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卜喜逢
作为贾宝玉成长中的一个标志，在太虚幻境中宝玉完成了自己的性启蒙，性启蒙的对象是兼美。警幻仙姑对兼美的身份有一个介绍：“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 而对兼美的容貌，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在这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发现兼美与秦可卿、林黛玉、薛宝钗均建立了联系。以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勾连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两位女性，同时又勾连着象征意味很浓的秦可卿，我们就不得不去考虑曹雪芹在这里到底是为何如此了。
（一）秦可卿与兼美
在很多学者的论述中，是将秦可卿与兼美混为一谈的，认为二者是一人，太虚幻境中的可卿，在凡间就是秦可卿，他们的根据大多是因为二人名字的相同。然而笔者却不这么认为，本部分之所以叫“秦可卿”与“兼美”，自然说的是两个人，秦可卿是指贾蓉的媳妇，而兼美是警幻仙姑的一个妹子。
我们先来看二人为什么不同。
在第五回中写道：
秦氏在外听见，连忙进来，一面说丫鬟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又闻宝玉口中连叫：“可卿救我”，因纳闷道：“我的小名这里没人知道，他如何从梦里叫出来？”
仔细读来，秦可卿与兼美的名字中，虽然都有“可卿”二字，却又有着不同。兼美姓氏我们无从得知，过度猜测只会造成更多的疑惑，如同很多学者热衷于去探求贾宝玉的大名一般，这样做无益于小说的解读，反而易生歧义。但我们可以确定小说中是没有明确写的。此为第一个不同。而“可卿”是秦可卿的小名，是兼美的表字，此为第二个不同。这两个不同是非常明确的。
二者之间还有第三个不同，我们却需要到文本中去爬梳，那就是容貌的不同。秦可卿的容貌在小说中描写并不多，缕述如下：小说第五回中，曾笼统的描写过秦可卿的容貌：“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在第七回中，周瑞家的眼中香菱，也有着与秦可卿相类的容貌品格；第十回中，璜大奶奶与尤氏的谈话中，尤氏说秦可卿是“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可见曹雪芹多从品格来进行描写，并未真实的去勾勒她的眉眼。对于兼美的容貌描写，曹雪芹同样是模糊处理了的。如此说来，我们并无法确定二者之间的差异，反而从描写的词汇中，“袅娜”二字却是共有的。而“袅娜”一词，更多是在体态上，而非在容貌上。
如此说来，秦可卿似乎与兼美或者是近似的，因为行文至此，我们是分辨不出来的。但是，曹雪芹却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将二者区分开来。
第五回中，是秦可卿将贾宝玉引入梦境的。也就是说，秦可卿的容貌是贾宝玉刚刚见到的，应该是印象深刻的。而在贾宝玉见到兼美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这个人就是秦可卿，反而认为此人有着与薛宝钗与林黛玉相似的地方。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二人之间的长相是有着差异的。
还有一点不同是关于角色设置的。纵观第五回，秦可卿的主要作用是“引梦人”，由秦可卿引领着贾宝玉进入太虚幻境；警幻仙姑的作用主要是“警鉴者”，由警幻仙姑主导着太虚幻境中贾宝玉的遭际；而兼美则身兼数职，一方面是映射上的承接，如对秦可卿、林黛玉、薛宝钗的承接等等，让读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则是“警鉴”的载体，是让贾宝玉领略仙闺风光的实施者。在太虚幻境之中，贾宝玉终于是坠入迷津之中，口中大呼着“可卿救我”，从而完成了梦中与现实的交接，也将秦可卿与兼美之间的联系摆到了读者面前。
或者有读者说：梦中之事如何当真？那么我们则可这样回答：梦中之事是贾宝玉的梦中，而非是曹雪芹的梦中，如果是曹雪芹特意要将二者的映射实际化，则无需去设置这样的描写。秦可卿与兼美的关系是隐隐约约的，似断似连的，如果明确化之后，那么贾宝玉与秦可卿之间，就有了超越伦理的行为。或者，曹雪芹设置这么多不同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秦可卿与兼美之间的联系，更多地局限在映射之间，而不落于实迹。
