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1 吕梁“离石”是鸟图腾的符号

吕梁 “离石”是鸟图腾的符号

吕梁“离石”是鸟图腾的符号


李世义,(作者简介:1962年腊月生。没有土地的农民,没有工作的工人,高中毕业。)

以鸟为图腾的氏族,由字与物结合的形意符号,“离石”是鸟图腾的符号。因皋狼两字的直白,使鸟图腾的圣地,一直清晰明亮。离石就是以皋狼的深度象征性坐标,扩大为另一个分类坐标。

“离石”地名,据唐《元和郡县图志》载:因“东北有离石水(今北川河)”而得。其水源至赤尖岭(现今方山县北)。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曰:“离石山,一名胡公山,又为赤洪岭,故离石水亦赤洪水。”《永宁州记》说,离石山,“即赤洪岭,俗称赤尖岭。”笔者经多年的学习与思考,勾沉出历史肌理的字里行间,发现,离石,乃是鸟图腾的符号。

一、建置沿革

离石境域内,历代以来,郡州城国分设繁杂,分合多变而又废置不一。分合变化时,历来又都以离石为中心。不但设置县治的时间很早,郡州建置的历史亦属古老。

西周的“皋狼”,战国时“蔺、离石”,西汉时的“离石、皋狼、隰城”,皆在古离石境内。自东汉永和五年(140年),西河郡移治于离石以后,一直成为郡州所治的驻地,依袭相沿至今。

二、鸟图腾“皋狼”之绳结,最早的实物是考古发掘的战国“离石”地名币尖足布。

最早记载“离石”的古籍是《战国策》中有“秦攻赵蔺、离石、祁拨”的记载。

纪年最早的是《史记·赵世家》:“二十二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

以上史料,离石属战国时七雄之一的赵国。

赵国赵氏的祖先,可考的直系祖先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五帝及少昊氏族的时代。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赵氏与建立秦国的赢秦族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位祖先为女性,名叫“女修”,是传说中的“帝颛顼的苗裔孙”。据说,女修有一天正在织布忽见一燕子生下一卵,便取而食之。谁知竟因此怀孕而生下一子,即是秦赵共同奉祀的男性祖先大业。

当然,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必可信。但神话的思想本质,是可信的。为此,我们已窥视到了这则神话,是崇拜鸟图腾的初始人类文明的对文化话语的建构。

以鸟为图腾的氏族,是来自古东方东夷部落中的少昊(或作皞)氏族。如《逸周书·尝麦》载:“乃命少皋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所记东夷族少皋职官与“鸟”有关。《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皋氏后裔的一支郯子(郯国国君)之语曰:“我高祖少昊挚之之立也,凤鸟适至,故记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挚,《左传》称少皋名挚,古挚,鸷通,鸷为猛禽之称,亦即百鸟之王,也是东方所有以鸟为图腾的部落之首领。《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壑,少皋之国,少皋孺帝颛顼于此。”此意是少皋曾养育帝颛顼于其国。《帝王世纪》载:“颛顼生十年而佐少皋。”其意是颛顼服佐少皋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想见,颛顼和少皋是有着渊源极深的世交关系。为此,可推理出颛顼的苗裔孙“修女”食燕卵生子,不是神话。乃是修女与少昊后代通婚的结果。由于当时的婚姻制度,忌讳男性的字号,但他的血脉,继承了先祖崇拜鸟图腾的传统。

《赵国史稿》载:“上引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亦谓:‘《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性盖其祖也,则秦,赵宜祖少皋氏。’可见秦赵二族的姓,正是来自自己父系始祖少皋氏族。”少皋氏以鸟为图腾,其子孙后代亦以鸟为图腾。如《史记·秦本纪》载,大业的孙子大廉称“鸟俗氏”,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鸟身(鸟纹身)人言”。

赵氏的大业,就是与夏朝的创始人大禹齐名的古代著名的圣贤皋陶。《史记·秦本纪》称,“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就是伯益。《史记·秦本纪》叙:“己成,弟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繄。受赐姓嬴氏。”

