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卜喜逢
作為賈寶玉成長中的一個標誌，在太虛幻境中寶玉完成了自己的性啟蒙，性啟蒙的對象是兼美。警幻仙姑對兼美的身份有一個介紹：“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 而對兼美的容貌，小說中是這樣描寫的：“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豔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嫋娜，則又如黛玉。”在這簡短的文字中，我們發現兼美與秦可卿、林黛玉、薛寶釵均建立了聯繫。以一個神話中的人物，勾連小說中最為重要的兩位女性，同時又勾連著象徵意味很濃的秦可卿，我們就不得不去考慮曹雪芹在這裡到底是為何如此了。
（一）秦可卿與兼美
在很多學者的論述中，是將秦可卿與兼美混為一談的，認為二者是一人，太虛幻境中的可卿，在凡間就是秦可卿，他們的根據大多是因為二人名字的相同。然而筆者卻不這麼認為，本部分之所以叫“秦可卿”與“兼美”，自然說的是兩個人，秦可卿是指賈蓉的媳婦，而兼美是警幻仙姑的一個妹子。
我們先來看二人為什麼不同。
在第五回中寫道：
秦氏在外聽見，連忙進來，一面說丫鬟們，好生看著貓兒狗兒打架。又聞寶玉口中連叫：“可卿救我”，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沒人知道，他如何從夢裡叫出來？”
仔細讀來，秦可卿與兼美的名字中，雖然都有“可卿”二字，卻又有著不同。兼美姓氏我們無從得知，過度猜測只會造成更多的疑惑，如同很多學者熱衷於去探求賈寶玉的大名一般，這樣做無益於小說的解讀，反而易生歧義。但我們可以確定小說中是沒有明確寫的。此為第一個不同。而“可卿”是秦可卿的小名，是兼美的表字，此為第二個不同。這兩個不同是非常明確的。
二者之間還有第三個不同，我們卻需要到文本中去爬梳，那就是容貌的不同。秦可卿的容貌在小說中描寫並不多，縷述如下：小說第五回中，曾籠統的描寫過秦可卿的容貌：“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嫋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在第七回中，周瑞家的眼中香菱，也有著與秦可卿相類的容貌品格；第十回中，璜大奶奶與尤氏的談話中，尤氏說秦可卿是“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的人”。可見曹雪芹多從品格來進行描寫，並未真實的去勾勒她的眉眼。對於兼美的容貌描寫，曹雪芹同樣是模糊處理了的。如此說來，我們並無法確定二者之間的差異，反而從描寫的詞彙中，“嫋娜”二字卻是共有的。而“嫋娜”一詞，更多是在體態上，而非在容貌上。
如此說來，秦可卿似乎與兼美或者是近似的，因為行文至此，我們是分辨不出來的。但是，曹雪芹卻通過一系列的方式，將二者區分開來。
第五回中，是秦可卿將賈寶玉引入夢境的。也就是說，秦可卿的容貌是賈寶玉剛剛見到的，應該是印象深刻的。而在賈寶玉見到兼美的時候，並沒有感覺到這個人就是秦可卿，反而認為此人有著與薛寶釵與林黛玉相似的地方。這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二人之間的長相是有著差異的。
還有一點不同是關於角色設置的。縱觀第五回，秦可卿的主要作用是“引夢人”，由秦可卿引領著賈寶玉進入太虛幻境；警幻仙姑的作用主要是“警鑑者”，由警幻仙姑主導著太虛幻境中賈寶玉的遭際；而兼美則身兼數職，一方面是映射上的承接，如對秦可卿、林黛玉、薛寶釵的承接等等，讓讀者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思考空間，另一方面則是“警鑑”的載體，是讓賈寶玉領略仙閨風光的實施者。在太虛幻境之中，賈寶玉終於是墜入迷津之中，口中大呼著“可卿救我”，從而完成了夢中與現實的交接，也將秦可卿與兼美之間的聯繫擺到了讀者面前。
或者有讀者說：夢中之事如何當真？那麼我們則可這樣回答：夢中之事是賈寶玉的夢中，而非是曹雪芹的夢中，如果是曹雪芹特意要將二者的映射實際化，則無需去設置這樣的描寫。秦可卿與兼美的關係是隱隱約約的，似斷似連的，如果明確化之後，那麼賈寶玉與秦可卿之間，就有了超越倫理的行為。或者，曹雪芹設置這麼多不同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秦可卿與兼美之間的聯繫，更多地侷限在映射之間，而不落於實跡。
