老遗少浑浊的眼里现出支离破碎的秦砖汉瓦和重重鬼影，极权主义的压迫和奴役, 翻开了二十世纪怪异荒诞又恐怖的一页，有过那么多耻辱，有过那么多非正义和廉价的诺言，物质的大面积垄断把人也异化为商品，消费者也作为商品被他人和市场消费，欲望像泛滥的洪水冲击着大江南北以及每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落，“娱乐至死” 导致了精英文化的破产和大众文化的畸形繁荣。挂羊头卖狗肉，说好话做坏事。表面的丰富无法掩盖内在的贫穷，表面的歌舞升平不能遮蔽内在的千疮百孔。一个畸形的社会里，连正义者的正义也有可能是畸形的。一个变态的环境中，连反抗者的反抗也是变态的。
我们的生活是这样五光十色又单调无聊，我们的内心是这样骚动不宁又充斥着死的寂静，信息的堆积，知识的膨胀，符号的飘摇不定，肉身在解放之后的疲惫与虚脱，灵魂在信念瓦解后的无边迷茫，你厌恶这个世界，同时你也蔑视你自己的随波逐流，你与他者格格不入也和自己貌合神离，一个人这么多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难以言诉，诗人试图对这个时代和自我命名感到无能为力。呜呼！
写诗, 成为问题，不，一个难题。如鲁迅所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是时候了，是该瞪大眼睛，瞪大精神上的第三只眼逼视自己灵魂里这无所不在的空虚的时候了！
归根到底，写诗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当一个人独立宇宙“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当一个人被困生老病死的罗网中无法逃亡，当一个人徘徊在旷野嗅到野花的芳香又看到墓碑浑身发冷，当自我的神经被死亡、暴力、性爱触痛，他渴望着向他人诉说，他渴望着表达。写作就从一个人的灵魂里开始了。除此之外它并无奢求，除此并无欲望。只是后来，写作被篡改、渗透、玷污，被外物扭曲、挤压、异化。到了这个时代，写作的纯粹越来越少，功利目的却恶性增加。为了金钱与荣誉，职称与住房，太多人再也不能平心静气 “十年磨一剑”，他们被文学所带来的东西冲击着，有的坠落为“文化明星”，有的升华为“胡评家”，有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制造着“文学快餐”，但这样倒胃口的“文学快餐” 连自己吃一口都觉得恶心。写作的根本意义被取消。毫无意义的写作，只能被称为“写字”。
那么，该怎么办？我们写什么样的诗？或更深入地问：“我们能写什么样的诗？” 尽最大努力挑战自己，完成自己，闪耀自身的光，哪怕这光在历史的苍茫里何其微弱何其暗淡。最终，终极审判高悬在每个认真写作的诗人头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诗以至高之美选择着它的热爱者献身者。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有些气数已尽了……
——你曾张狂，你曾自命不凡，你曾侍才傲物，你曾对许多平庸的诗歌制造者不屑一顾，正是这一腔热血和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驱使你写下大量文字，借助于诗之形式。它受到某类读者的喜爱，也被另一类读者拒绝、排斥和敌视。没有一个诗人的诗能够征服所有读者的心，正如没有一颗星星能够照亮黑暗里的每一个角落，但对于你内心深处那至高无比的诗的尺度来说。你必须沮丧地无奈地承认：“你还没有写出你想写的诗”。一息尚存，努力吧，拼搏吧，或许这努力仍是有限的，这拼搏仍是徒劳的。
“多少年来，我们勤奋地劳作，但天堂并没有建成，只建成了辛酸的令人想起天堂的东西”。这是伟大的泰戈尔的心声，我相信，也是所有严肃诗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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