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文楊光治所寫，談了出版席慕蓉《七里香》的經過。在那年代，要出版一本書是多麼困難啊！
與謝非談話照(左起：筆者、謝非，花城社長王曼、總編輯李士非、省出版局長羅宗海)。
一
事情發生在1986年7月，我在花城出版社詩歌編輯室工作的時候。
那時詩歌編輯室只有人口三丁：主任是羅沙，我當副手，還有一位年輕編輯。由於老羅年紀較大而且住地較遠，每週只來一兩次，因此經常由我“當家”。
一天上午九時許，我獨自一人在室裡看稿，突然，省委副書記謝非在省出版局局長、黨組書記羅宗海，本社的社長、黨委書記王曼和總編輯李士非等人的陪同下走進來。我從未直接接觸過這麼大的官，於是連忙離桌迎接。那時，省出版部門的辦公環境逼仄而簡陋，省出版局、花城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同擠在一座既無電梯又無空調的四層舊樓裡辦公。“花城”雖然已譽滿全國，但“詩歌”等幾個編輯室只能在樓頂天台臨時搭建的幾間小板房裡分別棲身。室內既無舒適的軟椅，也無泡茶的設備，所以，我既沒有請謝非坐下，更沒有向他敬茶，大家都站著。
謝非環顧周圍後誠懇地說：“我是來看望你們，來聽你們的意見的。花城社的工作條件不夠好，你們的工作卻很繁重，辛苦了！”
謝非時任廣東省委副書記，是一位大官，而我不過是一名小小的編輯，本來應當恭恭敬敬地說“感謝領導在百忙中親自到來關心出版事業，這對我們是極大的鼓舞”之類的說話來回應，可是卻說不出口，因為我正深懷苦惱———
當時，假大空的詩風已被廣大讀者鄙棄，“朦朧詩”已經紅了一段時間，而舉著“反英雄”、“反意象”的旗幟，打著“非非主義”、“海上詩群”、“莽漢主義”、“撒嬌派”等旗號的數十個“後崛起詩群”正在迅速崛起，詩壇表面上一片興旺，實際上光怪陸離。類似“你注射小便讓天氣進入黃海/人們一下窩囊起來”、“夜起太陽墜地有聲，鑄為生鐵農具，令移筋接骨的方術在寅時開鐮，削我腿中血孔如一息唇氣灌笛蕩腸，暗中撮舌，齊宣大音密語”之類的怪詩、玄詩紛紛出籠，令人們莫名其妙並嘆息不已，還破壞了詩歌這種文本的形象。面對此情此景，身為詩歌編輯的筆者憂心忡忡，為了給詩歌“正名”，竭力尋找一些抒情真切、語言精美的作品來出版，終於在不久之前，輾轉找到了臺灣女詩人席慕蓉的詩集《七里香》。讀後感到它大有出版價值，即向社領導申報出版。但由於當時海峽兩岸仍處於隔絕狀態，我們對席慕蓉的政治背景毫不瞭解，所以社領導對此無不猶疑；就算本社領導通過了這一選題，還須讓出版局的科長、處長們審查批准才能送廠排印。那時候還未廣泛地使用電腦，書稿送到印刷廠後，先要由工人從“字粒”架中逐一撿取，製版以後，三次送回出版社校對，每次校完又都要退回讓工人再次撿字，因而出版週期往往超過一年。《七里香》這一選題的事我已上報了一個多月，但仍然無聲無息，能否批准還是未知數，於是一腔牢騷頓時朝著謝非衝口而出：
“條件不好、工作繁重我們都可以承受，但有些妨礙工作的條條框框卻令人難以承受！”
謝非客氣地要我說出來。
我即坦率地訴說：“一名想有點作為的編輯，不能坐在辦公室裡等待好稿自動飛來，而必須主動爭取。一是主動‘出擊’，估量讀者的需求和了解國內是否已出版過同類書籍之後，進而策劃選題、選定作者並進行聯繫，為此甚至不遠千里跑去約稿。二是主動引進，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我們應當充分發揮這一優勢，一旦發現海外和港臺地區的好書，就應當迅速拿來。可是，根據目前的規定，選題必須在前一年的年底由出版社向出版局申報，出版局進行審查是必要的，但是時間拖得太長，起碼要到次年二、三月才批覆，這就延誤了時機。還有，如果是編輯主動組稿，稿件一旦被否決，我們將失去信用，還必須向作者賠償損失……這些事情都令編輯和出版社領導人感到頭痛。”
謝非說：“你的意見很好，海外和港臺地區的好書應當引進，有關部門審查選題應當儘可能迅速，但有的選題需要慎重研究，這會耗費多一些時間。”
