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7 冯小刚,在宫殿外独自起帐篷的人|书影人

“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就变成手雷了。”

这句话,来自冯小刚2003年出版的唯一的自传性回忆录《我把青春献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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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手机没变成手雷,《手机2》倒是风波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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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冯小刚,处于一个什么事业心态呢?

2002年,冯小刚因伤缺阵,整整一年没有电影面世,对于一个“沽名钓誉”(冯小刚原话)的人,那无疑是十分煎熬的。

赋闲在家的冯小刚,写了一本回忆录《我把青春献给你》(下简称《青春》)。

“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是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没有虚度…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掠食者的心情”。

在《青春》中,冯小刚如此形容野心勃勃的自己。

冯小刚的妥协和坚持

1989年11月,龟缩在家无所适从的冯小刚,接到王朔的电话。

“郑晓龙约我们攒一个喜剧,写一编辑部。”

在王朔的邀请下,冯小刚跟王朔、朱晓平等人成为了《编辑部的故事》的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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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的故事》成为1990年代初风靡一时,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情景喜剧。这也是冯小刚在影视行业的起点。

可见,冯小刚以喜剧为起点,纯粹是被动的、偶然的,既不是他主动追求的结果,也未必出于热爱与兴趣。

在《青春》一书中,冯小刚讲述了自己在1990年代创作的电影,包括《月亮背面》《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除了后三部有幸面世,其余作品全部胎死腹中。

被“枪毙”的电影,普遍是由于“整体感觉有些低沉,调子比较灰,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

冯小刚对此自然是愤愤不平的,“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红楼梦》、《围城》,包括关汉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应该好好'修改'”。

现实主义作品老是不过审,让冯小刚一筹莫展。

彼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韩三平,有些过意不去:冯小刚那些胎死腹中的电影,都是拿到了北影厂下发的“生产令”了的,最后都无奈夭折于电影局的一声禁令。

于是,韩三平对冯小刚说:“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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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选择有限的冯小刚,开始了喜剧创作之路,先后执导了《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等贺岁喜剧片,在这种不经意间,开创了他的“贺岁片时代”。

在访谈类节目《十三邀》中,冯小刚表示,当初同意拍喜剧片,出于电影局承诺,“拍够三部贺岁片,就可以拍《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

于是,冯小刚拍完《甲方乙方》、《不见不散》之后,还差一部贺岁喜剧片,于是,一部为了“充数”的《没完没了》诞生了。

然后,冯小刚朝思暮想的《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得以开拍了,并改称为《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的主题与风格,跟后来的《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都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现实主义与人文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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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些电影被毙了,我可能直接奔《我不是潘金莲》的路子上来了”,《十三邀》中,冯小刚确定无疑地说。

冯小刚的事业轨迹,隐约透露着冯小刚的“能屈能伸”和“以柔克刚”。

冯小刚说,喜剧片积攒的口碑、人脉、资源、朋友,让他在转型到现实主义作品之际,有无数的贵人伸出援手,倾囊相助。

“60了,有限的时间内,不想再功利地拍电影了,现在我就想拍对得住自己良心的作品。”

就像冯小刚说的,明知《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没有商业优势,明知它们很可能在市场遇冷,但他还是愿意拍这样的电源,那是喜剧片生涯积累下来的条件和资本。

他曾经的妥协,成全了今天的“自我”。

他的嬉笑怒骂,快意恩仇

在《青春》中,冯小刚写下了一些“自谦语”。

在他信马由缰地“偏题”一阵后,他说“请读者原谅,我心猿意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这胡扯,你们就全当是买了我的钟陪你们聊天吧”。

在他夸夸其谈地罗列伟绩时,他说“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就原谅我的肤浅吧”。

当他怒骂演艺圈的乱象时,他说“对不起,我有点恼羞成怒。这种怨妇式的写作会令读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须一吐为快”。

