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在孟加拉國發生了一場近年來規模較大的社會運動——在一輛私營巴士肇事造成多名學生死傷之後，數萬名學生抗議政府無視交通安全，要求規管腐敗的交通部門，從而走上了首都達卡街頭。對待學生的呼籲，孟加拉國政府採取了強制手段中止了抗議。近年來，這個1970年代才建立的新國家，近年來屢屢傳出有關威權主義、政黨鬥爭和社會運動的新聞。為何孟加拉國的政黨政治沒有滿足學生的訴求？它的政治又是如何運作的？本文作者認為，孟加拉國的政黨政治政治是南亞家族政治“登峰造極”的產物。而建國曆程中的社會肌理與國民身份構建中的內外掣肘，使得兩黨制不可避免地滑向了現在的樣子。
孟加拉學院門口的雕塑，紀念1952年孟加拉語運動中的死者。
1971年3月25日，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危機之後，東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正以人民聯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的領導人穆吉布（Sheikh Mujibur Rahman）為代表，與由西巴基斯坦人掌權的巴國政府攤牌談判，討論更多自治權，換來的則是巴基斯坦的軍事鎮壓。
穆吉布
在孟加拉人的記憶中，當日凌晨，秘密跨過上千公里調動來的裝備精良的巴基斯坦陸軍殺入達卡。“探照燈行動”，這是這場深夜開始的行動的代號——他們在街頭如切瓜砍菜般擊潰了倉促應戰的孟加拉人警察和準軍事部隊，逮捕了穆吉布。然後，軍方用坦克推倒了為紀念1952年孟加拉語運動而修建的“烈士紀念塔”（Shahid Minar），接著，士兵們搜查了達卡大學的校舍，在宿舍和校園中，沒有及時疏散的學生和教授被直接槍殺……
齊亞
東巴基斯坦陷入一片混亂，在鄉村，孟加拉人組建游擊隊襲擊巴軍。兩天之後，在東部城市吉大港，後來成為將軍與孟加拉國第二位最高領導人的少校齊亞（Ziaur Rahman）以“國父”穆吉布的名義放送了一條武裝起義宣言，宣佈孟加拉國獨立。“我謹代表偉大的領袖穆吉布……呼籲世界上的大國和我們的鄰國採取有效措施制止這場軍事佔領……孟加拉萬歲！”
齊亞的宣言，和前後數日由人民聯盟放送的另外幾條宣言一起，標誌著東巴基斯坦獨立戰爭的開始。一開始，巴軍勢如破竹，孟加拉人倉皇接戰，節節敗退。而到了下半年，形勢驟轉。印度介入戰爭，這回是巴軍一潰千里。到了1972年初，巴基斯坦被肢解，東巴基斯坦獨立為孟加拉國，已經成為事實。
2018年，在孟加拉國獲得獨立近50年之後，穆吉布的女兒、現任孟加拉國總理的哈西娜（Sheikh Hasina）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回憶起建國時的往事。她先是讚揚為那時做出犧牲的英雄，然後提到在獨立之後不久的1975年死於政變的父親。在那場青年軍官發動的兵變中，穆吉布和他大部分的家人都被槍殺。“我不怕死。我會繼承父親未完成的遺志”，哈西娜說。
這時，她話鋒一轉，轉向了她這些年不遺餘力的語言攻勢：聲討齊亞。“他參與了對我父親的謀殺！我真後悔，我後悔不能把他推上審判臺，他在那之前就死了”。齊亞在1975年政變之後平定局勢上臺，成為最高領導人，而他同樣死於一場政變，那是1981年。
如今，齊亞的遺孀卡莉達（Khaleda Zia）領導的孟加拉民族主義黨（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是孟加拉國目前最大的反對黨。哈西娜攻擊齊亞，是為了用“革命往事”在道德上徹底擊倒卡莉達和她的政黨。
國父的女兒，國父的軍人的遺孀，孟加拉國的歷史，成為了這個兩位女性領導人的角鬥場。
哈西娜（左）和卡莉達（右）
就在哈西娜的講話前後，達卡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因為一起私營巴士壓死學生的車禍，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街頭抗議。他們抗議政府不作為，要求大力規管混亂不堪的交通運輸業，打擊日益猖獗的腐敗。這場街頭運動，隨後因哈西娜政府調動警力逮捕部分學生和運動人士而引發了更多爭議。儘管學生們在8月22日宰牲節前被釋放“和家庭團聚”，但部分運動人士仍被關押。哈西娜政府也遭到了許多批評：哈西娜是要向莫迪和埃爾多安式的強人統治看齊嗎？
而年輕的運動人士和學生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則是，無論是哈西娜還是齊亞，都不是他們想要的領導人。從2008年開始，哈西娜已經穩坐總理寶座，今年底的大選，看起來也是她穩操勝券，孟加拉的政治空間，為何越來越失去選擇的機會？
