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貝爾·加繆
Albert Camus
1913.11.7－1960.1.4
阿爾貝·加繆是法國聲名卓著的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存在主義”文學的大師。1957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瞭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獎獲獎作家之一。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
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澤拉塔斯基所說：“極少有作家像他一樣，作為一個為他自己的生命、也為我們的生命寫作的人，展現在我們面前。”
加繆發誓放棄抽象論述和極端主義，找到了一種用清醒、崇高和稍微有些哀傷的風格撰寫政治文章的方法。
法國小說家和哲學家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當然是令眾多女性著迷的英俊男生，就像美國熱播劇《廣告狂人》的主角唐·德雷柏（the Don Draper）一樣令她們傾倒。這或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個事實是認識加繆的人在談到他是誰的時候首先談及的就是這個話題。伊麗莎白·豪斯（Elizabeth Hawes）2009年的書《加繆：一個浪漫傳奇》基本上是大學女生為之痴迷傾倒的哀怨故事，當她詢問曾見到1946年紐約之旅的加繆的《黨派評論》讀者群的倖存者，加繆是什麼樣時，他們，他們說，加繆讓人想起了電影明星博加特（Bogart在影片中扮演剛強、沉默寡言卻是熱心腸的英雄人物，如《卡薩布蘭卡》(1942年)和《非洲女王號》(1951年)。該期刊的編輯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說，“我能夠告訴你的是，加繆是我見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說話尖刻的萊昂納爾·阿貝爾（Lionel Abel）不僅將其比作博加特而且不斷告訴豪斯，加繆的核心特徵是他的“優雅”。（需要像列布林（A. J.Liebling）那樣更敏銳和更具法國味道的眼光才能注意到，從巴黎的風格來看，加繆在紐約時穿的西裝至少過時20年了。）
加繆喜歡讀者的如此喜愛，他甚至在給法國出版商寫文章時談及此事。“你知道，無論何時我都能簽訂拍電影的合同，”他開玩笑說，但不僅僅是開玩笑而已。看看40年代時卡蒂埃-佈列松（Cartier-Bresson）拍攝的加繆照片——豎起的風衣領子、梳到後面的頭髮、嘴中叼著香菸、稜角分明的面龐和活潑熱情的眼睛，活脫脫就是明星範兒。難怪人們認為他是電影明星而不僅僅是個聖人了，難怪他也很清楚自己擁有的迷人魅力。
加繆和女兒
他唯一的女兒凱瑟琳·加繆（Catherine Camus）的新書《阿爾貝·加繆：獨處與團結》（Edition Olms）基本上就是一本相冊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哲學探索也就完全說得通了。對思想者來說，相貌也很重要。聰明人通常都會因為某些缺陷而獲得補償，雖然使其張開藝術之弓的傷痛不過是鼻子過大或者耳朵向外突出而已。善於思考的相貌醜陋者——蘇格拉底或者薩特——是在用思想深刻來彌補相貌方面的不足。（加繆曾經看到過薩特極度討好一個漂亮姑娘，感到納悶他為什麼不像自己一樣玩酷的把戲。薩特誠實地回答說，“你見過我的臉嗎？”）當英俊男生或者漂亮美女從事思想工作時，給我們印象極為深刻，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本來能夠選擇其他道路贏得大名，他們選擇思想探索說明裡面有更值得追求的東西，而不僅僅是漂亮臉蛋兒通過露面就能獲得利益的迂迴路徑。