從賈寶玉的角度來說，太虛幻境之前的賈寶玉可以說是一個懵懂頑童，而太虛幻境之後的賈寶玉，已經成長了。夢前夢後的賈寶玉有了實質性的區別。這種實質性的區別，在推進賈寶玉的“以情悟世”的進程上是一個飛躍。沒有經歷過的頑童是無法領略，也更無法參悟的。賈寶玉的成長就與秦可卿以及兼美有了密不可分的聯繫。
（二）秦可卿的“情”與“淫”
秦可卿與兼美之間的聯繫，相比於二者之間的不同更加地耐人尋味。秦可卿乳名與兼美的字相同，這樣的設置不可能是非故意的。那麼曹雪芹是要說明什麼呢？
在秦可卿的人物塑造上，曹雪芹無疑也是矛盾的，甚至有著大段的改寫，如將“淫喪天香樓”改為了病逝。如何來理解其中的內涵，確實是非常困難的。
在紅學研究中，秦可卿佔有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更有劉心武先生將自己對秦可卿的研究提升為“秦學”。姑且不論劉先生的研究到底屬於索隱還是考據，但之所以在學術研究中形成這樣一種形態，卻是由於秦可卿的重要性與重重疑團決定的。
我們先看關於秦可卿的判詞：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
我們再來看《好事終》：
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秦可卿的判詞與其他金釵的判詞是截然不同的。其他人的判詞，多為平生遭際的預演，而秦可卿的判詞，一方面是個人的讖示，而更多的是榮寧二府的沒落的預兆，而這個預兆又與“情”與“淫”有關係。《好事終》也並非完全指向於秦可卿，但當然是與秦可卿有關的。在這首曲子中，也牽扯到了“情”與“淫”，而最終的結語卻是“宿孽總因情”，這句是說秦可卿的，雖是孽緣，卻由“情”而始。雖是“淫”，卻並非是無情。
說秦可卿主“情”，自然是因為“情天情海幻情身”一句，而說她淫，則因“情既相逢必主淫”。在我們現在看到的《紅樓夢》中，並無秦可卿的“淫”跡，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是曹雪芹的改寫，脂批中有一條批語說明了此中緣由：“隱去天香樓一節，是不忍下筆也。”此點在許多學者的成書研究中有體現，也就是說，秦可卿這個形象有著由淫轉潔的過程，而由於曹雪芹修改的不完善，導致人物情節與判詞、曲等有矛盾，更大的可能是因這裡寄託了曹雪芹關於“情”與“淫”的思考，而難以入手進行修改，如果貼合了我們目前看到的文本，則這種思考以及神話故事中的情節就難以自圓其說了。
（三）曹雪芹對情與淫與敗落的思考
曹雪芹並非是清教徒，他更看重的是“有情之淫”與“無情之淫”的區別，前者可以是“意淫”的組成部分，而後者只是“皮膚濫淫”。而秦可卿判詞的獨特性更顯示出了“情”與“淫”與“敗落”之間的關係。
談到“情”與“淫”，就不得不說《風月寶鑑》。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之前，創作過一部《風月寶鑑》。而《風月寶鑑》與《紅樓夢》之間的關係是紅學研究中極受重視的一部分，這主要與成書研究相關。《風月寶鑑》的主題是“警鑑風月之情”的，這個在甲戌本的《凡例》中有明示。而作為《紅樓夢》之前曹雪芹的創作，無疑也是傾注了曹雪芹對自己家族敗落的思考。我們大可推斷：曹雪芹之所以創作《風月寶鑑》，是因為風月之情在曹氏家族的敗落中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關於此推斷的直接證據是沒有的，也只能作為一種遐想，但也並非是完全無據的，小說創作的源泉本是現實，無論有多麼地脫離於現實，但總會有現實的影子，更遑論《紅樓夢》這種“追蹤躡跡”的鉅作。
在小說第十八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中，元妃命齡官作兩出戏，賈薔讓齡官唱《遊園》《驚夢》，齡官以非本角之戲拒絕，堅持作《相約》《相罵》，這段文字的旁邊有一批語：