當地時間2018年8月5日，孟加拉國達卡，孟加拉國學生抗議交通事故頻發，要求加強道路安全。視覺中國 資料
政黨、家族、記憶政治
在孟加拉國，議會制下的政黨政治，已經變成哈西娜和卡莉達兩人的家族鬥爭戲碼，變成了世仇的再造輪迴。
孟加拉國的現代政治中誕生了兩個“聖人”：國父穆吉布和將軍齊亞，兩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別改變了孟加拉國，又同樣被暗殺“殉道”，染上了足夠感染民眾的悲情色彩。一個留下女兒實現理想，一個留下寡婦扛起重任。
在哈西娜及其領導的人民聯盟的宣傳中，國父穆吉布為建國嘔心瀝血，為實現民主世俗社會主義的孟加拉國鞠躬盡瘁。而之後的齊亞，居然取消了對獨立戰爭中屠殺孟加拉人的戰犯的追責，甚至還通過1975年的第50號總統令，以“免罪法例”開釋了謀殺穆吉布的兇手。近年來。人民聯盟的基層宣傳試圖將齊亞一家描繪成獨立戰爭中竊取果實的人，甚至還放出流言，聲稱齊亞是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猶太人的特務，說以色列贊助他在孟加拉國扶植激進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哈西娜在其父的大幅海報下發表演說
而另一邊，在卡莉達·齊亞和她的孟加拉民族主義黨的宣傳中，齊亞將軍是一個不苟言笑，專心做事的好領袖。他在全國到處視察，隨時召開內閣會議討論國家發展。1975年之後，他一手推動了經濟私有化和計劃生育，為孟加拉國的現代化鋪設了道路。外交上他改變了親蘇親印政策，轉向美國、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建立了良好關係。他們說穆吉布雖是國父但內政外交一塌糊塗，而他的女兒哈西娜親近印度，簡直可以算是印度在孟加拉國安插的奸細。從民族主義黨裡還流傳出更具有煽動性的說法，聲稱哈西娜的兒媳婦是美國猶太人，背後是猶太人控制世界的陰謀。
這些對自己家族的讚美和對對方家族的汙名，從1990年代開始就在兩黨之間不斷上演。2009年，哈西娜帶領人民聯盟在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重新上臺，卡莉達拒絕承認哈西娜的政府。兩人的敵對關係被訴諸建國的歷史傷痕，付諸了更冷酷的政治行動。哈西娜組建了專門的法庭，審理1971年戰爭中的“戰犯”，追究屠殺孟加拉人的責任。這些人，很多都是卡莉達陣營的政客，或是和卡莉達結盟的保守伊斯蘭政黨的領袖人物。他們有些在1971年和巴基斯坦軍方合作，有些在當時反對獨立。其中不少人在2013年之後被法庭判處死刑。
孟加拉國的精英們一直試圖避免這樣的政黨政治。1990年代的大選引入了“看守政府”模式，每次大選前由一箇中立的看守政府接管政權，避免兩黨惡性競爭。到了2006年，忍受不了黨派政治的軍人又控制權力，想利用兩年時間改革政治，讓兩黨不再看兩位夫人的臉色行事，轉型為更專業、更“正常”的政黨。然而，這些方法都成效不彰，政黨政治在兩位夫人手上依舊如故。
可以說，孟加拉的政治文化，完全是家族化的恩主－侍從體系。儘管在南亞，家族政治非常常見——印度國大黨的尼赫魯－甘地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謝里夫家族、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家族都是例子——但像孟加拉國這樣，一位女兒，一位遺孀，高舉自己亡父、亡夫的畫像，攻訐對方，仇深似海長達三十年的，還真是獨一例。
那麼，在孟加拉國，是什麼讓政治領域的家族化變得如此徹底？又是什麼主宰了人們對歷史的想象？
消失的階級
在南亞，民族國家都跟上層精英有關。印度有加爾各答的殖民地精英和北方邦的上層種姓；巴基斯坦擁有操持烏爾都語的北印度穆斯林知識分子和商人，斯里蘭卡有西化的精英貴族。但在孟加拉國，這個群體相比較而言要弱小的多。這個群體的孱弱，為建國之後的克里斯瑪領袖提供了空間。
在孟加拉國建國之前，這片土地的統治者是英國人的代理人——印度教的柴明達爾地主，然後在印巴分治之後，是西巴基斯坦的官僚和軍人——使用烏爾都語的北印度穆斯林，或是西邊來的旁遮普人。孟加拉人被排除在東巴基斯坦的上層之外。甚至，在孟加拉國建國之初，很多重要的國家崗位上，居然找不到合適的人擔任職務。
在建國之初沒有足夠成熟的，內部有足夠異質性和多元性的上層階級，意味著參與孟加拉國政治權力競爭的，是一個非常小且單一化的圈子。建國之後，這個圈子裡面有穆吉布的家人、下屬，有齊亞的家人、下屬，有軍隊的高級軍官、技術官僚。自然而然的結果是，這個圈子嚴重依賴已有的領導人獲得權力，合資格的挑戰者則常常付之闕如。