他不愧是領導人物，回答周密而得體，語調淡定而溫和。缺乏涵養的我卻情緒衝動，馬上“放炮”：“我們的每個選題，都是經過相關編輯人員認真考慮和經編輯室集體研究的。我們這些人都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藝術眼光！”
“是的，我們都知道花城社編輯的素質較高，所以這幾年出了不少好書。可是為了避免和減少差錯，有些選題在出版社同意後還必須由有關部門再次審查。可能是由於有關部門人手較少而延誤了一些時間，希望你們理解……”
大概他還要繼續說下去，但我卻顧不上禮貌立即反駁：“這不能成為理由！多邀請一些有經驗、有水平、有較高思想覺悟的社會賢達或離退休人士來審讀，不就解決了麼？”
“你這個意見很好，”他答。跟著轉向陪伴身旁的省出版局領導人說：“你們要認真研究，認真處理。”
我仍不肯罷休，繼續說：“現在，出版社每年出版多少本書，上級都有明確規定，這很不合實際。那些編輯能力較弱的出版社為了不浪費書號，可能會出一些水平不高的作品，濫竽充數；那些策劃和組稿能力較強、較有影響的出版社，可能會因為書號不夠而將好稿拒之於門外。如果想增加書號，必須申請，程序相當麻煩，這就增加了出版社的工作負擔又拖延了時間。”
“這個問題也很值得注意，我們會向有關部門反映。”
我還有話想繼續說，這時，一位陪同人員卻說：“謝書記很忙，他會認真考慮你的意見的。”謝非伸手與我握別後，隨即全體離去。
“歡迎謝書記以後多多光臨指導！”我半開玩笑地說了這一句便重回桌子前工作。
二
此事迅速在社內流傳開來，說我楊某人“唾沫橫飛，‘頂撞’謝非”。午餐時，幾位同事向我瞭解，我如實地說了出來。其中有人對我說：“你這個小小的編輯室副主任敢與高級大人物頂撞，這是典型的犯上，不怕產生不妙的後果嗎？”我答：“其實不是有意頂撞，只因為一時激動，忘記他是大官了。我對他說的都是實話，都是為了搞好工作才說的，不吐不快。副室主任算什麼？不當也無所謂！”———這也是實話。
然而我卻沒有因“犯上”而倒黴。當天下午，社領導有召，我以為是去接受批評和去聽取撤職處分的決定，可是聽到的卻是讚揚：“上午，你說了一些我們不便說的話……”過了個多月，室主任羅沙離休，我被升任為室主任；五年後還升任副總編輯、副社長———這是後話。
幾天之後我看到了照片，才知道本社一位工作人員將當時的場面拍攝下來了。照片中的謝非手拿摺扇，神態安詳，很有風度；而我這個小人物卻兇相畢露，顯得毫無教養。至於當時是否真的“唾沫橫飛”或只是偶“飛”一二，自己也不知道。
與謝非對話後不幾天，《七里香》即獲得批准出版，封面設計、印刷、校對工作也很順利。我還特意撰寫《流淚記下的微笑和含笑記下的悲傷———讀〈七里香〉》一文投到《羊城晚報》“花地”副刊發表，產生了很好的宣傳作用，1987年2月該詩集問世後很快形成銷售熱潮，連續重印多次。我興猶未已，又託人在香港找到了席慕蓉的《無怨的青春》和《時光九篇》先後出版。過不久，偶然在一份香港文學雜誌上讀到了被譽為“詩魔”的臺灣詩人洛夫的《邊界望鄉》，被其強烈的思鄉感情和深厚的藝術功力吸引，雖然知道他是臺軍的退休中校軍官，也忍不住撰寫了《奇異、鮮活、準確———淺論洛夫的詩歌語言》一文予以評介，還趁他首次踏足廣州之機當面組稿；並向社領導提出“如果作品有政治問題，由我負全責”的“慷慨”承諾，推出他的分類詩選《詩魔之歌》。
就這樣，我率先在大陸地區推出了這兩位臺灣著名詩人的作品，在詩壇和讀者中產生很大影響。
幾個月後，我參加陳蘆荻、黃雨、曾敏之、劉逸生、韋丘等詩壇前輩茶聚時，有人問及“唾沫橫飛”的事，我也如實述說了。他們一致對謝非持讚許的態度，說我“幸遇明君”，獲得謝非“關照”。是否這樣？我不敢肯定，但對這位大人物深入下層、毫無官架子、胸懷寬廣的美德，卻從未忘懷；還感到，他後來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為國家級的領導人，實屬理所當然。———這種思緒在我心中隱藏下來，直到他逝世十六年後的今天，才通過敲擊鍵盤示眾，所以這同樣是實話，絕非著意“拍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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