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4 我和所有大陸來的學生無二致:想多掙錢、少付學費

我和所有大陸來的學生無二致:想多掙錢、少付學費

既然你知道所有初到美國來的人都活得不順心,我就不多介紹什麼了。我和所有大陸來的學生無二致;想多掙錢、少付學費,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樣的飯。

一切都是他那栗色頭髮和我這副長相引起的。

我長了這麼副模樣:小時候人們稱它漂亮,大起來人們認為它惹是生非。我估計毛病出在我一雙眼睛上:當它們挺兇狠地盯著某人時,人家說我脈脈含情;當它們心不在焉東張西望時,人家說我傲慢自得;當它們純粹發呆、無所用心時,人家說我孤助無援、極其招人憐愛。

我忘了我這雙誤會百出的眼睛正處於何種狀態,總之我頭一眼看見的是一團栗色——一個栗色頭髮的男人趁我不防已近在咫尺地矗立在我面前。這時的我站在洛杉磯市區一所語言學校門口等李豪開車來接我。我知道這樣閒站著不是好女孩的樣子,但我無法抱怨從不準時的李豪,因為他是我女朋友孫燕的男朋友,孫燕是我從北京到洛杉磯的飛機上結識的,雖與她在飛機上過了十幾小時吃喝不分的日子,交情畢竟沒深到嬉笑怒罵隨意的地步。

“栗色頭髮”長得很高,我認為他俊是因為我小時候單戀過十八世紀的詩人拜倫,記得最牢的是拜倫的栗色頭髮。

他頭句話問我是否來自中國大陸,我趕緊“yes”,同時懷疑自己看上去要麼土頭土腦,要麼呆頭呆腦。他咕嚕了一句話夾有“Japanese”,我猜他是說我長得像日本姑娘,不幸的是我沒長著一雙蘿蔔腿;它們象徵著健壯、富有和征服全世界。

我與“栗色頭髮”對起話來。因為李豪似乎是不打算出現了。日後我英語進步了,與他熟了,一提我們最初的對話總要笑得喘。

他問:你來美國多久了,學什麼?

我答:我的朋友會來接我的,謝謝你,不用你開車送我。

他說:你長得非常……特別,非常好看,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理想的古典類型的東方女子。

我說:對呀,天是特別熱。洛杉磯就是熱。不過我的朋友一定會來的,你不必操心。

他一邊微笑一邊上下打量我。我一本正經地穿著皮鞋,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絲綢襯衫的紐扣從脖頸一路扣到底,毫不馬虎。我後來明白穿著上如此的嚴謹、繁瑣,就被稱作“土氣”。後來我也根據這點判斷誰是大陸的最新來客。

他接著說:我希望你幫個忙……

見他停頓下來,我估計他結束了句子,便根據猜測自說自話起來。到美國十有八九人們都是問我同一些問題,所以我用不著去聽懂就順口背誦。我說:我來到美國一個月零七天,正在苦學英語。我大學專修中國文學,曾經學過八年舞蹈,四年芭蕾,四年中國古典舞。我把握十足地想:假如他再來下一個問題,我就答:家住北京,故鄉上海,父母健在,弟兄和睦,等等。

他苦笑起來,被語言的非交流狀態折磨得很疲勞。我也笑了,心裡惡毒地罵著李豪混賬,把我撇給一個陌生老美,讓他在一刻鐘內榨乾我肚裡所有英文。

“我是想請你做模特兒。我們的繪畫俱樂部,一直在尋找一位典型的東方模特兒。”他很慢很慢地講,手的動作比嘴的動作劇烈多了。“我們會付你工錢,一小時十五元錢。我希望你會答應。我是個業餘畫家,職業工程師,是專門設計救火車的……你懂嗎?”