加繆的形象持續存在——我們紀念他不僅是優秀的作家而且是個人典範，是世俗意義上的聖徒，是時代精神的代表，也是大多數美國人都瞭解一些的最後一位法國作家。法國文學批評家有時候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恩賜態度對待他，高中課本里的經典作家也來了——這種口吻是法國作家米歇爾·翁弗雷（Michel Onfray）在其新出版的加繆生平《講秩序的極端自由主義者》（L'OrdreLibertaire）試圖糾正的偏向，他堅持認為，加繆不僅是更好的作家而且是比薩特更有趣、也更系統的思想家。
但是，本地讀者的懷疑主義並不僅僅是勢利眼。當今閱讀其著作，加繆或許更多是被當作偉大的記者——一個日記作家或編輯——而不是小說家或哲學家而被人記住。他的文筆優美，甚至在遵循常規思考時，他的文筆都清醒和流暢，在某種意義上是思想的真正低沉厚重。用法語寫成的標準傳記的作者奧利維耶·託德（Olivier Todd）認為，加繆或許得益於比包括波普爾和奧威爾在內的反極權主義英美同代人知道得更多。但實際上，加繆提出的大問題從來不是英美自由主義者的問題：我們如何讓世界在明天變得更好一些？為什麼今晚不自殺？這是法國典型的宏大敘事問題。對此問題，答案在最後出現——這做起來很容易；明天或許比今天更好些；畢竟，你必須對人有一點兒信仰——這並不減少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身上的魅力，他將此問題顛倒過來，優雅地倒過來看。
在美國，加繆首先是法國人；而在法國，他在很多時候仍然是阿爾及利亞人——法國裔的阿爾及利亞人，後來被稱為黑腳（pied noir），意思是前往阿爾及利亞定居的殖民地歐洲移民。厚厚一層陳詞濫調往往遮蔽了那個條件：正如來自密西西比州的作家被認為其身份中應該有一種沼澤地的神秘感，一種可利用的過去，這是北方人沒有辦法模仿的東西；同樣，“地中海人”在法國被認為有一種深厚的湖濱歷史。加繆擁有那種神秘感：他被認為帶著某種“原始”色彩——他是游泳健將，只是因為患上肺結核而作罷，他還是更優秀的足球運動員——-因為地中海人身份，他似乎更具古典味道，能接觸到橄欖園和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但現實往往更殘酷和更骯髒。他的父親是葡萄酒公司收入微薄的酒窖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打死了，當時加繆只有一歲。他的母親是保姆，為有錢的法國人家庭打掃衛生。年輕時雖然同情阿爾及利亞人的民族主義，但從內心深處，加繆明白殖民主義者剝削的故事應該包括她母親跪在地上擦地板的形象。不是每個殖民主義者都是貪婪的寄生蟲。
加繆的小說《局外人》
加繆是一流的哲學系學生，法國的尚賢體制甚至波及遙遠的省份。他因為在20出頭的時候寫了一篇論普羅提諾（羅馬新柏拉圖派哲學家（Plotinus）和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論文很快在當地大學出類拔萃。與共產主義調情之後，他在1940年手提公文包，帶著一卷小說手稿前往法國大陸，心中抱著當記者的野心。他曾短暫地為報紙《巴黎晚報》（Paris-Soir）工作，後來返回北非，在那裡寫完了兩本書。到了1943年，他返回巴黎加入秘密的抵抗運動的報紙《戰鬥報》，並出版了這些書稿：第一本小說《局外人》和哲學論文《西西弗斯的神話》。德國佔領時期，令人喪失鬥志和思想麻木的作品仍然能夠繼續出版，允許似乎遠離政治，沒有顛覆性的書籍的出版符合德國人的利益。