从贾宝玉的角度来说，太虚幻境之前的贾宝玉可以说是一个懵懂顽童，而太虚幻境之后的贾宝玉，已经成长了。梦前梦后的贾宝玉有了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实质性的区别，在推进贾宝玉的“以情悟世”的进程上是一个飞跃。没有经历过的顽童是无法领略，也更无法参悟的。贾宝玉的成长就与秦可卿以及兼美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秦可卿的“情”与“淫”
秦可卿与兼美之间的联系，相比于二者之间的不同更加地耐人寻味。秦可卿乳名与兼美的字相同，这样的设置不可能是非故意的。那么曹雪芹是要说明什么呢？
在秦可卿的人物塑造上，曹雪芹无疑也是矛盾的，甚至有着大段的改写，如将“淫丧天香楼”改为了病逝。如何来理解其中的内涵，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在红学研究中，秦可卿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更有刘心武先生将自己对秦可卿的研究提升为“秦学”。姑且不论刘先生的研究到底属于索隐还是考据，但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形成这样一种形态，却是由于秦可卿的重要性与重重疑团决定的。
我们先看关于秦可卿的判词：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我们再来看《好事终》：
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秦可卿的判词与其他金钗的判词是截然不同的。其他人的判词，多为平生遭际的预演，而秦可卿的判词，一方面是个人的谶示，而更多的是荣宁二府的没落的预兆，而这个预兆又与“情”与“淫”有关系。《好事终》也并非完全指向于秦可卿，但当然是与秦可卿有关的。在这首曲子中，也牵扯到了“情”与“淫”，而最终的结语却是“宿孽总因情”，这句是说秦可卿的，虽是孽缘，却由“情”而始。虽是“淫”，却并非是无情。
说秦可卿主“情”，自然是因为“情天情海幻情身”一句，而说她淫，则因“情既相逢必主淫”。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中，并无秦可卿的“淫”迹，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是曹雪芹的改写，脂批中有一条批语说明了此中缘由：“隐去天香楼一节，是不忍下笔也。”此点在许多学者的成书研究中有体现，也就是说，秦可卿这个形象有着由淫转洁的过程，而由于曹雪芹修改的不完善，导致人物情节与判词、曲等有矛盾，更大的可能是因这里寄托了曹雪芹关于“情”与“淫”的思考，而难以入手进行修改，如果贴合了我们目前看到的文本，则这种思考以及神话故事中的情节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三）曹雪芹对情与淫与败落的思考
曹雪芹并非是清教徒，他更看重的是“有情之淫”与“无情之淫”的区别，前者可以是“意淫”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只是“皮肤滥淫”。而秦可卿判词的独特性更显示出了“情”与“淫”与“败落”之间的关系。
谈到“情”与“淫”，就不得不说《风月宝鉴》。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之前，创作过一部《风月宝鉴》。而《风月宝鉴》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是红学研究中极受重视的一部分，这主要与成书研究相关。《风月宝鉴》的主题是“警鉴风月之情”的，这个在甲戌本的《凡例》中有明示。而作为《红楼梦》之前曹雪芹的创作，无疑也是倾注了曹雪芹对自己家族败落的思考。我们大可推断：曹雪芹之所以创作《风月宝鉴》，是因为风月之情在曹氏家族的败落中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关于此推断的直接证据是没有的，也只能作为一种遐想，但也并非是完全无据的，小说创作的源泉本是现实，无论有多么地脱离于现实，但总会有现实的影子，更遑论《红楼梦》这种“追踪蹑迹”的巨作。
在小说第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元妃命龄官作两出戏，贾蔷让龄官唱《游园》《惊梦》，龄官以非本角之戏拒绝，坚持作《相约》《相骂》，这段文字的旁边有一批语：