我繼續答非所問地說:“我?我不想當工程師,我想學文學。”我想,不知這人打算什麼時候饒了我。他最後遺憾地聳聳肩,嘴裡一再說我美。美我是聽得懂的,在中國話裡,它也是我懂得最早的一個字眼。告別時他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是他的地址和電話號碼,還有其他一些什麼字。他長時間地看著我,那雙我怎麼也看不透的灰眼睛靜止著,已不像開始那樣快樂,卻比開始多了太多的內容。我再次傾心他的英俊,並在他遞紙片時偶然留意到:他手指上沒有戒指。

他離去後我心裡有點激動,有點曖昧的快活。不管怎樣,這一天比什麼都不發生要好些。

他叮囑了我不止五遍,讓我千萬別扔了那張字條。而當他一轉身,我立刻就扔了它。一輩子中,你會遇到無數給你寫下地址但絕沒必要重逢的人。那些帶有地址的字條若被保存下來,你會想不起他們是誰;若想起來,你會平添一點惆悵。

而李豪卻把那字條拾回來,並說在異國多個地址就多條路,就多個時來運轉的機遇。

李豪告訴我十五元一小時的工作對留學生來說是天方夜譚的美事,幹一個月就能掙出半年學費。“你看,”他指那張字條:“這上面白紙黑字寫著呢,等於合同書,他不敢不兌現!……”我被說動了,心算一小陣,這份工資當然值得李豪大喊大叫:矮小的他每天扶一個身高兩米的癱子走路,一小時才掙七塊,孫燕那份每小時五塊照看孩子的工作,還是跑細了腿覓來的。

回到住處,孫燕正準備結婚行頭,一床的中西禮服都是借來的,租禮服對他們來講都太奢侈。孫燕和李豪還沒有熱乎到結婚的地步,但他們的錢不夠倆人都以繳學費來維持留學生身份,租兩處住房也不合算。孫燕的話是:一碟菜一人吃不嫌多,倆人搭夥也足夠,所以她決定犧牲自己,嫁給李豪算了。這樣她可以轉換成陪讀身份,當學生眷屬。這間住房是從一群老太太手裡租來的,廉價到了讓我們難為情的地步。全套傢俱都是從馬路上撿來的,包括李豪那輛車。那輛車常常不動,正如傢俱件件都會動一樣。

幫孫燕試衣服時,我講起“栗色頭髮”。她一聽十五元一小時的工作,激動地慘叫一聲。

第三天我便去了。從孫燕借來的結婚禮服中挑了件寶藍旗袍,把頭髮在腦後梳成我外婆年代的髮髻。就這樣,我鑽出李豪那輛撞得扁臉凹腮的車,讓自己款款出現在這群美國人面前,我看見“栗色頭髮”在遠處朝我瞠目結舌地望。

然後,我這好看的、會移動的中國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擱在四進地平面的橢圓形淺池中。所有燈全對準了我。燈後面的一切都變得黯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隨意上下,但可以旋轉。有人上來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擺弄一遍,不知怎麼了,所有人的英語頃刻間變成一種我完全不懂的語言。上下左右都圍著深紫色絲絨,我被孤零零地鑲在這片深紫色中,汗水開始在我脊樑上爬。

“李豪……”我叫道,自己也被這突如其來的叫聲嚇一大跳。沒人應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這麼被撒給一群陌生的異國人。這陌生是實質性的,它來自不同的人種、國籍、語言,當然還有觀念。我又喚一聲李豪,我聽出這叫聲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們笑起來,不知我的哪一點引起了他們的關心。我身體被轉向一個方位,腦袋被轉向另一個方位,真不懂他們為什麼喜歡把一個好端端的人搞得這麼七彎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這樣高的妙處:你既然被擱到上面,要怎樣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聽見畫筆在紙上移動的沙沙聲。

所有的大聚光燈都那麼毒。照準席間惟一的一盤菜,就是我。

有人問我:“中國現在還有紅衛兵嗎?”