小說和隨筆表達了同樣的主題，雖然小說是向下走的，而隨筆是向上提升的：意義是你創造出來的，而人生是荒謬的。在小說中，加繆的人生是荒謬的意思是沒有方向感，而在隨筆中，人生的荒謬是在不能被確定性證明合理的意義上。人生之所以荒謬在於為什麼要關心這個問題呢？人生的荒謬也因為誰知道呢？《局外人》講述了一個感到異化的法裔阿爾及利亞人默爾索（Meursault）的故事，有一天他在海灘無緣無故地殺死了一個阿拉伯人。這個無緣無故的理由是關鍵：如果無緣無故採取行動是可能的，談論行為的好壞時或許從來就沒有任何理由。默爾索認為（加繆贊同）這個世界是荒謬的，因為沒有神聖的秩序，甚至沒有很明顯的人類目的，只不過是一個又一個倒黴事，你可能因為這個事或者那個事而倒黴：在一個所有意義被掏空的世界，最不道德的行為或許像最好的行為一樣有意義。默爾索殺害受害者的那個乾涸的、一望無際的海灘是這樣一個地方，不僅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是沒有真感情，它已經變成死寂壓抑的風景和城市風光，十年來那裡居住著畫家賈科梅蒂（Giacometti）的憔悴的行人和長著迷人眼睛的博加特等各色人等。
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加繆提供了一種方式，阻止了默爾索的荒謬演變成純粹的殺戮：他說，我們都是西西弗斯，都註定要把巨大的滾石推上山頂，然後看著它再滾下來，循環往復一直到我們去世。一方面承認行為在本質上總是荒謬的，同時學會推動巨石上山，並至少臉上維持一半的笑容——“人們必須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最突出強調的格言——是體面行動的唯一方式。
是加繆為《戰鬥報》寫的社論維持了他的聲譽長盛不衰。社論作家似乎是爬格子類別中最枯燥乏味和最無助之人：他們總結時代的觀點卻不能署名，表達真理和避免枯燥性是高難度的舞蹈——說到點子上常常很困難但也很少令人感到吃驚。優秀的社論文章與其說是贏得論證的勝利，因為其他一方基本就不聽，倒不如是告訴自己一方的人在爭論時應該如何表達觀點。（思廬哲學編輯）事實上，這是一種輿論傳導，作者是在試圖對自己一邊的人說出悲觀的論調和主調音。優秀的社論作家的教導不是“說這些”而是“聽起來應該這樣”。
加繆想要表達的不是什麼新東西：不過是自由、平等和博愛。但是，他找到了表達這些的新方式。口吻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他發現了一種在報紙上說話的方式，既不同於共產主義者喜歡的花裡胡哨的陳詞濫調也不是天主教右派沉悶呆滯的抽象論述。他的口吻不是伏爾泰式巴黎人的怨恨而是一種帶著憂鬱的崇高性。加繆的話聽起來很嚴肅，但也有些令人傷感--他為政治寫作活動添加了悲哀的權威性。在需要讓公共語言恢復尊嚴的時刻，他的寫作保持了一種尊嚴，在歷史進展太快時，他讓公共語言慢了下來。在解放之時，他寫到：
既然我們已經贏得了表達自我的手段，我們對自己和國家的責任就應該是巨大的。我們每個人的任務就是認真思考說什麼，逐漸塑造文章的精神；要認真地寫出來，同時不至於忽略國家重新恢復權威聲音的迫切需要。如果我們確保這個聲音有威力而不是仇恨，有令人驕傲的客觀性而不是空洞的修辭，有人性的關懷而不是平庸的說教，那麼我們就能夠挽救很多東西。
即便在慶祝歡騰的時刻，責任、關懷、漸進性和人性等是加繆的典型話語，它們不是法國政治話語中的常用詞。敵人不是這邊或者那邊而是修辭本身的抽象論述。他寫到，“我們見證了撒謊、羞辱、殺害、驅逐、折磨，就每一種罪惡而言，我們都不可能說服犯罪者不做這些，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因為沒有辦法說服人們相信一個抽象概念。”薩特在《戰鬥報》的個人簽名現場專欄中寫到，解放一直是“令人痴迷和高興的時刻。”（事實上，薩特持續避免上街，讓西蒙波伏娃寫作，他則在發表文章時署名。）加繆則認為，痴迷和高興是自由最不應該帶來的東西。他的關鍵詞是擔憂和責任。
加繆和薩特（左）
在40年代時，加繆和薩特有了密切的交往。雖然各自在見到本人之前都閱讀過對方的文章，但他們是在1943年的聖日耳曼（Saint-Germain）的咖啡館成了好朋友。當時，花神咖啡館（the Café de Flore）不是花費昂貴的場所，而是有暖氣片足以讓人在冬天時感到溫暖的少數地方。此後的十年，法國思想界的生活基本上受到這兩個人的行為的支配。加繆結了婚，很快就有了情人，再後來有了雙胞胎（和妻子的）。託德寫的加繆傳記的一位美國讀者驚訝地發現，在這對雙胞胎出生之後，加繆的生活仍然與往常一樣——他最深刻的情感依賴似乎仍然在薩特及其朋友圈那邊。事實上，法國哲學家在咖啡館辯論存在主義的形象就是從那個時刻開始的，就來自這幫人（在此之前，咖啡館裡的法國人辯論的是愛情。）
