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司徒兆光雕塑艺术路上的“生命之歌”
2020年3月4日下午18:00，著名雕塑家司徒兆光先生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80岁。
司徒兆光(1940.6—)。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开平。擅长雕塑。195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6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雕塑系，是苏联著名雕塑家阿尼库申的学生。回国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雕塑系第四工作室主任、教授。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城雕艺术委员会委员、首都城雕艺术委员会委员。
曾为毛主席纪念堂、北京郭沫若故居、北京宋庆龄故居、国家体委、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故居博物馆等地创作铜像。在北京、巴黎举行个人作品展览。被授予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称号。
1975年完成集体创作的泥塑《农奴愤》。1979年在北京参加九人雕塑作品联展。作品《扬青稞》获北京市美展优秀作品奖。1981年作品《春》等在香港展出。1982年作品《雏鹰》在法国黎春季沙龙展出;为茅盾文学奖奖章创作茅盾浮雕。1983年赴苏联考察城市雕塑。1984年作品《多多》、《背》等参加布达佩斯国际小型雕塑展览;石雕《廖公》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木雕《妮》获北京市美展优秀作品一等奖。
1985年为人民币百元卷创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浮雕像;创作完成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大理石像。1986年为国家体委创作贺龙纪念像;应邀访问日本国;创作完成大理石刻《读》，该作品于1987年获全国首届城市雕塑评选"优秀奖"。1987年为匈牙利著名诗人山道尔‧裴多菲故居博物馆创作中国作家孙用(第一位用汉语翻译裴多菲诗的中国作家)铜像。1988年创作完成北京郭沫若故居的郭沫若纪念铜像。
1990年为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创作铜像《遐思》;出访新加坡;作品《妮》、《远友》等在新加坡展出。1992年在北京举行首次个人作品展览;赴西欧考察访问，在巴黎举行个人作品展览。1993年在台湾参加雕塑名家五人展。1994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称号。完成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型雕塑《劲射》;为北京宋庆龄故居创作宋庆龄胸像。1995年创作马寅初、梁思成像。1996年完成贺龙、利瓦伊汉纪念像。1997年创作何香凝像。1999年创作不锈钢像《牦牛》。
钱绍武：我所了解的司徒兆光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批雕刻家，他们默默地劳作着，磨炼着，创造着，克服着难以忍受的困难，安贫乐道，怡然自得。而创造的作品呢，除了极少数人偶然博得“天颜有喜”，“身”价十倍以外，大部分人的辛苦却没人知道，没人关心，当然更没人来买。真是实实在在地走着一条“寂寞之道”。“文革”结束之后，有了转机，总算有了可以展出的机会。而一旦展出，往往使人们大吃一惊，惊讶雕刻家的勤劳，惊讶雕刻家的智慧，惊讶那水平之高，数量之富，探索之广，钻研之深等等。好象忽然之间中国出现了大雕刻家。但是我要说，事实上，中国这样的雕刻家有的是，而司徒兆光就是其中之一。司徒兆光可说是地道的“科班”出身。由中央美院附中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又被选拔留苏。学习上刻苦勤奋，成绩优秀。他当然也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上山下乡，折腾不轻。他还有一个别人少有的机会，曾被派往西藏呆了近两年。在这些日子里很多人合乎常情地消极怠工，牢骚满腹，而司徒却有所不同，当他还在部队托管期间(他当了三年炊事员)，光素描头像就画了三四百张，速写还不算。去西藏一次更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他又是“双肩挑”干部，只是充分利用了各种间隙才打出了一大批木雕、石雕、圆雕和浮雕。如果说有些同志能够“用志不纷”地做出了好成绩，那末司徒兆光应该是另一种“典型”，就是说他能在头绪纷繁中做出好成绩。我认为这就更加困难，更有意义。但是这就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敏捷的构思才能。说到生活积累，我们会立即想到“长期地、无条件地生活中去”这句话。但多长算是“长期”?谁也没有定论。因此我的体会是：“到生活中去”诚然是个颠扑不破的原则，但就像说精神来源于物质一样，真正要解决创作问题却不这么简单。