自序中,他说,“书中的一言一行可能有违传统的价值观,甚至让人反感,但我原本也没有期待博取全体人的好感”。

这些话虽然客气,背后却是冯小刚的我行我素。

现实中,“排片少”“票补乱象”“垃圾观众”这些都曾是冯小刚声讨的对象。

显然,这些行为对于一名倚重市场和观众的导演来说,是相当出格和激进的,同时也容易把自己的优缺点都暴露无遗。

《青春》中,冯小刚这样评价葛优的银幕形象:“对于人性的弱点毫不掩饰,私心杂念也是层出不穷。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心比心,对别人也能对自己一样宽容。这就跟让观众不拿他当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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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能解释冯小刚为何会成为“小钢炮”。

他不乐于给自己营造一个方方稳稳、恰当完美的公众人设。像王朔一样,他厌恶伪崇高,宁愿真实,哪怕有一点不圆滑。

他的不甘和奋斗

就电影而言,如果分个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喜剧无疑是后者。这种约定俗成、来处不明的观念,曾困扰了冯小刚很久。

“在中国,只有演悲剧或正剧的演员,才被认为是艺术家,才被认为是表演功力深厚。演喜剧的,最高的评价也就是,表演生动自然”。在《青春》中,冯小刚愤愤不平道。

冯小刚以喜剧起家,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崭露头角,到《大腕》《手机》时声名远扬,到了《非诚勿扰》时,其贺岁片喜剧导演的第一把交椅,已经牢牢坐住。

然而,虽然他的名气,已经可以比肩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一线导演。但后几位皆有国际大奖加持,陈凯歌《霸王别姬》拿下金棕榈,张艺谋《红高粱》斩获金熊奖,姜文《鬼子来了》摘得戛纳评审团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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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之秀如第六代导演中的贾樟柯、王小帅,也在国际上拿过重量级奖项。

反倒从影近三十年的冯小刚,大奖全无。名气跻身一线,可是大奖的缺失,让这名气落得有些不安。

自称“饿狼”的冯小刚,心里或许是憋着一股气的。

在《十三邀》中,冯导说,曾经有一座电影宫殿,第五代导演跑进去后,严守大门。

但仍抵不住第六代导演从窗户闯了进去。

于是他们两拨人一边守大门,一边守窗户。

结果,第七代导演就从电影殿堂的地下钻出来了。

他们三拨人就又守大门,又守窗户,又守地板。

但,始终没有他的位置。

于是,他另辟蹊径,在宫殿的旁边,另起炉灶,建起了帐篷。后来帐篷越来越多,越盖越大,渐渐成了一个院落…成了另一座宫殿。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冯小刚凭着这股志气,秣马厉兵,一部部铿锵有力的电影作品诞生,不想只被人看做一名“喜剧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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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开始拍《一九四二》,这似乎有看齐《黄土地》《红高粱》的意思。

《我不是潘金莲》,又有比肩张艺谋《秋菊打官司》的意味。

在李安的《卧虎藏龙》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之后,从来没拍过古装片的冯小刚也拍起了《夜宴》。

喜剧片拍得好,固然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可是,跟那些拍宏大叙事、民族苦难、家国历史的大导演一比,仿佛又有那么一点“名不正言不顺”。这是影视界与社会不成文的偏见,或许也是冯小刚的内心困扰。

而且,就像《甲方乙方》拍得再好,也被人当做是一个“小品”而已。小品是通俗艺术,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是因为要高雅深刻。这是艺术的逻辑。这种逻辑具体起来,就是冯小刚说“演员出了名,就轻易不想演喜剧了”。

《青春》中有一句话,“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没有白受”。

最有力的鞭策,莫不是来自最至亲的人。为了给自己“正名”,冯小刚卯足了劲,撇开“票房中心”的创作取向,开始关注家国命运与前程。

于冯小刚而言,所谓出息,或许就是:不再住帐篷里,要住到宫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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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中,被人群排挤、孤立、冷落的何小萍,被塑造得感人细腻,除了编剧的设计和演员的努力,冯小刚也是有大功劳的。

毕竟,曾被孤立在宫殿之外的冯小刚,对何小萍的遭遇,应是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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