哲學家？他們是眼光獨到的表演者，他們是在歷史舞臺上演出。他們的第一次對話就是有關劇場的——薩特噁心地請加繆導演他的劇本《禁閉》（No Exit）的演出——沒過多久，薩特就被他推遲了很久才加入的抵抗組織派去佔領法蘭西國家劇院（the Comédie-Franaise）。（抵抗組織事實上有個劇場委員會）加繆來到劇場後，發現薩特在管絃樂隊的座位上睡著了。加繆開玩笑說，“至少你的椅子面對著歷史的方向，”他的意思是這把椅子比睡著的哲學家看起來有更多的承諾。這個俏皮話讓薩特煩惱不已，這有些出乎意料，因為這樣的笑話會在作家中廣泛流傳。
攻擊薩特是英美知識分子最喜歡的運動，在過去十年，克利夫·詹姆斯（Clive James）和已經過世的託尼·朱特（Tony Judt）都對薩特窮追猛打——所以值得回顧一下，為什麼加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尊重薩特的好觀點。薩特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年代和個人魅力。如果你問那些因為薩特而人生髮生重大改變的人為什麼這麼熱烈地崇拜他，他們可能說那是因為薩特的書《存在與虛無》和他在1945年的著名演講“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他把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協調起來。在有些人看來，這或許不像一種恭維--他們或許覺得就像父母在看到孩子吃早餐時把幸運符餅乾與家樂氏水果穀物圈（Froot Loops）混在碗裡吃時的那種感受，同時似乎很有活力。薩特發現了人道主義和歷史的角色——“人道主義”意味著個人行為產生迴響和意義的啟蒙信念，（思廬哲學編輯）“歷史”則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信念，依據辯證法不受個人控制地運行，但實際上做不到。薩特說你不知道歷史如何運行，但是你的行為可以表現出你知道的樣子：“如果我問自己‘社會理想能夠變成現實嗎？’我不能回答，我只知道無論我有多大權力讓它這樣，我都要做；除此之外，我並不指望任何東西。”再次，“人除了自己選擇的東西之外，他什麼也不是。他的存在只是他實現的自我，因此，他不過是他選擇的總結，此外什麼也不是。除了他的生活，此外什麼也不是。”（薩特的話有時候聽起來就像首屈一指的諮詢大師託尼·羅賓斯（Tony Robbins）——只有你能讓你成為你想成為的人——這或許是他魅力的一部分，悄悄地說）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鎖鏈之中，他錯了，人們只是出生了而已。還有什麼比選擇自由而不是打開身邊人的鎖鏈更好的方式呢？
薩特傾向馬克思主義和法國共產黨令人奇怪地模仿了17世紀法國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爾（BlaisePascal）支持基督教的“賭博”：這個信仰或許是真實的，但為什麼不能擁抱它呢？因為擁抱它，你並不損失什麼，但至少得到了信仰許諾的所有好處。就薩特而言，如果“社會理想”永遠不會到來，至少你嘗試過，如果它到來，你可能在無產階級英雄的萬神殿中贏得一席之地。這個推理或許有些卑鄙或自私，但對於帕斯卡爾傳統內部的人來說，那似乎是勇敢和魯莽的。（加繆稱帕斯卡爾“昨天和今天最偉大的人”。）薩特從來沒有加入共產黨，但他對黨的信仰和有意識的盲目結盟非常密切地反映了對教會的信仰，借用了教會道德目的的剩餘光環。我們不是說薩特沒有意識到蘇聯集中營的存在，他注意到了。他只是認為，你可以忽略它們，就像好的天主教徒並不假裝看不見教會常常造成的人間地獄，但仍然認為你能看到教會越過地獄指向的天堂。
