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5日正值國慶長假，我到揚州淮海路86號去修華為手機，完事兒以後看看時間還早，就乘27路公交前往黃金壩路佳家花園，冒雨探訪一下記掛已久的汪中墓。
汪中的墓在佳家南園小區裡面，這裡屬於揚州市邗江區城北鄉三星社區，開發商（或是有關部門？）很有良心地保留了墓冢，還在墓碑前建了座牌坊式的陰陽隔牆，上面嵌有“汪中墓”漢白玉石額。汪中墓前是“揚州最後的文章太守”伊秉綬所題的墓碑：大清儒林汪君之墓，墓周有遍植翠竹的小徑圍繞，竹林外又有茂盛的樹林，樹林外是一圈河塘，小橋、亭子、太湖石環繞，整個墓園既是一座小島，又是一處園林風景點。對比我曾經探訪的已被破壞殆盡的李春芳、黃得功、王永吉、李柟、王引之、史致儼、陳六舟等多處名人墓，汪中墓的結局是令人欣慰的，位於揚州雷塘的阮元墓保護得也不錯，不得不說，揚州人在歷史文化的保護傳承方面，有意識更有措施，值得點贊。雨越下越大，我繞墓一週，即離開。
【汪中墓陰陽牆】
【汪中墓碑】
【汪中墓冢】
【汪中墓園】
以下有關汪中的信息，摘自我的《阮元儀徵事》一書。
道光丁酉（十七年,1837）九月，汪喜孫（1786-1847，字孟慈，江都人，嘉慶十二年舉人，官至河南懷慶知府）將他父親汪中（1745-1794，字容甫）所著《上謝東墅師書》六卷請阮元題識。阮元翻閱文章，想起了謝墉當初說的“餘前任在江蘇得汪中，此次得阮某矣”，音猶在耳，一晃五十二年過去了！阮元感慨頗深，深情寫道：
當初謝東墅恩師督學江蘇，識拔學人，選得了汪容甫先生，非常欣賞和重視他。說實話，那時的汪先生，學識水平和文章名氣還只是侷限在他交遊的圈子裡，只有劉端臨（劉臺拱，1751-1805，字端臨、江嶺、子階，江蘇寶應人，阮常生岳父，詳見我書《阮元儀徵事》第三章第一節“清官常生”）等少數人瞭解先生，其他人都對先生不瞭解。因為汪先生性情率真，秉性較直，所以世人不僅不瞭解他，還有誤解，甚至還有詆譭他的。先生也不屑於辯解，任由評說。乾隆四十二年（1777），謝東墅恩師將汪先生選為拔貢，學官以下眾人無不議論紛紛，都在謝東墅學政面前說汪先生的不是。恩師力排眾議，對他們說，汪中即使很渾沌、很窮奇、很檮杌、很饕餮，但是他的文章好，我就是要選拔他！後來汪先生每有好文章，必呈恩師，恩師每次都很欣賞。並且說，容甫的學識在我之上啊。如果單以學識而論，我面北朝他！嗚呼！今天還有像汪先生這樣學識的人嗎？今天還有像謝東墅恩師這樣慧眼識才的人嗎？
恩師在上書房時，遇有年節，按例會進些文章到御前，每次都是請汪先生預選。這本《上謝東墅師書》裡有好些都是這樣的內容。書裡提到的“阮封君”是我先大夫也（阮元父親阮承信）。我在北京做詹事時，汪先生常與我父親相聚。我是乾隆四十七和四十八（1782、1783）年間認識汪先生的，常與凌仲子（凌廷堪，1755-1809，字仲子，安徽歙縣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汪先生等人泛舟同遊揚州平山。汪先生談論經史，指點江山，意氣風發，文思泉湧。我還見到過汪先生的《校大戴記》初稿。後來我入京工作了，與先生沒了聯繫。等我去浙江做督學時，先生已經去世了。我於嘉慶初年得到汪先生的述學稿，將此稿與孔撝約（孔廣森，1752-1786，字撝約，山東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先生、錢溉亭（錢塘，1735-1790，字學淵，號溉亭，江蘇嘉定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進士）先生的著作合併在杭州刊印。道光初年，我又將收集到汪先生的文章彙集到《皇清經解》中。
我於道光十五年（1835）返回北京工作後，經常與孟慈見面。孟慈的學問受益於汪先生父教，清新脫俗，略有父風。我常常讚許孟慈，真是個大孝子。凡是汪容甫先生的所著所寫，哪怕片言隻字，我發現了告訴他，他總是“析及精微、心知其意”，一定要研讀再三、分析領會。如果發現了汪先生的手跡，哪怕是斷箋敝紙，孟慈總是如獲至寶，精心收藏。像這麼好的弟子如今不多見啊。（《揅經室集》續集卷三《汪容甫先生手書跋》）
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都人，七歲喪父，家境貧寒，勤奮好學，無書不讀，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十歲不到就中秀才，乾隆四十二年（1777）被學政謝墉取為拔貢。但後來沒參加鄉試，基本上以做幕僚為生。
