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识得唐绍仪是在1884年的汉城。当时汉城政变，到处一片骚乱，袁率军赶到中国驻朝税务处，看到唐绍仪一人持枪立于大门口，英姿勃发，气定神闲，并且因为不认识他而不许他入内。袁说明自己身份，和他聊起天来。当得知这人还是“海龟”，耶鲁大学毕业，当下就大为赏识，一心要将唐绍仪收为己用。后来唐绍仪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就得益于袁的大力提拔，而唐则一直是袁的倚重股肱，为袁领导的“清末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袁世凯手下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被称为袁世凯门下的“龙、虎、狗”，都不是等闲之辈，但对他也是唯命是从。一个处在顺境中的人，会很自然地将自己所得到的帮助归之为自己的本事或者运气；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人，则自然地将自己得到的帮助看做是别人的恩典和赐予。掌握这个人性的普遍规律，感情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也就一目了然。
袁世凯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成为政坛不倒翁，在晚清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中权势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的圆滑、灵活有关。前面说到袁世凯处心积虑地结交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但他的发达，也并非交友广阔这样简单。他能结交人，更能笼络人，关键还能留住人。当时的人们认为袁宫保讲“义气”，有江湖气，一贯拿钱当王八蛋，“手面毫阔”，“念旧”。这也是很多人对袁世凯的一般观感。在官场上，他虽也不得已做出过“丢卒保车”的事，但他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同样也很少做赶尽杀绝的事。观其一生，在政坛纵横驰骋，真正和别人决裂到誓不两立的情况少之又少。
他总想留着和别人见面的余地。即使对孙中山一派，他最初还是极力想笼络以为己用的。他私下对自己的心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指革命党人）来了，我们当然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儿里。”意思是只要革命党尊他为老大，他完全可以以和为贵，利益均沾的。面子上，他总能做到对谁都一片情谊。就以向上找靠山来说，袁世凯并非单独恭维、孝敬那拉氏一人而已，凡是能向那拉氏接近说话的人，无不十足敷衍结纳，据说京中满汉各大员，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举凡讲究排场的事，袁世凯都有“份子钱”奉上来——只要值得巴结，巴结得上，他对谁都巴结。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风雨飘荡、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脱颖而出，走向历史的前台，固然是凭借着他自己的“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但是，倘没有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是没法在极为腐败的晚清官场中混下去的。
閱讀更多 大河奔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