1951年，加繆進而與薩特以及薩特的刊物《現代雜誌》（LesTemps Modernes）決裂，在該刊發表了他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在英文中被令人誤解地翻譯成“The Rebel”。兩人之間的裂紋很簡單，雖然導致裂紋的因素很複雜。薩特是法蘭西共產黨（the P.C.F.）毫不含糊的同情者，而加繆不是。薩特站在黨的立場上對被描述為“信鴿事件”的這種事情怒不可遏，其中黨的書記被發現在車裡有鴿子，被警方指控使用鴿子傳遞情報，就像優秀的革命者參與非法示威遊行。（結果發現，就像優秀的法國人，他不過是計劃做一道鴿子菜而已。）
在《反抗者》中，加繆寫到：獻身於生命的持續，獻身於他建造的房子，獻身於人類的尊嚴，獻身於地球，並從中獲得播下的種子所帶來的收穫和一次次地維持世界的存在。最終，正是那些知道在適合的時候如何反抗，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才能推動事業的進步。
在英語中，這聽起來不過有些冠冕堂皇。在1951年的法國，真正的意義是尖刻譏諷和十分明顯：只有道德上的傻瓜白痴才會以即將到來的革命的名義加盟共產黨。加繆辨認出薩特對共產黨同情者的描述作為信仰跨越的隱情。按照薩特的前提，解開身邊人鎖鏈的唯一實際方法是首先殺死緊挨著這個人的人，因為他是拴住此人的人；殺死所有獄卒，人人都獲得解放。加繆看到，這聽起來很偉大，但你可能看到，在你殺死了所有獄卒後卻發現其他獄卒取而代之。死在蘇聯的集中營與死在納粹集中營並麼有什麼區別。我們既不應該成為受害者也不應該成為劊子手，為了追求烏托邦未來，不惜犧牲掉當今活著的人，那才是悲哀的愚蠢之舉。
這個立場當然因為說出真理而受到讚揚，但是因為其勇氣受到稱讚就有些怪異了。畢竟，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斯大林主義恰恰是北美和西歐每個民主政府的立場。那是哈里·杜魯門的立場也是克萊門特·艾德禮的立場，是丘吉爾的立場，也是皮埃爾·蒙德（Pierre Mendès-France）的立場。那是自由派冷戰的教義：“極權主義”的真正繼承者是共產黨人，因而必須受到抵抗。
我們說，那是勇敢之舉，因為雖然普通人和政客更聰明，但法國知識分子的信仰正好相反。這不是虛假，而是有一個更微妙的東西在發揮作用。那是知識分子生活的本質——也是其價值的一部分——偏向極端的另類立場，因為常常最需要表達這種觀點。哈佛和耶魯給教授金錢讓他們向學生講述其相信的一切都是資產階級幻想。正如科赫兄弟給基金會成員金錢讓他們宣揚所有的資產階級幻想都是真實的。任何一種說法都不是完全真實的事實並不能改變需要花錢讓人說出這些觀點的必要性。我們花錢買的觀點是那些定義我們外在邊緣的東西，正如安·蘭德（Ayn Rand）在觀看她的忠誠宣言時所明白的那樣。我們想讓偉大的思想家表達極端觀點，因為我們渺小的頭腦已經表達了穩健的觀點。
在這個意義上，薩特的崇拜者抗議在他們看來英美批評家幼稚的道德化，這並不算錯。薩特的崇拜者在巴黎還有很多，他們堅持認為薩特首先是思想開放的人，他會因為自己的錯誤而譴責自己，也常常修改自己的錯誤，在站在蘇聯一邊之後沒有多長時間就與其決裂。他的思想開放，終身不渝地“追尋”（recherché）絕不能像觀看足球比賽那樣打分來蓋棺論定，正確觀點給三分，錯誤觀點給6分。
指控這樣一位思想家虛偽是不公平的，但是，指控他過分習慣性地享受幸福或許不是沒有道理。雖然薩特和加繆帶有自我廣告性質地標榜自己如何痛苦，但是，他們在戰後過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幸福的。他們的傳記之所以受到普遍歡迎是因為它們戲劇性地體現了現代人的令人惱火的痴迷，也因為它們呈現出左岸咖啡館和後半夜狂歡場所和漫長假期的學術圈的吸引力。這樣的生活隱含性地假設，其居住的社會無論你們說什麼都將繼續正常運行。（思廬哲學編輯）雖然倍受批評，咖啡館、圖書館和二手書店將繼續存在。法蘭西學院教授認為法蘭西學院不應該有教授，但他並不真的相信這個觀點，否則他就不是教授了。這不是莫斯科思想家能夠擁有的奢侈，更不是金邊思想家指望擁有的奢侈。薩特的大罪惡不是他的意識形態而是他的偏狹性，其意識形態事實上一直在改變。鼓吹觀點是行動的人並不認為觀點真正能夠改變生活，他期待生活將繼續像從前一樣進行，同時給予他讓生活變得更好的另外一個機會。如果你能得到，那就好。