创作活动的第一步首先是获得创作“契机”。而创作“契机”的核心恰是在生活中所产生的真挚感动，是那些各式各样的“动情之点”。而且这些“感动”本身还必须带有专业性质。音乐家如果不对音响的世界感兴趣，光写了很多文字记录，那末他最好转行去当记者或作家，要作曲大概仍然是困难的。同样，一个雕刻家要有兴趣于形体世界，他的动情是对在空间中的形体和其运动的感受和激动。这种形体和运动的感受多了，在某种触发之下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形成创作的“契机”就会“雕思敏捷”，“雕思泉涌”了。当然这种激动本身是离不开作者的思想境界，专业修养，艺术天赋以及责任感的。同时，创作也和任何技巧一样，越熟练、越来得快，越能触类旁通，有如神助。司徒兆光在西藏两年多，他自己说简直有做不完的创作构思。我们看他的创作也确实如此。如《扬青稞》、《母与子》、《背》、《雏鹰》、《藏族小姑娘》、《喂鹿》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几乎层出不穷。他告诉我，进入藏区以后，藏族牧民浑厚淳朴的性格和形象深深打动了他。他看见妇女们背水，那种巨大的耐力使他惊讶。后来又发现他们什么都背，那体积和份量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她们却习以为常，以她们那种特殊的方式负担着。那么举重若轻，那么……几乎可说是美丽地负担着，虽然在这个场合用“美丽”二字似乎不大合适，但我一时真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容。这里面体现了一种坚毅的美，一种克服困难的美。这种美使司徒深有所感，所以他说：“我觉得她们不仅在背水，而且可说背那种沉重的一切，所以我把背的桶做得比较抽象，以求更有广泛的概括性。题目就笼统地叫做《背》”。正是由于他对藏民艰辛的过去怀着深深的同情，所以一旦见到这种坚强而美丽的负重形象就会触景生情。产生了富有象征性的创作“契机”。这作品的尺寸不算大，但做得简练概括，落落大方。他那种大刀阔斧，一气呵成的作风在这儿得到了恰当的发挥。在西藏呆长了就会了解藏族婴儿的死亡率相当高，所以一旦有了孩子，他们就特别爱护，几乎时刻不离。她那万宝囊似的大皮袍子就成了“育儿袋”。未来的山鹰们就在这慈爱的怀抱里成长。这种深厚的爱当然又感染了作者，于是诞生了《雏鹰》的创作“契机”。有次去参观牧民们喂鹿，饲养员是个姑娘，拿着牛角正给小鹿喂奶，但小鹿却向她胸前乱拱。小鹿的天真稚气，对她的无限依恋，少女对小鹿的温柔爱怜，这的确是令人神往的，神往那种天真单纯、善良和谐之美。他还有不少藏族的创作，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可说无一不是自己生活中的真感受、真动情而来。所以尽管从题材来看，并不出奇，而就在这些常见的题材中，却可领受到作者的深情，正因为真挚，所以必然有着独创的价值。
当然，他的创作，他的激动不限于藏区，他不放过任何日常生活中的动情之处。他做了一系列亲切可爱的肖像。做了自己儿子的肖像，作了庞涛闺女的像，做了“小咪”的像，做了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的像，做了贺老总的像，廖承志的像等等。伊文思是位极富正义感的艺术家。支援过西班牙内战中的人民阵线，和白求恩同志在一起，支援过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几乎可以说凡是进行着正义战争的地方，他都去过。因此，他赢得了“飞翔的荷兰人”的称号。也因此而和司徒慧敏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所以对兆光也特别关心。这一切就使司徒兆光对他有了不同一般的感情。因此，这个肖像是成功的。那坚强而热情的眼睛和嘴，那饱经风霜的头额，那散乱不羁的银发，那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身姿，处处都体现了“飞翔荷兰人”这个主题。伊文思自己很喜欢这个肖像，把它带到法国，铸成了青铜。司徒自己只好再打了一个木雕。廖公去世之后，大家都十分怀念他，司徒一家都曾是华侨，所以对廖公尤感亲切，因此司徒接受了廖公家属的委托，为廖承志同志塑像。塑像两倍于真人，费时较长，可说是他近期的力作。大家知道廖公是乐观的，但一生道路却是坎坷的。他双眉疏朗，但饱经忧患的烙印竟如此明显。嘴唇是厚道的，而艰险的经历，使他非果决不可。眼睛是善良的，但革命的磨炼却使它们十分锐利。脸型是温和的，但辛劳奔波使它粗糙、坚毅。这些特点都难于表现，难就难在互相矛盾。这种矛盾性在“时间艺术”中还可以表达，而在“空间艺术”中却成了大难题。