按近之俗语云：“宁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业稍优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舍责之不可，虽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历梨园子弟广矣，个个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众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娇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
这条脂批，揭示了曹雪芹在创作时候对家族败落的思考。曹雪芹之所以能将家班引入到《红楼梦》中，是因为曹雪芹经历过或者见识过家班之于世家的作用。
文本之中还有一处可以与此论述相贴合，那就是第十三回中秦可卿给王熙凤的托梦的情节，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内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子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笔者读这段文字总感觉冷气袭人，在这段文字中寄托了曹雪芹深厚的情感，充满着无奈的感觉，曹雪芹在这里充当了“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家族败落的思考在这里集中得以展现。“树倒猢狲散”是曹雪芹的梦魇，让“情”与“淫”集于一身的秦可卿讲出这种沉重的话题，自然是曹雪芹的故意为之。
回归到“情”与“淫”，则极可能与此类似。曹雪芹重“情”，必然会有对“情”的思考。曹雪芹虽推崇“情”，但也不见得会认为“情”之于世路是万事皆可的。“情”在于心，而非是“路”。曹雪芹自然是“世事洞明”之人，否则也无法描摹出《红楼梦》中宏大的世情与本心。但因有坚持，看破了世态的曹雪芹却未必做得出世俗之事，但行之于笔，就成了《红楼梦》中的“情”与“淫”。“淫”的泛滥引出了《风月宝鉴》，而“情”的思考，也是《红楼梦》中浓墨重彩的部分。结合秦可卿的判词与曲，我们可作出另一推断：“淫”的本意是过度，过度了的“淫”与“情”都会成为败家的根本。这个推断与曹雪芹的坚持与“情”无关，而是在“成功学”的范畴之内了。曹雪芹正是用了“淫”中的两个义项，来完成判词与曲的创作的。
（四）曹雪芹对情与淫的兼美的思考
曹雪芹将“情”与“淫”集中在了秦可卿的身上，而秦可卿又与“兼美”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情”与“淫”是否也与“兼美”有着关联呢？
在《红楼梦》中，“情”与“淫”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由“意淫”表现出来。曹雪芹并不反对“有情之淫”，反对的是无情的、以满足自身私欲为目的的“皮肤滥淫”。前文中，我们说到了《风月宝鉴》是以反思“皮肤滥淫”为主要题旨的小说，在《风月宝鉴》的考论中，我们可作出这样的结论：《风月宝鉴》是以“淫”止“淫”的小说，写“淫”迹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扬，而是为了警鉴。在《红楼梦》的成书研究中，大多将《风月宝鉴》视为曹雪芹早期的创作，这不包括认为《风月宝鉴》非曹雪芹所作的学者。而笔者认为《风月宝鉴》是属于曹雪芹早期的创作，当然可以说，这是曹雪芹进行小说创作的最初思考。
在《红楼梦》的创作时期，曹雪芹关于“淫”的思考更加深入，由“以淫止淫”转变为“情”与“淫”的思考。
笔者在写本部分的时候，正巧审到吉鹏辉先生写的《贾宝玉的成长史》一文，在该文中吉先生写到了在贾宝玉成长过程中的“淫”与“情”，给笔者以启迪。
我们且来看第五回至第十六回的内容。
在第五回中，通过“太虚幻境”之梦旅，贾宝玉由一懵懂顽童转化为一个成人，从而将贾宝玉的“情”从单纯的儿童的纯真之情，开始了向男女之情的转化。作为曹雪芹思想的主要承继者，，贾宝玉的思考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曹雪芹的思考。但是从创作角度来说，曹雪芹很难将一些过度负面的内容写到贾宝玉的身上，这在第五回到第十六回中的内容上可以明显看出。在第五回至第十六回中，虽然有很多贾宝玉的情节，但放到特定的片段中来看，贾宝玉却并非完全是主角，很多只是其中的参与者。在此部分中，包含了很多的风月故事，如秦钟与智能、贾瑞与王熙凤、秦可卿与贾珍。虽然在现在的《红楼梦》中，关于秦可卿与贾珍的故事已大幅修改，但通过其中的某些不写之写，仍可透漏出其中的蛛丝马迹。在小说第十三回中有一条眉批：“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可作明证。可以说，在第五回之后，十六回之前，是小说中“淫”的集中体现。与之相类似的是六十三回至六十九回“红楼二尤”故事，也属此类。但将两部分比较来看，二尤部分明显修改的并不完善。但是此中，都有一个洁化的过程。从各版本的比对中，我们可以看到，尤三姐的形象从一个“淫奔女”逐渐地向“烈女”形象在转化，虽然转化的并不完善。在秦可卿的部分，“淫丧天香楼”也转为了病逝。这些内容都说明，在曹雪芹的创作观中，对“淫”的描写与反思正在成为一种次要的内容。但这并非是说“淫”的不存在，而是说“淫”正在由主变为次，由主角的行为变为配角的行为。更进一步说，“淫”的思考，是曹雪芹的创作之源，《风月宝鉴》就是以淫止淫。而“淫”的淡化，是曹雪芹思考的结果，是将“情”放到思辨之后的结果。