按近之俗語云：“寧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眾，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眾恃能，種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雖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而實不能不愛。餘歷梨園子弟廣矣，個個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眾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眾、喬酸嬌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餘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於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略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即觀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妙也。
這條脂批，揭示了曹雪芹在創作時候對家族敗落的思考。曹雪芹之所以能將家班引入到《紅樓夢》中，是因為曹雪芹經歷過或者見識過家班之於世家的作用。
文本之中還有一處可以與此論述相貼合，那就是第十三回中秦可卿給王熙鳳的託夢的情節，小說中是這樣寫的：
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內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
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著。”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筆者讀這段文字總感覺冷氣襲人，在這段文字中寄託了曹雪芹深厚的情感，充滿著無奈的感覺，曹雪芹在這裡充當了“事後諸葛亮”的角色，家族敗落的思考在這裡集中得以展現。“樹倒猢猻散”是曹雪芹的夢魘，讓“情”與“淫”集於一身的秦可卿講出這種沉重的話題，自然是曹雪芹的故意為之。
迴歸到“情”與“淫”，則極可能與此類似。曹雪芹重“情”，必然會有對“情”的思考。曹雪芹雖推崇“情”，但也不見得會認為“情”之於世路是萬事皆可的。“情”在於心，而非是“路”。曹雪芹自然是“世事洞明”之人，否則也無法描摹出《紅樓夢》中宏大的世情與本心。但因有堅持，看破了世態的曹雪芹卻未必做得出世俗之事，但行之於筆，就成了《紅樓夢》中的“情”與“淫”。“淫”的泛濫引出了《風月寶鑑》，而“情”的思考，也是《紅樓夢》中濃墨重彩的部分。結合秦可卿的判詞與曲，我們可作出另一推斷：“淫”的本意是過度，過度了的“淫”與“情”都會成為敗家的根本。這個推斷與曹雪芹的堅持與“情”無關，而是在“成功學”的範疇之內了。曹雪芹正是用了“淫”中的兩個義項，來完成判詞與曲的創作的。
（四）曹雪芹對情與淫的兼美的思考
曹雪芹將“情”與“淫”集中在了秦可卿的身上，而秦可卿又與“兼美”有著密切的關係，那麼“情”與“淫”是否也與“兼美”有著關聯呢？
在《紅樓夢》中，“情”與“淫”是相對立的。這種對立，主要由“意淫”表現出來。曹雪芹並不反對“有情之淫”，反對的是無情的、以滿足自身私慾為目的的“皮膚濫淫”。前文中，我們說到了《風月寶鑑》是以反思“皮膚濫淫”為主要題旨的小說，在《風月寶鑑》的考論中，我們可作出這樣的結論：《風月寶鑑》是以“淫”止“淫”的小說，寫“淫”跡的目的不是為了宣揚，而是為了警鑑。在《紅樓夢》的成書研究中，大多將《風月寶鑑》視為曹雪芹早期的創作，這不包括認為《風月寶鑑》非曹雪芹所作的學者。而筆者認為《風月寶鑑》是屬於曹雪芹早期的創作，當然可以說，這是曹雪芹進行小說創作的最初思考。
在《紅樓夢》的創作時期，曹雪芹關於“淫”的思考更加深入，由“以淫止淫”轉變為“情”與“淫”的思考。
筆者在寫本部分的時候，正巧審到吉鵬輝先生寫的《賈寶玉的成長史》一文，在該文中吉先生寫到了在賈寶玉成長過程中的“淫”與“情”，給筆者以啟迪。
我們且來看第五回至第十六回的內容。