加繆想要的是更好的共和國。他得到的是第四共和國。戴高樂常常被認為是抵抗運動領袖，這種神話如果與美國解放神話相比就不是神話了，也就是說，它真的發生了，不過你需要扔掉很多其他東西才能辨認出發生的事聽起來非常好。但是，他也創造了另外一個神話：第四共和國失敗的神話用以便證明第五共和國的必要性。事實上，第四共和國的議會協商比擁有像國王一樣大權在握的總統的第五共和國更多，它並不像指控的那樣更腐敗或效率低下，事實上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把法國從1945年的癱瘓狀態帶入到1958年的繁榮時期。其失敗恰恰在於沒有解決去殖民化的難題，對此，它並不比其他組成部分更聰明。
沿著這條線，哲學問題得以解決。讓歷史與人道主義和解或許困難，但是制訂法律，迫使資本主義給予工人比從前更多的權利、舒適和安全並不難，同時仍然尊重每個人經營小商店和咒罵政府的自由。每個富裕的西方政府都輕易地做到了這一點或正在做，雖然西方大師還在論證它是否可以想象的東西。這些事做起來比思考起來還更容易些——這是薩特似乎從來沒有非常清楚地搞明白的薩特式要點。
薩特對“反抗者”的反應是真正的帶有家長色彩的精緻講究。不是從彼得的座位上發出對異端分子的譴責，而且來自更下面的人，這不僅意味著家長的某種模糊性而且留下了先譴責最終再歡迎回家的可能性。譴責加繆的任務被轉交給《現代雜誌》的專欄作家弗朗西斯·讓松（Francis Jeanson），他完全偏向加繆，先是稱讚其文筆風格（稱讚作家的流暢文筆通常是暗示他在提出大觀點方面不聰明的方式），然後指控他在哲學上過於幼稚，對法國右派的工具缺乏明智理解。加繆的回應則完全忽略讓松，話頭直接專門針對薩特，指他是“出版事件的導演”。薩特接著做出回應，試圖扮演無辜者的角色，文章是讓松寫的，不是我寫的；你矛頭對準我，令讓松陷入尷尬境地。這樣，薩特既保護了讓松又矮化了讓松，隱含的意思是他需要得到爸爸一樣的保護，指控加繆對薩特貶低的小人物冷漠無情。這樣做幹得乾脆（其實，讓松是真正有意思的人物，比教皇還有更多天主教色彩，比異端分子更異端，最近我剛剛獲得瑪麗·皮埃爾·烏略亞（Marie-Pierre Ulloa）寫的很好傳記。薩特要比任何一種薩特式信徒更加舒服和更有手腕得多，加繆比任何一種加繆式信徒更容易深受內心正直的感動，讓松則是兩者兼有。作為阿爾及利亞反抗者的有偏見者，讓松是可憐的人，被隱蔽了幾乎十年，遠離聖日耳曼區——他是在這個圈子裡唯一認為他們都是當真的人。）
每個人都知道對方是脆弱的。稱薩特是“領導先生”（Monsieur le Directeur）也就是說文學官僚，這是加繆處在朋友立場的諷刺。薩特的回擊是對加繆在哲學上的裝模作樣擺出居高臨下的恩賜態度。“假設你沒有很好推理呢？假設你的思想混亂和平淡無奇呢？”他說。惱羞成怒之下，加繆選擇提醒薩特在法蘭西劇場的打盹，說作為曾經“從來沒有逃離當時戰鬥的”戰士，他已經受夠了別人的指教，何況此人“從來沒有把椅子放在面對歷史的方向。”就像讓格勞喬（Groucho）在電視劇《鴨羹》（Duck Soup）中勃然大怒的詞彙“暴發戶”一樣，“搖椅”一詞是對薩特的致命侮辱。兩人就此決裂，再無往來。
受到這次唇槍舌劍的傷害，加繆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問題上閉口不談。薩特看到的世界危機在南北軸而不東西軸上。蘇聯對歐洲的支配，和在那種支配下法國共產黨同情者的默許，以及其公然表現出向西歐擴展的慾望——或許是或應該是薩特的核心主題。但是，他專注的是主導50年代法國外交政策的殖民帝國戰爭，首先是印度支那戰爭，後來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中間是蘇伊士運河戰爭。看到50年代核心政治故事是西方民主國家捍衛自己自由的嘗試是有道理的；但是將其視為衰落的歐洲帝國要牢牢抓住其海外殖民地的嘗試也不是錯誤的，對我們來說，它在記憶中消退只是因為失敗得如此徹底以至於我們甚至不記得他們曾嘗試過。