在第五回至第十六回中，秦氏姐弟是占有很大篇幅的，可以说，大部分的情节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人来进行的。“秦”者，“情”也，而在故事上，都免不了因“淫”而丧二人都可视作“情”与“淫”的化身。这其实正是曹雪芹对“淫”的思考的直接体现。
而在十六回之后，故事情节则转向了以“情”为主。林黛玉的回归正是此间的象征。
那么“情”与“淫”的“兼美”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提到，有情的“淫”并非是曹雪芹批判的对象。而合理的“情”与“淫”，无疑才是最符合人性的。于是，“意淫”出现了。
“意淫”的主要是真，是本性的无伪，是人性的体现与关怀。
前文中我们针对着“意淫”有了充分的论述，此处展开则显重叠。仅作一结语：在贾宝玉的思想中，无论是“淫”，还是“情”，都是“真”的，都是本心无伪的外放。主要体现就是对“美”的体贴与关怀。而在曹雪芹的“情”与“淫”之辨中，“淫”是有着败落之痛的感悟，但曹雪芹并未完全的抛却“淫”，而是将“淫”放置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以“真”的形式存在，那就是“有情之淫”。如贾宝玉对鸳鸯、平儿、林黛玉等的“意淫”。可以说，“意淫”就是曹雪芹对“情”与“淫”的“兼美”。
（五）“钗黛合一”与“双秀”
说起林黛玉与薛宝钗，自然是《红楼梦》中最引人瞩目的两位女子形象。自《红楼梦》诞生之日起，关于左黛右钗还是左钗右黛的争论就曾未停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曹雪芹对这两个人物形象刻画的太完善，对人物的典型化描写又太深入，以至于让读者们倾注了自我的认知与感情，产生了代入感，从而引发了这样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感性化的，是由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的冲突，是对诗性美的欣赏和对理性美的欣赏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基于读者的认知，认知的差异导致矛盾的产生。所以，只要《红楼梦》还存在着，那么这种冲突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在左钗右黛或者左黛右钗的争论之中，左钗右黛的观点一直居于上风，而此种看法由于掺杂了太多的感性因素，从而难免会丢失对曹雪芹创作的思考，也就影响到了对曹雪芹创作思想的理解，创作中的曹雪芹是感性的，然而他的思考却是理性的。针对于此种状态，俞平伯先生提出了关于钗黛的“双秀”说，在俞先生的论述中，有多处涉及这个问题，为能清晰展现俞先生的观点，故一一列出：
1、 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若宝钗为三家村妇或黄毛鸦头，那黛玉又岂有身份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1]
2、 薛林雅调称为双绝，虽作者才高孰难分其高下。[2]
3、 这对于读《红楼梦》的是个新观点。钗黛在二百年来成为情场著名的冤家，众口一词牢不可破，却不料作者要把两美合而为一，脂砚先生引后文作证，想必黛玉逝后，宝钗伤感得了不得。他说“便知语言不谬”，可见确是作者之意。咱们当然没缘法看这后半部，但即在前半部书中也未尝没有痕迹。第五回写一女子……这就是评书人两美合一之说底根据，也就是三美合一。[3]
与此论述相关的脂批，也一并罗列于下：
1、此句定评，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宝钗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甲戌本第五回批语）
2、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庚辰本四十二回批语）
俞平伯先生提出“双秀”“双绝”说的背景，是针对着“左钗右黛”之说而来的，而至于“钗黛合一”之说，实际源于脂砚斋的评语。而针对于俞平伯先生与“钗黛合一”说之间的关系，辛欣先生曾有论述，笔者认为非常合理：