有记载说,皋陶“有三子,长伯繄(益),次仲甄,次偃”(《路史·后记七》)伯益及其后嗣是留居中原的一支。伯益最大的贡献,就是辅佐大禹治水。

伯益生有二子,一叫大廉,一叫若木。大廉的后代称作鸟俗氏,赵氏是其直接的传人。

到商代的第七个王大戊之时,才有大廉玄孙孟戏、仲衍兄弟的消息传到商宫廷之中。《史记·秦本纪》记周孝王时期的申侯之语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戍胥轩妻,生仲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这则史料记载申国族很早就与秦赵祖先保持婚姻关系,仲滴即是申侯祖先郦山女同秦赵先胥轩联姻生下的后代。

仲潏的儿子为飞廉。

《赵世家》与《秦本纪》均记载,“飞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赵国史稿》如是说:

“可见至迟到周成王时期,赵氏祖先已成为周王室的宠幸之臣了。其受到宠幸的具体表现,是成王赏赐给孟增以皋狼之地。孟增自己也以受到周王赏赐为荣,从而自号为“宅皋狼”。这个地方在今山西省离石县境,从后来的文献看,赵氏一直到立国后仍保有这个地方,是显示其对于此世居地的重视。

关于“皋狼”一名,《赵国史稿》有注解:

但据《汉书·地理志》,皋狼乃是西河郡(今山西西部及陕西东部沿黄河一带地区)之一县名,故《史记·索隐》调停两说,以为“盖孟增幸于周成王,成王居之于皋狼,故云皋狼”。今按,皋狼之为地名,仍可能是由孟增自号为皋狼而得来。郝懿行《尔雅·义疏》云:“隹鸟,今小鸠世, 一名孚鸟鸠,幽州人谓之皋良鸟”。皋良鸟即皋狼,本为鸠鸟之称,是孟增不忘自己氏族之出身,就以鸟为其称号也。本文绳结“皋狼”之现,所以,往下其它赵氏世系,就搁置一旁不论了。

纵观赵国初建时期(公元前453年)的疆域示意图,皋狼与蔺,为离石两犄角。可以想见,离石位扼山西陕西咽喉要地;离石西控黄河天险,东扼吕梁山巅,其重要位置,确是雄才大略者所需择地。

三、鸟图腾文化之积淀

严复在1903年翻译英国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一书时,把英文译成“图腾”两字。在翻译时,他不但遵循了音译的方法,还兼容了这个词所具有的神秘涵义。图腾的超自然力量,使初人类有了对生命的诠释,认为它是源自生命的血缘之祖先,或者是免于厄运的保护神。

那么,图腾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

其一,图腾是非对称的自然启蒙物象。

许多动植物,对自然界有着特殊的感知异象。使原初人向它们学到了许多的东西。即使是披张虎皮,也会吓走一大群野狼。或者是面对灾难,快要死去的人,忽然吃了某种植物某种动物的肉,就又康复如初。这样,获的第二次生命的他们,有了感恩的心,也就有了图腾意识的产生。他们除了对生命特征的初级感知之外,还向更高级的感知方面拓展。如《后汉书·乌桓列传》:“见鸟兽孕乳以测四节(季节)。”

其二,图腾是区别与识别部落的非管理秩序。

古代的部落,多如牛毛。他们都向往适宜他们生存的一方土地而引起的混乱,致使每个部落内部,都会自动产生某种符号。或者腰缠某种兽类的皮毛,或者头插某种飞禽的羽翎,或者是纹身的图案(类似变色虫和迷彩服,有隐蔽和保护的功能)。当然也可配以鸟兽物件的声音、动作,形成习惯和习俗。为此,也就铸造了部落的形态和基本的文明现象。