在另一方面，孟加拉國的整個社會，也缺少從下到上的階級動員。
在孟加拉國建國過程中，階級問題一度浮在水面。孟加拉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以語言和孟加拉人身份為動員，反對西巴基斯坦精英的統治——底層和上層的階級鬥爭，正好和民族主義運動同構在一起。人民聯盟的前身，是“穆斯林人民聯盟”，其創始人帕沙尼（Abdul Hamid Khan Bhashani）是著名的“紅色毛拉”。受蘇菲主義影響，帕沙尼強調和底層站在一起，在農民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他是穆吉布的好友，儘管身為毛拉，卻支持建設一個為底層階級服務的政教分離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人民聯盟內部，激進左翼的力量很強，推動著穆吉布做出了一系列討好左翼的動作：將“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世俗主義”寫入憲法，實行國有化改革，建設工業……帕沙尼則在建國之後繼續激進的左翼路線。他在1972年底組建了一個左翼反對派聯盟，從農民和工人的角度批評穆吉布“不夠左”的政策。
等到齊亞政權上臺，形勢大變。齊亞推動經濟自由化，他鎮壓軍隊中持有激進左傾傾向的軍官和士兵的同時，在國內政治上也壓制左派（對激進左派的打擊，在穆吉布死前就已經開始了）。齊亞作為軍人，相信的是用紀律和從上到下的管控治理國家，而傾向美國的外交政策，更使他要避免蘇聯和印度的左翼政治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僅僅是依靠經濟自由化改革和政治上的壓制，並不能完全阻止階級動員重新出現、生長。孟加拉國的另一重特殊性在於，它在1980年代之後發展出的經濟模式，一方面依靠大量國際NGO攜帶國際援助深入孟加拉國社會基層，在政府缺位之處提供了大量服務（扶貧、教育、醫療、社區建設）；二方面依靠是大量孟加拉勞工在海外從事體力勞動，帶回大量外匯——最高峰時，僑匯金額相當於孟加拉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十分之一；其三是在國內形成了大量的小型私營企業。這三點特質，使得孟加拉國的勞動者一方面依賴外在聯繫，另一方面則要麼散落在不同的私營工廠中，要麼在海外離散著，依靠老鄉關係而非同業、同行的橫向連接組織。
相比南亞其他國家，孟加拉國政治中，少有全國性的社會團體。反觀印度，種姓政治正在不斷階級化；在巴基斯坦，一直充斥著信德人和旁遮普人的政治爭奪。而在孟加拉國，政治人物反而缺少一個自下而上的穩固選票“基本盤”——數十年來，哈西娜和卡莉達的兩個政黨的得票率經常大幅度攻守易勢。
既然如此，國家的歷史被簡化為家族的歷史，政治動員被轉移到家族記憶的動員，就不足為奇了。
達卡，烈士紀念塔
未完成的身份政治
以穆吉布和齊亞為符號，孟加拉國的政治衝突，也是兩種民族主義論述的衝突。直到今天，這個民族國家的組成主體的名詞仍然懸置著——是孟加拉人（Bangali），還是孟加拉國人（Bangladeshi）？
1905年，孟加拉文豪泰戈爾寫下“我的金色的孟加拉”（Amar Shonar Bangla）——“……在牧牛的田野上／在河流交匯的碼頭／在樹叢掩映的鄉道／伴著清朗的鳥鳴／成堆的稻穀前我的生命潺潺流淌／啊多麼歡欣啊，牧人與農夫／你們都是我的兄弟”。對泰戈爾來說，雨量充沛的夏季田野，冬天的陽光，田間的樹木、稻田、黃麻地，這些和土地直接相連的，基於生活經驗的意向和語言，都是孟加拉身份的象徵。
然而，儘管獨立後的孟加拉國以泰戈爾的這首詩作為自己的國歌，但國家的統治精英們仍然面對著一重巨大的尷尬：泰戈爾是個印度人。在印度，緊挨著孟加拉國的，是首府位於加爾各答的西孟加拉邦。它的人口和孟加拉國不相上下，兩邊都說孟加拉語，用孟加拉文，唯一不同是，那邊的孟加拉人主要是印度教徒，這邊的孟加拉國則主要是穆斯林。更麻煩的是，包括泰戈爾在內的，一連串歷史上排得上號的孟加拉文化名人，幾乎都是印度教徒、西孟加拉人。
這背後的歷史，是英國統治孟加拉帶來的社會變遷：英國人培植印度教精英作為孟加拉的統治者，而穆斯林則多數作為農民。這種階級和宗教的劃分促成了印度獨立之前東西孟加拉的分治。也使得泰戈爾這樣的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孟加拉認同，不那麼和孟加拉穆斯林的世界相通。在印度追求獨立的20世紀初，孟加拉的穆斯林更青睞穆斯林聯盟的巴基斯坦建國方案。在那時，穆斯林身份超越了孟加拉認同。