其实,俞平伯在探讨第四十二回回前批的脂评时,是将脂评所说的“二美合一”解释为钗黛冰释前嫌,真正如金兰姐妹一般—与情场冤家相对。但是又从字面意义上为“二美合一”找到“兼美”这样的人物证据,使研究者以后再对“二美合一”理解时就会从他指示的这两个方向入手,他也因此成为“二美合一”的承担者。[4]
在俞平伯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俞平伯先生是提出“双秀”说的学者，同时又支持“钗黛合一”说，但对“钗黛合一”说的支持，是基于钗黛冰释前嫌，从而去否定“左钗右黛”的批评方法，而非是去肯定二人会“合一”。这个论证的过程中，俞平伯先生以钗黛同册、同曲、同图等作为依据来展开的，同时又糅合了自己对曹雪芹创作思想的理解，可以说论述的非常详实，也非常具有说服力。
然而一个观点的提出，通过不同侧面的解读，就会产生不同的重点，从而发生演变。俞平伯先生从提出“双秀”说，进而成为了“钗黛合一”的“承担者”。但如果没有脂批的出现，俞平伯先生是不会成为“钗黛合一”的“承担者”的，究其根本，“钗黛合一”与“双秀”实际上是不同的两种观点。
可以说，“双秀”说的提出，是对美丽的欣赏，是对不同价值观的女性的多角度的思考，也是对曹雪芹创作构思的解读。在指导人们阅读的时候，摆脱这种因读者主观意识而形成的优劣之分，或者正邪之分，甚至是好坏之分这样的单一的、二元的评论方面，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同时也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那就是去体贴地看待书中人物，体贴地去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意图，这样的方式更适宜我们去深入的了解并阐释《红楼梦》。那么，钗黛真的能够“合一”么？笔者认为此问题当从两个角度来进行阐释。
第一个阐释角度，我们应该立足于贾宝玉的视角，从贾宝玉这个角度来入手分析。在脂砚斋的批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合一”的依据是我们未见到的后半部，也就是说在我们常说的“黛死钗嫁”之后，而提出的依据，有很大的可能是针对于贾宝玉的婚姻的。这里“合一”的指向更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宝钗成了贾宝玉的贴心人。但笔者认为，贴心人并非是知己。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感情基础是“知己”之情，在小说第三十二回中有这样的文字：
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我们再来看宝玉对宝钗的“情”为何物, 在小说第二十八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极具有代表性：
宝钗原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边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
在此段文字中，我们能读到贾宝玉的“好色”，此“好色”可以理解为对美丽的欣赏。但也仅此而已，且在欣赏之后，对比的却是黛玉。可见，在贾宝玉的意识当中，林黛玉是第一位的。对于“情”的不同，贾宝玉是有着自己明确的认知的：
宝玉叹道： “……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头，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儿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
在宝玉的话中，宝姐姐成了“外四路”，亲疏之别一目了然。也正说明了在贾宝玉的内心中，黛玉与宝钗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的。“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的”一语，更可作为此论点的昭示。而宝玉是有着“顽石”气息的，可以说是冥顽不灵的。在紫鹃“试莽玉”的情节中，更可看出宝玉的坚持与坚守。故而，如果是以贾宝玉的婚姻来作为“钗黛合一”的立论依据，是不可能实现的。薛宝钗永远不能替代林黛玉成为贾宝玉的知己，“钗黛合一”之说自然无从合起。也就是说，从贾宝玉的婚姻的角度，即贾宝玉本身的情感倾向的角度来看，对于贾宝玉来说，不可能有“合一”的存在。可能是“黛死钗嫁”之后的情节中，宝钗对待贾宝玉的一些情节，造成了脂砚斋的误读。而此种误读的基础，是脂砚斋偏向于世俗的认识，他对于幸福的认知——婚姻的完善即是“合一”。