雖然毫無疑問持有反殖民主義立場，但加繆拒絕參加國民解放陣線等多愁善感的論調，那是當時年代左翼圈子不可缺少的標配。竭力解釋他為什麼不能放棄法屬阿爾及利亞的觀點，至少是某種體面的妥協，那將確保多數派統治，同時確保“定居者”少數派的權利——他最終說出來的是底氣不足的說法，他不能放棄自己的母親。這似乎不過是血緣問題。由於缺乏更好的表達方式，他選擇了沉默，這個最不可缺少的社論作家在人生的最後五年都是被軟禁在家中不能說話，直到他在1960年車禍死去之前。他發誓再也不談論阿爾及利亞問題。
加繆於1960年因車禍身亡
加繆深刻地感受到被壓迫者的感情，也感受到看似壓迫者的感受。他認識到任何國家的大多數定居者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就像當地人一樣是這種場景的受害者，他提出了體面和移情的同樣主張。他們在很多方面不是無根的殖民者來到這裡為了撈錢——那些人將被本地統治階級所取代。殖民主義是錯誤的，但殖民者的人道主張就像被殖民者的主張一樣是真實的。任何人都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具土著性。這仍然是不時髦的說法，甚至是個禁忌話題；比如人們感覺到美國左派對南方黑人的那種居高臨下的恩賜態度。（劇作家阿索爾·富加德（Athol Fugard）的劇本是這種簡單化的很好解毒劑，曼德拉的道德偉大就在於看到和說出了布爾人像科薩人一樣是南非人。）加繆並不錯。他提到母親的意思是他的母親：不是血緣忠誠或者基因根源而是一輩子做保姆的婦女的特別經歷，她並沒有犯下任何殖民者的罪惡也沒有成為殖民者的幫兇，她並不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人更有理由被某些人趕走。不是他不願意為了事業放棄自己的根源，而是他不願意為了觀點而放棄他的母親。
加繆稱那個把阻擋歷史潮流的人不當成人的趨勢是“抽象”問題。他的意思是，我們總是可能無視富農或黑腳或者無論是誰的時代必要受害者的人性。馬克思的書讀得太多，你就可能看不見自己的媽媽。在歷史面前數萬農民是什麼？加繆認為所有的理想政府體制都是錯誤的，所有暴行都是暴行，都同樣是罪惡。在此意義上，作為自由派是一種成就，他有一種善於妥協的風格。薩特的圈子稱讚加繆的風格，卻反對它，是因為他們專注於某些概念。加繆對極權主義思想造成的威脅來自於他有能力把常識性原則加在一整套權威觀點和沒有時間特徵的格言之上。如果想了解道德機智和甜蜜，沒有比加繆在50年代的筆記更好的書了，那裡面充滿這樣的格言警句：“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是辯證法的織毛衣女性（tricoteuses，指的是在法國大革命時候，那些在斷頭臺下麻木不仁地一邊觀看血腥暴力的情景，一邊織毛衣的女性——譯註）”在一個個人頭落地時，他們重新編織被事實扯得稀巴爛的推理袖子。或者簡單的話“正義是唯一的大事。其他一切，那就要慈悲。”
自由主義在英語國家是樂觀主義者，因而總是有些愚昧昏庸。告訴西西弗斯他有一天將把那塊石頭推上山是空洞的希望。他不會。加繆想象西西弗斯承諾於日常行為；他並不鼓勵西西弗斯希望石頭更好或者山坡更短。這裡給出的建議基本上是一樣的——對現有的最好行動的短期承諾，但是，通過接受這塊石頭總要再滾下來，加繆將悲劇性任務賦予常識之上，在日常勞作推動巨石上山的人身上看到一張英雄的面孔。那或許是他曾經做出的最漂亮之事。
作者：亞當·貢尼克《紐約客》專欄作家
翻譯：吳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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