在第五回中，通過“太虛幻境”之夢旅，賈寶玉由一懵懂頑童轉化為一個成人，從而將賈寶玉的“情”從單純的兒童的純真之情，開始了向男女之情的轉化。作為曹雪芹思想的主要承繼者，，賈寶玉的思考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曹雪芹的思考。但是從創作角度來說，曹雪芹很難將一些過度負面的內容寫到賈寶玉的身上，這在第五回到第十六回中的內容上可以明顯看出。在第五回至第十六回中，雖然有很多賈寶玉的情節，但放到特定的片段中來看，賈寶玉卻並非完全是主角，很多隻是其中的參與者。在此部分中，包含了很多的風月故事，如秦鍾與智能、賈瑞與王熙鳳、秦可卿與賈珍。雖然在現在的《紅樓夢》中，關於秦可卿與賈珍的故事已大幅修改，但通過其中的某些不寫之寫，仍可透漏出其中的蛛絲馬跡。在小說第十三回中有一條眉批：“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可作明證。可以說，在第五回之後，十六回之前，是小說中“淫”的集中體現。與之相類似的是六十三回至六十九回“紅樓二尤”故事，也屬此類。但將兩部分比較來看，二尤部分明顯修改的並不完善。但是此中，都有一個潔化的過程。從各版本的比對中，我們可以看到，尤三姐的形象從一個“淫奔女”逐漸地向“烈女”形象在轉化，雖然轉化的並不完善。在秦可卿的部分，“淫喪天香樓”也轉為了病逝。這些內容都說明，在曹雪芹的創作觀中，對“淫”的描寫與反思正在成為一種次要的內容。但這並非是說“淫”的不存在，而是說“淫”正在由主變為次，由主角的行為變為配角的行為。更進一步說，“淫”的思考，是曹雪芹的創作之源，《風月寶鑑》就是以淫止淫。而“淫”的淡化，是曹雪芹思考的結果，是將“情”放到思辨之後的結果。
在第五回至第十六回中，秦氏姐弟是佔有很大篇幅的，可以說，大部分的情節都是圍繞著這兩個人來進行的。“秦”者，“情”也，而在故事上，都免不了因“淫”而喪二人都可視作“情”與“淫”的化身。這其實正是曹雪芹對“淫”的思考的直接體現。
而在十六回之後，故事情節則轉向了以“情”為主。林黛玉的迴歸正是此間的象徵。
那麼“情”與“淫”的“兼美”是什麼呢？
前面我們提到，有情的“淫”並非是曹雪芹批判的對象。而合理的“情”與“淫”，無疑才是最符合人性的。於是，“意淫”出現了。
“意淫”的主要是真，是本性的無偽，是人性的體現與關懷。
前文中我們針對著“意淫”有了充分的論述，此處展開則顯重疊。僅作一結語：在賈寶玉的思想中，無論是“淫”，還是“情”，都是“真”的，都是本心無偽的外放。主要體現就是對“美”的體貼與關懷。而在曹雪芹的“情”與“淫”之辨中，“淫”是有著敗落之痛的感悟，但曹雪芹並未完全的拋卻“淫”，而是將“淫”放置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以“真”的形式存在，那就是“有情之淫”。如賈寶玉對鴛鴦、平兒、林黛玉等的“意淫”。可以說，“意淫”就是曹雪芹對“情”與“淫”的“兼美”。
（五）“釵黛合一”與“雙秀”
說起林黛玉與薛寶釵，自然是《紅樓夢》中最引人矚目的兩位女子形象。自《紅樓夢》誕生之日起，關於左黛右釵還是左釵右黛的爭論就曾未停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曹雪芹對這兩個人物形象刻畫的太完善，對人物的典型化描寫又太深入，以至於讓讀者們傾注了自我的認知與感情，產生了代入感，從而引發了這樣的爭論。這種爭論是感性化的，是由不同的價值觀導致的衝突，是對詩性美的欣賞和對理性美的欣賞的衝突，這種衝突是基於讀者的認知，認知的差異導致矛盾的產生。所以，只要《紅樓夢》還存在著，那麼這種衝突就會一直繼續下去。
在左釵右黛或者左黛右釵的爭論之中，左釵右黛的觀點一直居於上風，而此種看法由於摻雜了太多的感性因素，從而難免會丟失對曹雪芹創作的思考，也就影響到了對曹雪芹創作思想的理解，創作中的曹雪芹是感性的，然而他的思考卻是理性的。針對於此種狀態，俞平伯先生提出了關於釵黛的“雙秀”說，在俞先生的論述中，有多處涉及這個問題，為能清晰展現俞先生的觀點，故一一列出：
1、 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盡其妙莫能相下，……若寶釵為三家村婦或黃毛鴉頭，那黛玉又豈有身份之可言。與事實既不符，與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1]
2、 薛林雅調稱為雙絕，雖作者才高孰難分其高下。[2]
3、 這對於讀《紅樓夢》的是個新觀點。釵黛在二百年來成為情場著名的冤家，眾口一詞牢不可破，卻不料作者要把兩美合而為一，脂硯先生引後文作證，想必黛玉逝後，寶釵傷感得了不得。他說“便知語言不謬”，可見確是作者之意。咱們當然沒緣法看這後半部，但即在前半部書中也未嘗沒有痕跡。第五回寫一女子……這就是評書人兩美合一之說底根據，也就是三美合一。[3]
與此論述相關的脂批，也一併羅列於下：
1、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寶釵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甲戌本第五回批語）