由于司徒兆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熟悉了这些特点，所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种矛盾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一系列肖像中有一件作品引起了轰动。司徒隔壁住着一位聪明美丽的小姑娘“小咪”。这是一个谁都喜欢的孩子，性格活泼，懂事好强。说要给她做像，她并不反对，可就是立不定，坐不住。这当然给雕刻家带来了困难，但没有想到，却也带来了好处。迫使雕刻家更多凭着记忆来创作，因此这个像做得更为自由，更为生动和概括。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熟练问题。如果说《扬青稞》等作品是他打木雕的开始，因此显得多少有点拘谨。那末到了这时，技艺已臻成熟，所以打得自由活泼，开阔洒脱。
我和司徒相熟，应该说有了年头了，但因为一直在一起，所以也有个“当局者迷”的问题。我没有认真地、统观全局地研究过他的艺术。这次《美术研究》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对他全部作品整个地想了一下。在欣赏之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就是怎样更好地扬长避短。总的看来，司徒艺术创作的优点是大刀阔斧，惬意潇洒，看来尚未最后完成，正好给观众留下想象的余地，令人觉得痛快淋漓干脆利落。但是有些作品中却没有发挥这个长处，似乎力求深入。好象精雕细琢，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显得罗嗦、费劲、疲软、琐碎了。记得吴作人先生常说：“有些画家老是画个没完，画得没法再画为止。而大画家则不然，他们知道画到什么时候就不画了。”这段话似乎是幽默小品，其实却是至理名言。幸而这类作品在司徒的创作中只占极少数。而且我想也是不难克服的。而克服这种缺点的最新证据就是他的新作《读》。现已立于北京东长安街正义路的街心花园中了。这是汉白玉雕刻的少女形象。通身明亮、几乎没有细节，只是以明朗简洁的几大块体积，表现了一种宁静优美的意境。我想人们不会要求去看更多的细节吧。虽然，她衣着的式样几乎没有交待。脸部五官也似乎是朦胧的，但是只要熟悉司徒的人，一望便知这是他的佳作。这才体现了他的长处和特色。
最后谈谈司徒的另一点长处，是造型技巧的熟练，这种纯熟本身就是美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木雕的刀法上，这种能力完全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也是扎实的造型基本功所决定的。在某些艺术门类中，往往有人以生拙取胜，名之曰“稚拙味”，特别在文人画的领域中，应该承认这种美感的妙处。但在技艺要求很强的雕刻艺术中，几乎可说带有某些“工程”性质的艺术中却要求完美、精到和纯熟。而纯熟精到，却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长期磨炼这唯一方法。谈到熟炼、精到，在艺术界流传很多“格言”，如说齐白石老先生一生只有十天没动画笔，那就是他母亲去世的几天。又说音乐家罗平施坦，一天不弹钢琴自己已觉得到差别，两天不弹，他的至友都可发现，如果三天不弹那末一般听众都能品得出来了。这些道理都是我们学艺时的座名铭。但老实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四人帮”统治时期，文学界的大部分同志都没法实行这些教诲。原因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现在听来，好似笑话，但却曾经是三十年来的现实。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利用各种间隙就成了学问。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司徒兆光在这方面就有他特殊的长处。他长期担任党内工作，又是教学骨干。社会活动也相当频繁，比如前年他参加了苏联第一届全国雕刻展，他拍了三千约张的幻灯片，回国后，上至中央下至地方，自党政宣传部门到各艺术院校放幻灯、“拉洋片”达数十次之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保持着、完善着雕刻技巧，达到纯熟的境界，岂不是难能可贵吗?他真是利用了饭前饭后、中午休息、晚上乘凉的全部时间。因此我想要像他那样幸运地入附中，上大学，去留学，这样的条件是不容易的，但是他那种抓紧一切时间，利用各种间隙，锲而不舍，以抵于成的精神却是人人可以办得到的(如果愿意的话)，这样的同志在你身边工作着，这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力，我自己就经常受到好处。我想这是介绍司徒兆光的作品时不能忽略的吧。司徒兆光正处于艺术生命的盛期，一切优点正在发挥，一切不足正在克服。让我衷心地预祝他更大的成功，用一句陈词滥调吧，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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