在对“钗黛合一”说的理解中，在学界中还有一种理解方式，就是钗黛的优点，组合成曹雪芹理想中的最佳女子形象。这种理解其实涉及到黛钗二人特质问题。
如《关于及其他》是这样看待俞平伯先生的观点的：
关于这个问题，俞先生即使再费几十页文章的考据，来勉强把钗黛合为一人，也是不能说服读者的。
俞平伯先生在该书以极大的篇幅讨论钗黛问题，甚至从偶合的表现形式上论证二者在作者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无所偏爱的，二者都体现着作者所理解的美，可以构成一个综合的典型。
如果说这两个人物（钗黛）可以是作者理想中的意中人的综合表现，那么《红楼梦》中的全部生旦净末丑的角色，也完全有可能是作者思想的演化……[5]
在这段引文中，有两个问题：
其一，是将俞平伯先生的“双秀”说，理解为“钗黛合一”；
其二，李蓝二先生认为是不存在合一的。
关于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前者或有对俞平伯先生的误读，如辛欣先生在论文中就有详述[6]。而后者的结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钗黛“合一”是不可能存在的，两种典型人物的差异太大，也倾注了曹雪芹不同的思考。
钗黛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综合来看，宝钗是理性的，黛玉是诗性的；宝钗关注于现实，黛玉执着于感情；宝钗以礼来自持，黛玉则更为感性。如果将之放在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当中，那么薛宝钗更适合于对现实的应对，而林黛玉则是理想中的“真”的化身。有着如此大的差异，可以说两者之间，除了均为美丽的女子之外，并无共同点，如此情况下，又如何“合一”呢？我们能试想一下：一个既有着诗性，又有着理性的人，在任何一方面都不会做到极致，而曹雪芹认知的“美”是否就是“中庸”之美呢？那么，这个“中和”了之后的人物，只会是一个成功学范畴上的人物，“人情练达”而又“任自然”，这是人性的两个极端，统一在一起，只会形成双重的人格。
有读者会说，“钗黛合一”为脂批中的提示，脂批作者自然是最了解曹雪芹的，事实上脂批仅能代表着批评者的观点，虽然说这些批评者中，有曹雪芹的亲友，但却不能说因为是亲友，所以意见就必然是对的。事实上，关于脂批是否能体现作者原意这个问题本身也应被人质疑。有些批语，明显是对小说的误读。如第十三回中，在宝玉闻得秦可卿逝后，有这样一条批语：“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此批就很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一个压根就不关心家务事的人，会为了一个可以继承家务事的人去世而喷血，此种理解的基点不知为何。第五十二回中，在“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处，有一段批语：“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此段的理解也颇有莫名其妙的感觉。曹雪芹在小说中曾将唐寅的名字，让薛蟠读为庚黄，这里不避讳，拿到自鸣钟时就去避讳？此条批语自然可以证明曹雪芹的先世有名字中带有“寅”字的人，但作为解读来说，却是偏颇的，盖寅时天未亮，只能写听觉，而非能写视觉，此处正可说明曹雪芹写作的细致，却与避讳没有关系了。
（七）钗黛“兼美”的创作目的
但是“兼美”，却是曹雪芹所明确表达了的。太虚幻境中的兼美，在林黛玉与薛宝钗之间建立了联系。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兼美，是至关重要的。
在小说中，黛玉与宝钗每每并举，无论是从篇幅，还是故事，相差并不多，且作者有意的将二者的判词等相并列，以使其在形式上无分高下。并且特意在第六十三回占花名时，将牡丹这花中之王给予了宝钗，从而使得薛宝钗能够与林黛玉相提并论。之所以如此刻画，曹雪芹自然是有目的的，其中之一就是产生冲突，产生比较，以便于故事的展开。
在小说第一回中，曹雪芹借石头之口，对以往出现的小说等俗文学的大致构架模式提出了批判：
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
曹雪芹当然不会将薛宝钗设置成一个小丑的样子，但是如果没有第三者的介入，那么故事情节就很难得以铺展。也正是由于薛宝钗的存在，才使得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感情有了起伏，并且在起伏中逐渐消除隔阂，达到两心相通的地步。