2、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請看黛玉逝後寶釵之文字，便知餘言不謬矣。（庚辰本四十二回批語）
俞平伯先生提出“雙秀”“雙絕”說的背景，是針對著“左釵右黛”之說而來的，而至於“釵黛合一”之說，實際源於脂硯齋的評語。而針對於俞平伯先生與“釵黛合一”說之間的關係，辛欣先生曾有論述，筆者認為非常合理：
其實,俞平伯在探討第四十二回回前批的脂評時,是將脂評所說的“二美合一”解釋為釵黛冰釋前嫌,真正如金蘭姐妹一般—與情場冤家相對。但是又從字面意義上為“二美合一”找到“兼美”這樣的人物證據,使研究者以後再對“二美合一”理解時就會從他指示的這兩個方向入手,他也因此成為“二美合一”的承擔者。[4]
在俞平伯先生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俞平伯先生是提出“雙秀”說的學者，同時又支持“釵黛合一”說，但對“釵黛合一”說的支持，是基於釵黛冰釋前嫌，從而去否定“左釵右黛”的批評方法，而非是去肯定二人會“合一”。這個論證的過程中，俞平伯先生以釵黛同冊、同曲、同圖等作為依據來展開的，同時又糅合了自己對曹雪芹創作思想的理解，可以說論述的非常詳實，也非常具有說服力。
然而一個觀點的提出，通過不同側面的解讀，就會產生不同的重點，從而發生演變。俞平伯先生從提出“雙秀”說，進而成為了“釵黛合一”的“承擔者”。但如果沒有脂批的出現，俞平伯先生是不會成為“釵黛合一”的“承擔者”的，究其根本，“釵黛合一”與“雙秀”實際上是不同的兩種觀點。
可以說，“雙秀”說的提出，是對美麗的欣賞，是對不同價值觀的女性的多角度的思考，也是對曹雪芹創作構思的解讀。在指導人們閱讀的時候，擺脫這種因讀者主觀意識而形成的優劣之分，或者正邪之分，甚至是好壞之分這樣的單一的、二元的評論方面，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同時也給予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那就是去體貼地看待書中人物，體貼地去了解曹雪芹的創作意圖，這樣的方式更適宜我們去深入的瞭解並闡釋《紅樓夢》。那麼，釵黛真的能夠“合一”麼？筆者認為此問題當從兩個角度來進行闡釋。
第一個闡釋角度，我們應該立足於賈寶玉的視角，從賈寶玉這個角度來入手分析。在脂硯齋的批語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提出“合一”的依據是我們未見到的後半部，也就是說在我們常說的“黛死釵嫁”之後，而提出的依據，有很大的可能是針對於賈寶玉的婚姻的。這裡“合一”的指向更可能是在這個時候，寶釵成了賈寶玉的貼心人。但筆者認為，貼心人並非是知己。寶玉與黛玉之間的感情基礎是“知己”之情，在小說第三十二回中有這樣的文字：
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
我們再來看寶玉對寶釵的“情”為何物, 在小說第二十八回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極具有代表性：
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旁邊看著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
在此段文字中，我們能讀到賈寶玉的“好色”，此“好色”可以理解為對美麗的欣賞。但也僅此而已，且在欣賞之後，對比的卻是黛玉。可見，在賈寶玉的意識當中，林黛玉是第一位的。對於“情”的不同，賈寶玉是有著自己明確的認知的：
寶玉嘆道： “……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頭，才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裡，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
在寶玉的話中，寶姐姐成了“外四路”，親疏之別一目瞭然。也正說明了在賈寶玉的內心中，黛玉與寶釵是有著截然不同的地位的。“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的”一語，更可作為此論點的昭示。而寶玉是有著“頑石”氣息的，可以說是冥頑不靈的。在紫鵑“試莽玉”的情節中，更可看出寶玉的堅持與堅守。故而，如果是以賈寶玉的婚姻來作為“釵黛合一”的立論依據，是不可能實現的。薛寶釵永遠不能替代林黛玉成為賈寶玉的知己，“釵黛合一”之說自然無從合起。也就是說，從賈寶玉的婚姻的角度，即賈寶玉本身的情感傾向的角度來看，對於賈寶玉來說，不可能有“合一”的存在。可能是“黛死釵嫁”之後的情節中，寶釵對待賈寶玉的一些情節，造成了脂硯齋的誤讀。而此種誤讀的基礎，是脂硯齋偏向於世俗的認識，他對於幸福的認知——婚姻的完善即是“合一”。
