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大学意为“国家设立的大学”，即由中央政府教育部门设立并直接管辖、校长由中央政府或国家教育管理部门任命、经费来自国库、冠以国立之名称的公立大学。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的国立大学往往是该国最高水平的大学。中国只在民国时期设立过国立大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大学一律去掉“国立”二字，从此中国大陆地区不再存在以“国立”冠名的大学。
晚清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中国虽先后出现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及国立大学等多种类型的高等学校，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依然是中国大学的主体与主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近代国立大学的发展经历了起始、快速增长、过渡探索、整顿规范、内迁、整顿恢复等六个阶段，其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国立化的过程，更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综观民国时期大学的国立化历程，其基本与民国国柞相伴始终，且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学国立化，二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国立化。
北洋政府时期，民国初建，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成国民之志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2月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同年9月，教育部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决议，宣布废除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之教育宗旨，代之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并陆续颁布一系列法令与规程，重新修订学制，建立新的学校系统，是为“壬子癸丑学制”。至1922年“壬戌学制”和1924年《国立大学校条例》等的颁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基本完成了从模仿日本到模仿美国的转变。此阶段虽经历了封建主义教育的复辟活动，但高等教育仍有较大发展，不仅大学的数量与规模有所扩大，层次有所丰富，而且大学的类型也得到多元化发展，大批的旧式学校、学院及学堂被改造为各类大学。其中，创建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及三江师范学堂先后被民国教育部接收改造为国立北京大学(1912年)、国立北洋大学(1913年)、国立山西大学(1918年)与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首批“国立大学”。此外，北洋政府统治晚期，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省立广东法科大学、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基础上，还合并成立了国立广东大学。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从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统一，开始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此时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政局相对稳定的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即“黄金十年”(1927一1937年);二是抗日救亡及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即1938-1949年的国家动荡期。在“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为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颁布了《大学令》等一系列教育法规，不仅确立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还利用收回教育权运动加快了国立大学的设立速度，期间增加了9所国立大学，仅1927年就先后设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6所国立大学，1928年增设国立清华大学，1930年增设国立青岛大学，1931年又增设国立四川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又陷入外患内忧的动荡期，尤其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日寇的疯狂破坏，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国民事业遭受重创。但在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指导下，此一时期的大学国立化进程不仅没有受阻，反而在逆境中得到长足发展。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学国立化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由于办学经费紧张而顺势改为国立，如省立广西大学、省立安徽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厦门大学等先后改为国立大学。二是战时被迫内迁的数所大学联合或合并办学成立临时国立大学，如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迁往长沙联合组成，后再迁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校迁往西安联合办学，后再迁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此类大学大都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分立或解散复原。三是因政治时局之需新设或接收改造国立大学，如国立中正大学(1940年)、国立英士大学(1943年)、国立台湾大学(1945年)、国立政治大学(1946年)和国立长春大学(1946年)等。 纵观民国时期大学的国立化进程，既有中国官方办学历史传统的文化内因，又有政治、战争、经济等客观存在的压力外因，是两者合力推动的历史产物。具体而言，其设立次第大致如表1所示: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和《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民国时期全国最多共设过国立大学32所(见表2)，其中北京3所，上海4所，江苏、天津、浙江各2所，吉林、辽宁、湖北、山西、陕西、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江西、重庆、安徽、山东、河南、贵州、甘肃、福建、云南、台湾各1所。
由表2可见，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在总量上虽然不多，但在各省份的具体分布上基本呈现为“扁平化结构分布格局”，即大部分省份至少有一所国立大学，如云南有云南大学，河南有河南大学，山西有山西大学，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与民国政府较为注重大学区域分布是分不开的。有研究指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学的创建多以自发状态进行，主要密集分布在现代工商业发达的东部地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中央权威的加强，政府给予了教育更多的关注。如1931-1932年，国民政府邀请国际联盟教育专家考察团来华调查中国教育发展情况，考察团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存在区域布局不均衡的问题。针对这一状况，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了重新改组与合并大学的方式，对大学区域分布进行了合理化与均衡化调整。但遗憾的是，随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相继爆发，民国时期所设的国立大学在动荡中大多并未按照最初的规划得到良好发展。不过，从长远看，它们为后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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