謝永平《汪中評傳》介紹，汪中性情傲兀，喜歡挑別人的刺，越是名人越抬槓。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這也是影響他科舉前途的因素之一。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號北江，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說，汪中總盯著揚州安定書院，每有新山長到任，他總是向人家提疑難問題，弄得人家下不來臺，他卻大笑而出。沈志祖、蔣士銓（1725-1784，字心餘，號藏園，江西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進士，官翰林院編修）都被他難倒過，尤其沈志祖本已年老，被他難倒後沒幾天便去世了，眾人都認為是汪中造成的，視他為狂生。對知名學者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官至內閣學士）、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年1739進士）、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巖，浙江會稽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官國子監典籍）、張壎（1735-1786，字商言，號瘦銅，江蘇吳縣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官內閣中書）辯論無所辭讓。他還當著眾人的面說：“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1744-1832，字懷祖，號石臞，江蘇高郵人，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官至直隸永定河道）、寶應劉臺拱和他汪中，不通者歙縣程晉芳（1718-1784，字魚門，號蕺園，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興化任大椿（1738-1789，字幼植，江蘇興化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官至御史）、興化顧九苞（1738-1781，字文子，江蘇興化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進士）。有一位縉紳拿著自己的文章請汪中指教，汪中說：“汝不在不通之列。”縉紳很高興，過會兒汪中又說，你再讀三十年，可望進入不通之列了，讓人十分難堪。（許承堯《歙事閒譚》）汪中就是這樣任性。
阮元在《廣陵詩事》卷四中也記載有汪中任性的故事。汪中當初做秀才時，與興化顧文子齊名。謝墉視學揚州的時候，將他們二人叫來問話，讓他們自己說說誰最牛。顧文子謙虛，而汪中則說，我第一，九苞第二。謝墉好奇問道，你咋就不謙虛點呢？汪中說，國家選拔人才的地方，哪裡容得說多少話呢，一言論定！為了個謙遜的虛名，失去了真實的自我，因世俗客套失去了機會，豈不是事後要更加後悔嗎？
在《廣陵詩事》卷三中，阮元記載汪中著有《廣陵通典》三十卷，考核廣陵疆域、沿革極為詳核。曾經自稱其中出處來源於《春秋》，可惜這方面沒有形成專著，但是在他的《左氏春秋釋疑》及《居喪釋服解義》（今刻《述學》中）中可以看見其梗概。他的《傷心集》，收錄了古人的哀傷之文。他還有《春秋後語》，但也沒有刊刻。他的《述學》三卷雖然自刊了，但印數很少，很難找到。我喜歡他的文章，珍惜與他的友誼，將他的著作收錄並刊刻在《琅嬛仙館著錄書》內。
在《廣陵詩事》卷九中記載有汪中幼年的故事，說汪中幼年孤貧，喜歡讀書但家中沒有書籍，又買不起書，就到書店中借閱，看過一篇就記住了。後來做販賣書籍生意，且販且誦，所以能夠博覽古今文史。
汪中的原配夫人孫氏，也能作詩，有一句特別好：“人意好如秋後葉，一回想見一回疏。”
阮元對家鄉山水頗有感情，並且多次引經據典、結合自身實地考察，對長江下游南、中、北三江的形成和演變，對“廣陵”的範圍界定等有很多論述（詳見第四章第三節“家鄉山水”）。在《廣陵詩事》卷五中，阮元不吝篇幅，全文收錄了汪中的《廣陵曲江證》《廣陵對》和俞思謙的《廣陵曲江考》，對汪中的考證結論持支持態度。他說，看了汪中和俞思謙的文章，可以確認曲江在揚州無疑。《禹貢》裡說到的三江，今天揚州的瓜洲與潤州之間入海的就是北江，由東壩經太湖至松江入海的是中江，由石門過錢塘至餘姚入海的是南江。我考證二十年，查閱眾多典籍、問詢專家土著、實地考察江浙兩省各縣地勢，形成各種可能的結論，反覆推敲多次，現在可以決然定之。阮元感慨道：古今地勢變遷，迥然不同，不能拿今天的現實懷疑古人的結論，那是夏蟲不知道冬天啊！