在對“釵黛合一”說的理解中，在學界中還有一種理解方式，就是釵黛的優點，組合成曹雪芹理想中的最佳女子形象。這種理解其實涉及到黛釵二人特質問題。
如《關於及其他》是這樣看待俞平伯先生的觀點的：
關於這個問題，俞先生即使再費幾十頁文章的考據，來勉強把釵黛合為一人，也是不能說服讀者的。
俞平伯先生在該書以極大的篇幅討論釵黛問題，甚至從偶合的表現形式上論證二者在作者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平等的，無所偏愛的，二者都體現著作者所理解的美，可以構成一個綜合的典型。
如果說這兩個人物（釵黛）可以是作者理想中的意中人的綜合表現，那麼《紅樓夢》中的全部生旦淨末醜的角色，也完全有可能是作者思想的演化……[5]
在這段引文中，有兩個問題：
其一，是將俞平伯先生的“雙秀”說，理解為“釵黛合一”；
其二，李藍二先生認為是不存在合一的。
關於這兩個問題，筆者認為，前者或有對俞平伯先生的誤讀，如辛欣先生在論文中就有詳述[6]。而後者的結論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釵黛“合一”是不可能存在的，兩種典型人物的差異太大，也傾注了曹雪芹不同的思考。
釵黛有著非常大的差異，綜合來看，寶釵是理性的，黛玉是詩性的；寶釵關注於現實，黛玉執著於感情；寶釵以禮來自持，黛玉則更為感性。如果將之放在曹雪芹的創作思想當中，那麼薛寶釵更適合於對現實的應對，而林黛玉則是理想中的“真”的化身。有著如此大的差異，可以說兩者之間，除了均為美麗的女子之外，並無共同點，如此情況下，又如何“合一”呢？我們能試想一下：一個既有著詩性，又有著理性的人，在任何一方面都不會做到極致，而曹雪芹認知的“美”是否就是“中庸”之美呢？那麼，這個“中和”了之後的人物，只會是一個成功學範疇上的人物，“人情練達”而又“任自然”，這是人性的兩個極端，統一在一起，只會形成雙重的人格。
有讀者會說，“釵黛合一”為脂批中的提示，脂批作者自然是最瞭解曹雪芹的，事實上脂批僅能代表著批評者的觀點，雖然說這些批評者中，有曹雪芹的親友，但卻不能說因為是親友，所以意見就必然是對的。事實上，關於脂批是否能體現作者原意這個問題本身也應被人質疑。有些批語，明顯是對小說的誤讀。如第十三回中，在寶玉聞得秦可卿逝後，有這樣一條批語：“寶玉早已看定，可繼家務事者可卿也，今聞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為玉一嘆！”此批就很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覺。一個壓根就不關心家務事的人，會為了一個可以繼承家務事的人去世而噴血，此種理解的基點不知為何。第五十二回中，在“自鳴鐘已敲了四下”處，有一段批語：“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此段的理解也頗有莫名其妙的感覺。曹雪芹在小說中曾將唐寅的名字，讓薛蟠讀為庚黃，這裡不避諱，拿到自鳴鐘時就去避諱？此條批語自然可以證明曹雪芹的先世有名字中帶有“寅”字的人，但作為解讀來說，卻是偏頗的，蓋寅時天未亮，只能寫聽覺，而非能寫視覺，此處正可說明曹雪芹寫作的細緻，卻與避諱沒有關係了。
（七）釵黛“兼美”的創作目的
但是“兼美”，卻是曹雪芹所明確表達了的。太虛幻境中的兼美，在林黛玉與薛寶釵之間建立了聯繫。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兼美，是至關重要的。
在小說中，黛玉與寶釵每每並舉，無論是從篇幅，還是故事，相差並不多，且作者有意的將二者的判詞等相併列，以使其在形式上無分高下。並且特意在第六十三回佔花名時，將牡丹這花中之王給予了寶釵，從而使得薛寶釵能夠與林黛玉相提並論。之所以如此刻畫，曹雪芹自然是有目的的，其中之一就是產生衝突，產生比較，以便於故事的展開。
在小說第一回中，曹雪芹借石頭之口，對以往出現的小說等俗文學的大致構架模式提出了批判：
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