图腾文化滋生出的图腾名称,图腾标志,图腾圣物,图腾圣地,图腾禁忌,图腾仪式,图腾神话,图腾艺术多姿多彩,独具一格。

赵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了许多瑰丽的艺术珍品。如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青铜鸟尊。鸟尊通体饰羽纹,喙下,足跟及翅位饰鳞状细绒羽纹。鸟尊头小而有冠,圆眼,勾喙。喙下部固定,上部可开合,前倾可张开,立正则闭合。鸟尊的配饰件,也与鸟尊一样,精美绝伦。鸟尊.就是赵氏鸟图腾崇拜的影子。在邯郸百家村战国墓,出土了六件鸟柱盘,盘的中间有一支柱,上托一鸟形。古代墓葬中的一些物件,都是把生活中真的事物,微缩进去的。支柱托鸟,应该是赵氏土地上,立有的鸟图腾的标志。它也是鸟图腾的圣物。盘就是支柱的坐基。邯郸古城插剑岭遗址,曲折延伸,大致呈头朝东的鸟形。插剑岭遗址的形状,是赵氏鸟图腾崇拜的建筑上的反映。赵氏在鸟图腾崇拜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极尽致神。成功地实现了文化上的跨越。

在离石的乡村,至今还有这样的习俗,就是在迁居新宅时,折枝疙针(酸枣枝,其枝Y密度大,匀称),再用面蒸些飞飞鸟鸟,把这些飞飞鸟鸟别在疙针的针刺上,然后挂在新宅中。还有清明节,也是用面蒸些飞飞鸟鸟,俗称“燕燕”。这些燕燕,一般是儿童的食品。在儿童成长的经历过程中,就受到了习俗相传的图腾崇拜仪式。其实,已形成了生活化的模式。

鸟图腾崇拜的信仰体系,从赵氏先祖可信的文献起,到出土的古文物的吻合,还有田野习俗的图像,也在证明着这一事物的渊数。

四、文字思维的象意符号

“离石”地名,这是一个己知位置,而且其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是科学的确定性,而是人的确定性。因此,我们把什么看作确定性呢?

“(1)落入感觉领域的东西;确定的指号。(2)落入意义领域内的东西;(3)在这两种确定性之间有种更富流动性的范畴:记号,一种用于理解另一种东西的东西”。

“离石”,我们应该从意指中寻找出它丰富的意涵。

“离石”的原初字是“離石”。

甲骨文“離”字,写作“*”。

《说文》解:離,黄仓庚也,鸣则虫生。从隹离声。

《说文》解:离,山神兽也,欧阳桥说离猛兽也。

《说文·隹部》解:隹,鸟之短尾总名也。

《易·说卦》:“离为雉”。

《发现汉字Ⅱ·图说六书》解:离——離(离)。“离”字构形源·自用“毕”(有柄猎网“”)捕获鸟禽,本义为捉住一只鸟儿后,其余鸟儿一哄而散。初文增添“隹”旁,专注为“離”(现今又简化为“离”)接替“离”的本义。

《文化文字学》解:離,像以长柄田网(禽或毕)捕鸟,本意也是擒获,甲骨卜辞即用離为擒获义,擒获之鸟与其兽群分離,故可引申为分離。

为此,离为鸟,是毫无疑义的。而且是一只捕获的鸟。

“皋狼”是鸟图腾崇拜的符号,这个符号是由两个坐标加以规定,其中一个是深度象征性坐标,另一个是扩大的分类坐标。即离石的过去、今天、未来。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它在表达的时候,实际上已进入了意义调配的状态。

《汉字文化学》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修辞学》中都谈到“隐喻”。“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做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罗念生注:“类同字”或可译为“对应字”。借用有相似关系的类同字作隐喻,可产生新的意义。(《诗学第73页》)“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字的意思又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修辞学》第176页)亚里士多德说的“隐喻”是语言问题,是语言的修辞技巧问题。芬诺罗萨强调的是汉字形体本身,其“隐喻一望而知”,而音标文字的隐喻作用,“无从窥察”。安子介说:“汉字能使人起联想”,这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可以“起联想”,才可以发挥其“隐喻”作用。

“离石”两字就能使人起联想,其隐喻应该是一望就是望不见头的那种通幽之曲,直让人绕步千年,才始知“离石”是用石头雕刻的一只鸟,做鸟图腾的标志圣物。你想象这两字,与邯郸百家村战国墓出土的“鸟柱盘”文物,多么相似。