但，曹雪芹在小说的开始就确定了“木石前盟”的主要性，又通过“绛珠还泪”这个预设，使得林黛玉的地位不可动摇。这固然是小说之必须，却也使得小说中难以形成戏剧冲突。无冲突，则难以展开情节，所以就必须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如果随意安插进来一个人物，则难以形成对比，也就无从达到“双峰对歭，二水分流”的艺术效果，故而曹雪芹通过种种设置，不断提升薛宝钗的重要性，以使得她能够与黛玉相“抗衡”。而兼美的出现，无疑是曹雪芹对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的提升。此为曹雪芹的目的之一。
曹雪芹的另一个创作目的，或者是为了凸显黛玉与宝钗的不同特质。所谓“兼美”，兼是说并具，而美则是重点，兼而有之的，是美的地方。薛宝钗无疑是理性的，是入世的，更是符合当时时代主流的审美的。在小说中，薛宝钗以礼自持，以理规范自我，代表了理学要求下的人生之路。林黛玉是感性的，是诗化的，在她的身上，我们并不能分清她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出世与入世之间，并不是林黛玉的人生着重点。林黛玉专注于情，执着于情，因情而生，因情而死，得一真字，可谓纯真无伪之人。这与薛宝钗是截然相反的，正可谓“二水分流”。在这两种道路上，曹雪芹是如实描绘的，体现了曹雪芹对人生不同道路的思考。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的，如果薛宝钗是一个黄毛丫头，那对林黛玉的形象也是一种贬低，如果薛宝钗的道路是一种不值得思考的道路，那么对林黛玉来说，就不会形成对歭了。
但是曹雪芹还是有倾向性的。
我们回头来看贾宝玉眼中的兼美：“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在这个描述中，是有区别的，兼美与宝钗相似的地方，在于“色”，而与黛玉相似的地方在于“神”。二者之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兼美既有着宝钗的容貌，也有着黛玉的神韵。而容貌与神韵之间，实则一为外相，一为内相，这其中自然是有着高下之别的。
放置在整部小说之中，林黛玉与薛宝钗可以说是并举的，曹雪芹也每每将二者相提并论，如小说第五回中就写道：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 人多谓黛玉所不及。
这是将二人比较来说的，但其中自然也是有着作者态度的。如说到宝钗就会是品格端方与容貌丰美，而说到黛玉则是目下无尘，此种描述，正与作者刻画兼美时相类似。
曹雪芹在“兼美”的设置上，可谓煞费苦心，一笔多写，既有着对情与淫的思考，又有着章节布局架构的运用，同时又体现出对不同人生之路的反思。
[1]俞平伯，《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中卷第16页。
[2]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出版，第235页。
[3]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出版，第213页。
[4]辛欣，《“钗黛合一”评议》，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年硕士论文，第3页。
[5]兰州大学中文系、图书馆编《红楼梦教学参考资料》，第8、9页。选自《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第十八期。
[6]辛欣先生在她的硕士论文《“钗黛合一”评议》中对此问题有详述，大致观点如下：只是其中“可以构成一个更高的综合的典型”这句话，俞平伯似乎并未表达过……这种差别正是源于俞平伯对脂评“二美合一”的解读：他认为脂评中的“二美合一”是指钗、黛并非情场冤家，以此支持他的“双秀”论，却又用警幻仙子的妹妹——兼美来证明这个词的意义。原本，脂砚斋提出的“二美合一”就令人费解，经红学家俞平伯诠释，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观点。李、蓝就是将雨哦in广播的解说与他的“双秀”论相结合，总结出俞平伯的钗黛观：钗、黛各有其美、各尽其妙，如果将二人的优长处相结合，便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也就是“钗黛合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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