曹雪芹當然不會將薛寶釵設置成一個小丑的樣子，但是如果沒有第三者的介入，那麼故事情節就很難得以鋪展。也正是由於薛寶釵的存在，才使得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感情有了起伏，並且在起伏中逐漸消除隔閡，達到兩心相通的地步。
但，曹雪芹在小說的開始就確定了“木石前盟”的主要性，又通過“絳珠還淚”這個預設，使得林黛玉的地位不可動搖。這固然是小說之必須，卻也使得小說中難以形成戲劇衝突。無衝突，則難以展開情節，所以就必須有這樣一個人物存在。如果隨意安插進來一個人物，則難以形成對比，也就無從達到“雙峰對歭，二水分流”的藝術效果，故而曹雪芹通過種種設置，不斷提升薛寶釵的重要性，以使得她能夠與黛玉相“抗衡”。而兼美的出現，無疑是曹雪芹對薛寶釵這一人物形象的提升。此為曹雪芹的目的之一。
曹雪芹的另一個創作目的，或者是為了凸顯黛玉與寶釵的不同特質。所謂“兼美”，兼是說並具，而美則是重點，兼而有之的，是美的地方。薛寶釵無疑是理性的，是入世的，更是符合當時時代主流的審美的。在小說中，薛寶釵以禮自持，以理規範自我，代表了理學要求下的人生之路。林黛玉是感性的，是詩化的，在她的身上，我們並不能分清她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出世與入世之間，並不是林黛玉的人生著重點。林黛玉專注於情，執著於情，因情而生，因情而死，得一真字，可謂純真無偽之人。這與薛寶釵是截然相反的，正可謂“二水分流”。在這兩種道路上，曹雪芹是如實描繪的，體現了曹雪芹對人生不同道路的思考。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說的，如果薛寶釵是一個黃毛丫頭，那對林黛玉的形象也是一種貶低，如果薛寶釵的道路是一種不值得思考的道路，那麼對林黛玉來說，就不會形成對歭了。
但是曹雪芹還是有傾向性的。
我們回頭來看賈寶玉眼中的兼美：“其鮮豔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嫋娜，則又如黛玉。”在這個描述中，是有區別的，兼美與寶釵相似的地方，在於“色”，而與黛玉相似的地方在於“神”。二者之間是不同的。也就是說，兼美既有著寶釵的容貌，也有著黛玉的神韻。而容貌與神韻之間，實則一為外相，一為內相，這其中自然是有著高下之別的。
放置在整部小說之中，林黛玉與薛寶釵可以說是並舉的，曹雪芹也每每將二者相提並論，如小說第五回中就寫道：
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 人多謂黛玉所不及。
這是將二人比較來說的，但其中自然也是有著作者態度的。如說到寶釵就會是品格端方與容貌豐美，而說到黛玉則是目下無塵，此種描述，正與作者刻畫兼美時相類似。
曹雪芹在“兼美”的設置上，可謂煞費苦心，一筆多寫，既有著對情與淫的思考，又有著章節佈局架構的運用，同時又體現出對不同人生之路的反思。
[1]俞平伯，《紅樓夢辨》，亞東圖書館1923年出版，中卷第16頁。
[2]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出版，第235頁。
[3]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出版，第213頁。
[4]辛欣，《“釵黛合一”評議》，中國藝術研究院2006年碩士論文，第3頁。
[5]蘭州大學中文系、圖書館編《紅樓夢教學參考資料》，第8、9頁。選自《文藝報》一九五四年第十八期。
[6]辛欣先生在她的碩士論文《“釵黛合一”評議》中對此問題有詳述，大致觀點如下：只是其中“可以構成一個更高的綜合的典型”這句話，俞平伯似乎並未表達過……這種差別正是源於俞平伯對脂評“二美合一”的解讀：他認為脂評中的“二美合一”是指釵、黛並非情場冤家，以此支持他的“雙秀”論，卻又用警幻仙子的妹妹——兼美來證明這個詞的意義。原本，脂硯齋提出的“二美合一”就令人費解，經紅學家俞平伯詮釋，便順理成章地成了他的觀點。李、藍就是將雨哦in廣播的解說與他的“雙秀”論相結合，總結出俞平伯的釵黛觀：釵、黛各有其美、各盡其妙，如果將二人的優長處相結合，便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也就是“釵黛合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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