而在東巴基斯坦獨立運動中，穆吉布選擇了重拾泰戈爾與西孟加拉的文化遺產。這當然是政治環境下的必然——巴基斯坦囊括了旁遮普、信德、俾路支、孟加拉等多個族群，“印度穆斯林的保留地”是凝聚這個國家的核心意識形態。也就是說，只要一個孟加拉人優先認為自己是穆斯林，那麼就應該優先有巴基斯坦認同。從而，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世俗主義的民族主義——激烈地以“孟加拉人”的身份超過穆斯林的身份，以否定巴基斯坦的統治合法性，“先是孟加拉人，然後是穆斯林”。195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烏爾都語和反對用波斯－阿拉伯文字書寫孟加拉文的孟加拉語運動，也是因為這樣成為孟加拉國民族主義的標誌。
但畢竟民族國家無法外在於大國政治，巴基斯坦的存在催生了孟加拉國的世俗民族主義，但印度又重新確認了穆斯林身份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聯：如果孟加拉國獨立意味著孟加拉人的民族身份高於穆斯林身份，那為什麼孟加拉國要獨立成一個民族國家，而不是併入印度，成為西孟加拉邦之外的另一個邦呢？東孟加拉邦？被印度支配同樣令人恐懼。對孟加拉民族主義者來說，要保住孟加拉國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穆吉布在任上沒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和印度關係太好，以至於這個問題讓許多人更加焦慮。而他的死，據人們的猜測，也和部分軍人的身份認同困擾有關。
其後上臺的齊亞採取了折中辦法。他嘗試發明一整套新的民族主義語言，用“孟加拉國人”（Bangladeshi）代替原先使用的孟加拉人（Bangali）。“孟加拉國人”的身份，混合了語言和宗教，又不單方面強調其中任何一種。在他任內，“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寫入了孟加拉國憲法，與此同時，“世俗的共和國”也仍然寫在憲法條文中。
這種新認同事實上相當於“腳踩兩隻船”，儘量依靠軍政府的高壓實現身份認同的平衡。但它卻不斷面臨來自兩邊的挑戰：受到沙特等中東國家影響的穆斯林激進團體希望孟加拉國更伊斯蘭化，而世俗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也不斷表示不滿。
看起來，齊亞好像想到了一個將國家團結起來的辦法，然而正是他一手將身份的困境制度化了，孟加拉身份問題的弔詭之處在於，“我不是誰”永遠都很重要。只要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存在，孟加拉國的身份政治，就永遠要回答“為什麼我不是印度的孟加拉人？”，而只要巴基斯坦存在，孟加拉國又需要回應“我為什麼作為南亞穆斯林卻不是巴基斯坦人”。這個身份，永遠回處於“未完成”的狀態。
2013年要求判處穆拉死刑的“國王花園”運動
尾聲
在後冷戰時代，兩黨製備受推崇，政黨的和平輪替，穩定的政治建制精英，是許多國家的選舉政治試圖達到的理想狀態，孟加拉國也不例外。但穆吉布家族和齊亞家族的兩個政黨的輪替，卻讓兩黨制越來越像是“摩訶婆羅多制”——兩個家族的世仇壓過了一切。這背後，是孟加拉國這個年輕的民族國家，被社會結構、歷史身份與殖民包袱限制、牽扯。
從1980年代到今天，在特殊的發展模式下，儘管政治紛亂不休，孟加拉國的GDP數字卻一路上漲。壯大的城市中產更加擁抱全球化的價值，在孟加拉人vs孟加拉國人的身份鬥爭中，前者逐漸壓過了後者。也正是這樣，哈西娜的政府在2009年之後越坐越穩。當哈西娜以父親的名義聲討齊亞的政治理想時，城市中產也站出來為她撐腰。2013年，在達卡的國王花園（Shahbagh）爆發了年輕人主導的社會運動，要求政府處決被判1971年犯下戰爭罪行的伊斯蘭大會黨（Jammat-e-Islam）政治家，齊亞陣營的盟友阿卜杜爾穆拉（Abdul Quader Mollah）。哈西娜的政府也察覺到了新階級的需要。在調動歷史敘事，延續家族政治和記憶政治的同時，她也在通過禁毒、反恐等工程，為中產階級提供急需的安全感。但中產階級對訴諸歷史敘事、家族身份和強人領袖形象的政治也愈發不滿。8月達卡街頭抗議的學生，也許正在改變孟加拉國的政治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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