当时周成王命“皋狼”之地时,人类已进入了文明期。他们对择地的生存条件,已积累和具备了相当的经验。赤尖岭有丰富的水源,皋狼就选址在赤尖岭,或赤尖岭旁。其山其水的离石山离石水,是因皋狼而得名。为何如此说呢?因皋狼人对鸟图腾崇拜,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系统体系。他们每取一城,必有鸟图腾崇拜的标志圣物。而且把对鸟图腾崇拜的仪式,也渗透进生活的习俗之中。此说法,与邯郸百家村战国墓出土的“鸟柱盘”文物,可吻合为证。此物件,应该是鸟图腾标志性圣物。此文物,是盘的中间有一支柱,上托一鸟形。盘是支柱的坐基。离石水,就是今天的北川河,向南流去,属黄河支流。而离石山,今天的赤尖岭,属黄河中游之中心,既在黄河水安全范围之内,又是远古华夏文明发祥之地。仅有皋狼之地,并不能满足皋狼人的战略需要。那么,用战略的眼光,那儿又才是最合适的要地?皋狼人仍以水为线去寻找。顺北川河南下,有东川河由东向西流去,北川河与东川河相交合汇,这交结点,“离石”就应运而生。两河并一河,行至四五里,又有南川河合抱,即所谓的三川河,向黄河奔腾而去。

由此,可推理出,先有“皋狼”,后有“离石”。

赤尖岭谓之离石山,水,谓之离石水,乃是源自“皋狼”。 “皋狼”之地,也应在赤尖岭或赤尖岭傍。这应该是勿庸置疑的。在此,史说今方山县南村是皋狼之地,值得商榷。

离石到此以后,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何九盈在《汉字文化学》中说:

我们所占有的两三千年以前的古文字材料,造字者把自己的文化遗踪,所作所为,封存在汉字这个平面结构之中,这个平面结构(即具有能指作用的符号形式)又在苍老的岁月中改变仪容,甚至面目全非。由现代汉字上溯到隶书,再上溯到篆书,甲骨文,就可以展示其形体变迁的过程。

由“离”字,我们回到了历史的场所,看到了“离”所指事的场景,因象形而转注的指事,使它具备了更深的隐喻功能。皋狼与皋良鸟的谐音,有一举多得的效能,因而兼具了“离”是猛兽的意思。也因“皋狼”两字的直白,使鸟图腾的圣地,一直清晰明亮。离石就是以皋狼的深度象征性坐标,扩大为另一个分类坐标。

甲骨文中,离字写作,战国离石各类地名币的离字的甲骨文又写作,这种变异,应该属于文字范畴的假写。战国时,诸子百家不仅对文化思想有着极大的贡献,对文字的发展,也是有着积极的贡献。况且离字的变异也不是孤例,“奇”字的甲骨文,在战国货币文中也是变异写法,也许是赵国人觉的那只鸟一直被捕着,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就变换了字上的那个结体符号。这也有的是。总之皋狼氏族,是推崇离字的。文字的产生,为图腾的表达,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多维的广阔空间。

为了鸟图腾的传承,用什么样的符号表示它呢?因为是鸟图腾,只能用鸟来表示。既然是鸟图腾崇拜,就应该更加爱护和保护鸟类。所以不能抓来一大群鸟表示,捕获上一只鸟儿就可以表示了。那个文字是捕获的一只鸟儿的符号?这种符号,如果转变成实物的标志,它的通达途径,又如何变通?其实,这答案,在皋狼时期的赤尖岭就有了。皋狼人用石头雕刻了一只鸟,而且是在高大的石柱上雕刻了一只鸟,石柱下方,是精美结实的石盘做坐基。这件支柱托鸟的圣物,就是鸟图腾的标志,谓之“离石”。字与物结合的形意符号,与山水名的共置,也就有了志书类记载的离石山离石水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皋狼人把“离石”寄于山水,只是一种随意的做法,抑或是吸附了鸟性的高雅与善美。皋狼人真正的目的,是要营造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集一体的离石。

果然如此。

“离石”是鸟图腾的符号。

此一推论,为一家之言,乞望方家和广大读者能不吝赐教,予以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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