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報紙的重要，不在於它的啟蒙程度。它的啟蒙內容，都是拾康梁之牙慧，遠不如上海諸啟蒙報來得前衛、激烈。《京話日報》能夠在社會發達程度比上海落後五十到一百年（孫寶瑄語）的北方取得成功，主要在於它與“下等社會”良好的互動，用創始人彭翼仲的話說，《京話日報》提供了“天下人說話的地方”。
上海《新聞晚報》將於2014年休刊。消息傳出，紙媒界一片兔死狐悲之聲。也有人說，早該來了，這是世界大勢。
一張生於1999年的報紙休刊，是舊時代的殉葬品，還是新媒體的受害者？就事論事，我並不清楚其中的博弈與決斷，然而“報紙已死”的論調聽聞已久，不妨就此談談。
很多新聞史家驕傲地宣稱中國是第一張報紙的誕生地，他們指的是公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出現的“邸報”。不過，正如大學和足球一樣，宣示中國的發明權對討論問題沒什麼幫助。
現代報紙完全是舶來之物。從《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到《萬國公報》，從《申報》到《新聞報》，中國老百姓把它們統稱為“洋報”，它們不是出自傳教士之手，兼顧傳播教義與商情新知，就是來自英美的風投，向保守的上海工商界推銷它們的“信息”——幫助《申報》、《新聞報》打開銷路的，不是時事要聞與深度報道，而是每日戲園的演出節目表。
《申報》
等到中國人開始辦自己的報紙，他們就像接受西方的一切新事物一樣，迅速將其精英化，同時單面化。梁啟超稱“報紙、學堂、演講”是“啟蒙三利器”，是的，從《中外紀聞》到《時務報》、《強學報》、《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警鐘日報》，自主品牌的報紙發生史，就是一長串的啟蒙報紙名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文報紙基本上是兩大系統，外資報紙經營傳教與商業，中資報紙主打啟蒙，所謂啟蒙，基本上是居高臨下的宣傳與教誨。即使啟蒙者為了降低讀者門檻，不情不願地使用“白話”，他們的敘述中仍然充滿著“高等常識”。把《中國白話報》任何一期放在今天的網上，都不見得多少人能完全看懂，何況是在一百多年前識字率不超過5%的老中國？《中國白話報》的主編林白水曾經擬想報紙可以下沉到“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而結果有能力讀懂這張報紙，仍然只有學生和商人組成的“中等社會”。所以那時的報紙，是不折不扣的小眾讀物，是上層精英辦給中產人群看的宣傳品。
林白水
或許唯一的例外是《京話日報》。這張報紙的重要，不在於它的啟蒙程度。它的啟蒙內容，都是拾康梁之牙慧，遠不如上海諸啟蒙報來得前衛、激烈。《京話日報》能夠在社會發達程度比上海落後五十到一百年（孫寶瑄語）的北方取得成功，主要在於它與“下等社會”良好的互動，用創始人彭翼仲的話說，《京話日報》提供了“天下人說話的地方”。
能夠形成這樣的局面，有內因，也有外因。內因是《京話日報》創始人彭翼仲、梁濟等人身上的草根色彩，他們的身份不是“小吏”，就是商人，雖然籍貫各異，但都是在北京土生土長。在周邊的小販、貧民眼中，他們自然也是大人老爺，但不是夠不上的那種。
外因呢，跟北京庚子事變後一年多的“殖民地經驗”有關。是的，書上一般不這麼說，但這一年多，中國的首都是被八國瓜分殖民的，它對北京社會等級秩序的顛覆，比上海、天津的租界或許還要徹底，因為居民無處可避。對《京話日報》支持最力的，是旗民群體，這跟他們在庚子年感受到的最慘痛的亡國滅族危機息息相關。他們需要說出內心的恐懼與哀痛，而被列強交還給朝廷的北京，在那幾年言論氛圍又是異常的寬鬆（當然是與庚子前相比）。
《京話日報》
因此，造就《京話日報》奇蹟的成因，與網絡時代媒體的“去精英化”竟有幾分相似：讀者提供新聞，讀者提供觀點，主事者有所引導，但也是因勢利導。試想，一張報紙最重要的頭版“社論”，都長期由讀者來稿充任，在後來的一百多年中，有沒有報紙可以做到？（關於《京話日報》的詳情，可以參考今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北京報界先聲》）
不過例外終究是例外，1906年《京話日報》因政治事件被迫休刊，1912年清廷退位，南方精英大批入京，同一年秋天著報史象徵意義的《申報》由買辦席子佩轉讓給了有張謇等實業家支持的史量才，中國的媒體格局有了巨大的改變。
但這種轉變跟世界性趨勢並不同步。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世界新聞業出現了從歐洲式“高級報紙”（政論型報紙）向美國式“大眾報紙”（社會型報紙）的轉型。如英國在1896年創辦第一份大眾報紙《每日郵報》（Daily Mail），從內容編排和發行渠道都刻意區別於《泰晤士報》等“高級報紙”。1900年，《每日郵報》的發行量超過100萬份。
所謂“高級報紙”與“大眾報紙”之別，簡單地說，就是“宣傳”與“互動”在報紙運營中的比重發生升降變化，從“我寫什麼你看什麼”轉為“你要什麼我寫什麼”。這種變化後面的動因，有印刷、運送能力的提高，有報紙商業化之後報價的降低，有整個社會接受信息習慣的變化（比如以前是聽聽流言，傳傳小道消息，現在相信報紙甚至將之當作最主要的信息源），但總的來說，可以概括成一句話：信息從稀缺資源變成了過剩資源。
我承認《邸報》也是一種信息載體，但它跟三十多年前的《參考消息》一樣，需要一定級別才能訂閱，幾乎是一種壟斷性資源。清末民初的媒體，仍是簡單的“受眾購買信息”模式。《京話日報》是晚清唯一可以進入下層社會的正式媒體，在這張報紙上，從頭到尾都看不到一則廣告！辦報是一種無利可圖的事業，彭翼仲辦《京話日報》，賠累得房子都抵押了，借不到錢幾乎自殺。南方那些革命黨辦的報紙，《蘇報》那樣因政治迫害而封停的只是少數，大部分是因為經濟虧損而停辦。即使是《申報》這樣的商業大報，盈利狀況也不太樂觀，否則也不會在辛亥前後數易其手。
1916年，李大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的報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他說，民元、民二時，外國人到中國旅行，無不詫異於北京報館之多，為世界之冠（民元時達100多家），而全國報館有430多家。這說明當時處於一個輿論爆炸性釋放的時期，與整個清末時期的壓抑有關。然而，這是超越市場需要的局面，結果只能是李大釗說的報界不得不“為經濟所困而呻吟於勢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驅策之用”。每個政黨，每個派別，甚至每個軍閥都熱衷於支持一家或數家報紙，以為宣傳之用。而輿論界期盼的“報人職業的獨立”卻遲遲不曾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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