汪中博學卓識，著作眾多，尤其研究經史成果豐碩，還敢於質疑四書之說。他對先秦諸子都有較深見解，是揚州學派的突出代表。阮元在《傳經圖記》中盛讚汪中為“通儒之學者”。在他逝世後的祭祀活動上，阮元書題“述德誦芳”匾。
汪中文采飛揚，尤善詩文，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駢文，《哀鹽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漢上琴臺之銘》等都是膾炙人口、爭相傳誦的作品。最讓世人記得汪中的是他的《哀鹽船文》。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駢文，該文以瑰麗的文詞、優美的韻腳、嚴謹的對偶和真實的情感，描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十九日，儀徵沙漫洲沿江鹽船發生大火，火燒連營、慘不忍睹的情形。文章開頭描述儀徵沿江的繁華：“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於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徵綰其口。列檣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隱若城廓。”這段話是儀徵人介紹本地歷史、激發愛鄉自豪感時必用的經典文字。
限於篇幅，這裡僅將此文第一段翻譯成白話文如下：
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乙卯日（《府志》記載是乾隆三十六1771年九月），停泊在儀徵縣境江面上的鹽船發生了火災，共焚燬船隻一百三十艘，燒死和淹死了一千四百多人。當時，朝廷的食鹽專營制度規定了兩淮鹽運的經營範圍，從東面的泰州開始，到西面的漢陽為止，幾乎遍及半個中國，而儀徵正是控扼鹽船來往的水路要津。這裡有大量的鹽船聚集，桅杆遮蔽天空，沿江林立，遠遠望去，隱隱約約宛若城廓。如此繁華盛景，卻突然毀於一旦，死者都變成了燒焦的肉乾。平白遭受如此巨大的災難，能不叫人悲傷麼？
《道光重修儀徵縣誌》卷四十六《雜類志》“祥異”條目記載，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十九日（估計是汪中記錯了年份），沙漫洲火，焚鹽艘六十餘隻，客商舟楫無算，傷人極多，自康熙中舊港火災後，故鹽舟移泊於此。
汪中寫《哀鹽船文》時二十八歲，才華橫溢、激情滿懷，時任揚州安定書院山長的杭世駿（1695-1773，浙江仁和人，字大宗，號堇浦，雍正二年1724舉人，乾隆元年1736舉鴻博，官至御史）為之作序，說該文“採遺制於大招，激哀音於變徵，可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
《縣誌》卷三十九《人物誌》“僑寓”條目中引用了汪喜孫（孟慈）《容甫先生年譜》裡的一段記載，是汪中居住在儀徵十年的軼事。其中說到，汪中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遷居儀徵的花園巷，破屋三楹，四望田野漫漫，屋前有一池塘，裡面的水是引江潮從涵洞流進來的。到了夏天，江水潮大，不僅池塘滿溢，家裡也被淹了，水位高達二尺，老母鄒太宜人有病不能動，只好蹲在桌凳上，這種日子一過就是十年。汪中曾經在家門上題聯：“海內存知己，高堂有老親。”這個自嘲很有意境，至今還被大家傳誦。
《縣誌》還記載了汪中在儀徵時的一首詩：
《饋山長沈公家園扁豆》
學圃關心十畝閒，豆苗九月未凋殘。
西風滿架花開密，白露中宵墮葉寒。
老母閒居曾手植，先生晚食好加餐。
秋崧春韭山家味，多愧投身在玉盤。
可見汪中的母親還是位勤勞之人，種點瓜果蔬菜補貼生活，吃不了還能送給朋友。
汪中在儀徵生活了十年，儀徵民間流傳著不少“汪半仙”的故事，如曬肚子曬書、撒錢戲弄縣官、幫寡婦趙玉芝寫“父死夫亡、子幼翁邁、守嫁兩難、清官明斷”的帖子募捐、破知縣一字詩題（經查“一蓑一笠一扁舟”詩實為山東新城人王士禎（1634-1711）所作《題秋江獨釣圖》）、皇帝接見汪中對“徒發師不發，心高命不高”對子等。由於缺少資料佐證，甚至有明顯錯訛，《阮元儀徵事》一書未予錄入，有興趣的朋友，可找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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