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十二月，曾国藩进京会试。但没有路费，只好四处告贷于亲族邻里，终于筹得三十二缗，到达北京城时，手里只剩下三缗钱。
古时一缗钱相当于一贯钱，大约值一两银子。可见，曾国藩是一个出身寒素的农家子弟。过去的历史学家都把他称为地主，不知所据何在？
曾国藩的故乡位于双峰县白杨坪（旧属湘乡），这里风景秀丽，民风淳朴。曾氏先祖世代务农，克勤克俭、乐善好施，订立了“男必耕读”的家规，这也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特色。
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于1946年主修的《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记载，曾氏家族是从曾孟学开始于衡阳迁居湘乡，传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人称竟希公），更加强调耕读传家，曾国藩对这位祖父毕生充满了崇敬之情，“耕读传家”也就成了曾国藩教子的核心内容。
曾国藩的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祖父曾玉屏年轻时候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轻薄子弟，到三十五岁才开始洗心革面做一个规矩的农民。他少时不读书，等到悔悟过来方知读书的重要性，因此对子孙要求很严。
包括对他们读书的要求，即使是家境再难，曾玉屏宁可节衣缩食，在子孙们读书方面也绝不含糊；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告诫家人，要以种田为本，虽富贵也不能丢了这个根本。
后来曾国藩做了翰林，曾玉屏也反复叮嘱家人，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将来的事业还很长，家中的琐碎事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一心一意做官。
曾氏迁居湘乡后，也拥有了几亩薄田，但由于家中人口众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曾国藩是长子长孙，也就成为祖父、父亲寄予最大希望的一个，希望他能“学而优则仕”，去完成祖父、父亲的科举梦想。
因此，早年曾国藩主要是跟从父亲曾麟书读书，由“四书五经”入手，打下登科入仕的基础。他先后师从衡阳汪觉庵、湘乡刘元堂，分别在衡阳唐氏私塾、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就读。
然而，当他先后进京三次赴考时，都面临着经费问题。当时从湖南湘乡进京，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颇为艰险，曾国藩需要走八十余天才能走到北京。由于家境寒素，曾国藩进京的路费盘缠都是从亲友那里借来的，这在他的日记、家书里有详细的记载。直到道光二十四年，我们从曾国藩的一封家书中得知，曾氏家中欠债尚不少：
至于家中欠债，则兄实有不尽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亲正月四日手谕，中云：“年事一切，银钱敷用有余。上年所借头息钱，均已完清。家中极为顺遂，故不窘迫。”
父亲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系何项？未完尚有何项？兄所知者，仅江孝八外祖百两，朱岚暄五十两而已。其余如耒阳本家之帐，由兄由京寄还，不与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钱五十千，尚不知作何还法，正拟此次禀问祖父。此外账目，兄实不知。
从信中可知，曾氏家中欠债，家里一直瞒着这位做京官的儿子，曾国藩自己估计欠债约六百两之多，但两个弟弟来信告知家中已欠债上千两。而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34岁，做到了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此外，这封信里还告诉我们，曾氏的近亲大多日子过得很是困苦：
“兰妹、蕙妹家运皆舛……蕙妹再过数年不能自存活。”岳父“欧阳沧溟先生夙债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者久之。”“楚善叔为债主逼迫，抢地无门。”丹阁叔、宝田表叔“境遇窘迫难堪……则亦可怜也”。“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无策”。“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贫，见我辄泣。”
可以想见，曾国藩在写上述这些时，心里亦是充满了愁和苦的。
选摘自《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刘绪义 著，九州出版社
作者于《曾国藩全集》中撷取第一手可信材料，通过思辨及梳理，将读者带回十九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围绕“权力”与“修养”这两个重大问题，揭示了曾国藩成功的真正秘诀，还原了曾国藩领导艺术的魅力。
同时，作者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从为师为将为相到治国治家治身，系统阐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意义在培养人才与陶铸世风。因此，这既是一部全新视角研究曾国藩及晚清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领导干部可资镜鉴的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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