我只聽懂了中國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國、兄弟在中國,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國。說到這些就勾起回憶:離起飛尚有兩個多小時,“中國”海關就把我隔離到“中國”人之外去了。父親似乎一下老得笑也笑不動了,他在最後一刻塞給我一隻信封,我不用打開看也知道,那是他僅有的五十五元美金,在此之前,這點錢被我倆打架一般推來推去已推了多日。後來父母在我的央求下離去,所有乘客都登機了,只有我被剩在那間已經與“中國”隔離的屋裡。我偶爾舉頭,發現了父親,他站在樓上,透過一個奇特的角度與我遙遙相望。我意外極了,向他擺擺手。他的整個表情都表示著他對能否再見到我完全無把握……洋人們仍在熱烈地談論著中國。我聽不懂。惟一聽懂的是某人酷肖地模仿中國人吐痰:引長頸子先大聲清理喉嚨,然後響亮地往地上一咋。所有人笑起來。

這時我發現這個模仿者是“栗色頭髮”。

他一邊笑一邊朝我頑皮地眨眼。

燈暗下來,“栗色頭髮”給我一小杯咖啡,並笑著問我他學中國人吐痰學得妙不妙。我們依然東拉西扯、牛頭馬嘴地對著話:我的姑媽十年前從臺灣搬到了美國。那次我到中國,在火車站看見一夥男人互相在頭髮上翻撿,不時從裡面找出點什麼,後來明白那是蝨子。我的理想是在美國學習,同時當個小說家。北京不像我在美國聽說的那樣髒。好歹我倆能談下去。而且不久我懂得他的英語還勝於我懂得其他人的。他開始以他的英語來為我翻譯其他人的英語。

比如那個話最多的女動物學家對我說:“聽說中國人沒有足夠的糧食和肉,全國在一夜之間就打死七百三十五萬零三條狗,然後全把它們吃了!”

當時他為我翻譯得很簡單:中國人愛吃狗肉。多日後估計我不再有機會去為自己受傷的民族自尊反唇相譏時,才把原話翻譯給我。

話最少的要數那位退休警察。當我與“栗色頭髮”交談時,他突然跑過來,將食指豎在嘴上,衝我“噓”了一聲。後來知道,他當班時在任何地方見中國人聊得熱鬧,他都會跑過去對他們“噓”一下。

喝咖啡時,我順便瀏覽業餘畫家們作品中的我。我變得千百種怪模怪樣。有個坐在輪椅上的姑娘在大家休息時仍坐在原地不停地畫,仍是不斷地瞅著屋中央的高椅子,儘管那上面已沒了我。我走過去看她的畫板,並違心地誇她畫得出色。一個殘廢姑娘嘛。她自信地笑笑,說:“中國人長得都這樣。”

我不懂她說什麼,但她的神態有點令我不快。我通“栗色頭髮”翻譯。

他這時卻不開口,霧一樣的灰眼睛凝視著我。

週末他常約我一起出去吃飯,他會在餐桌上,一個小時內數次放下餐具,這樣驚訝、痴迷地看著我。見我顛三倒四地舞弄餐具,他會忽然抓住我的手,樣子那樣激動和忘情。

我這時的臉會僵在一個笑上。然後聽他輕柔地說:“你笑起來牙齒真美。不過聽說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不刷牙。”

在畫廊工作到第三個月時,我和老闆鬧翻了。按他那精確說法也不叫鬧翻,不過是雙方不願再合作下去。兩個多月,我一週三次來此地,讓一幫毫無天賦的狂熱的繪畫愛好者畫上三小時,按韓寒的話說是撞破腦袋也撞不來的大運。韓寒是我語言學校的同學,“託福”已考了六百多分,卻仍泡在語言學校,因為他一天少說有十個念頭關於換主修科目。他到美國已兩年,從二元七角一小時洗盤子起家的。只有我心裡知道我這工作的苦楚;當你穿上繡得沉甸甸的厚袍子,像根麻花那樣全身擰著筋,被擱在十幾只聚光燈下,絕對靜止地搔首弄姿三小時,你稍微動一動就會聽見不滿的咂嘴。還有更多的、更難以解釋的苦。

所以在老闆對我進一步提出要求時,我決定不幹了。而“栗色頭髮”一聽老闆叫我,他立刻從畫板後面站起。與我一前一後地走進老闆的辦公室。經過長長的畫廊時,他叫我停下來。廊壁掛著標了價碼的畫,人們可以在此參觀或買畫。我看見一幅很平庸的靜物上寫著他的名字,一個三百元的標價被紅筆畫去,新價碼是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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