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罗伯特·M.奇蒂诺（Robert M. Citino）
译者：小小冰人
要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战役发展的影响，首先必须从战争前的五十年开始进行探讨。
从十九世纪后期起，军事分析人士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已在军事行动中出现：虽然相关战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庞大、更血腥、代价更高，但奇怪的是，这些战役也变得不具决定性。自1899 年起，几乎每一场重大战役都遵循同一种模式进行：进攻行动以有望成功的方式展开，尔后便在未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停滞不前。这种战役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或者说是最低点，一场战争以一连串机动战役为开始，所有参战人员通过运动战寻求一种解决之道， 随后很快沦为一系列静态消耗战。在许多人看来，战争的灾难性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伤亡，已敲响军事行动的丧钟，因为这些战役自拿破仑时代起便一直保持传统构思：在开阔地实施一系列机动，从而在与敌主力展开的一场决战中达到高潮。
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源于多种因素。当代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通常将之归咎于新式武器带来的防御火力加强：步枪（特别是后膛装填式）、机枪和新式速射炮。这种观点认为，新式武器会给进攻方造成严重损失，拿破仑时期的旧式突击注定要失败。即便进攻方设法到达敌人的阵地，防御火力也会彻底重创突击部队，导致对方陷入混乱，随着重要军官的伤亡，他们的指挥链亦会被打断。
这种传统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作战行动的崩溃实际上涉及更加复杂的指挥控制问题。其中包括大规模军队的出现，这些军队太过庞大，因而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机动能力；这些军队过于依赖铁路线；电报网的静态性导致指挥官几乎无法实施一场机动进攻或控制麾下分散的大军，特别是他们同敌人发生接触或遭遇火力打击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与进攻致敌崩溃同样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信息问题：情报的收集和下发；命令的制订和分配；保持前线作战部队间的联络，以及指挥结构。当然，不准确、不充分、姗姗来迟的信息总是会给战斗造成影响，但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信息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出现。缺乏或根本没有信息而造成的困难，在那个时代的战役中反复发生。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只需要看看伟大的普鲁士统帅赫尔穆特·冯·毛奇的杰作，1866年，他在柯尼希格雷茨打败了奥地利人。当时研究这场战役的历史学家们稍有些震惊地发现：战斗开始前，毛奇甚至不确定奥地利军队部署在强大的易北河的哪一面。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作战地域比法国和西班牙加在一起的面积还要大，有三条单轨铁路线，大多数地区没有电报，许多地段仍未被绘制在地图上。在科伦索的战斗中，英军指挥官雷德弗斯·布勒爵士同突击部队之间的联系，全凭一套三角旗和不太可靠的日光信号反射器。日俄战争期间，日军结束辽阳会战后悠然自得地追击俄国人，竟然对遇到的一系列山脉深感意外。此外，交战双方都没能解决高粱地的问题——这种农作物高3到3.6米，足以让大批部队隐藏其中。
（上图）普军猎兵与奥军骠骑兵在波迪尔附近展开激战
至于错误的信息，可供学者们选择的例子多不胜数。布尔战争中发生过两次，分别在莫德尔河和图盖拉河畔的科伦索，英军发起突击，遭遇掘壕据守的布尔军队。这两次，英军都在河流的真实流向及渡口所在地方面受到误导。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土耳其人认为保加利亚军队会直接进攻阿德里安堡，因而计划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天增援该要塞。实际上，保加利亚人已将一整支军队部署在要塞东面。战争开始后，保加利亚人深入土耳其军队右翼和后方，导致开赴阿德里安堡的土耳其军队主力猝不及防，随后便被击溃。
最后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很熟悉的问题：信息太多。虽说电报流程保持不变，但必然涉及包括打字、解码在内的大量传送工作，然后信息才会被置于指挥官桌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头几周，堆积如山的混乱报告完全超出涉入其中的所有指挥官的理解力，其中不少人（英国远征军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德国第8 集团军司令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俄国第2 集团军司令A.V. 萨姆索诺夫；德军最高统帅小毛奇）在压力下彻底崩溃。
虽然我们很难为小毛奇在1914 年指挥的战役加以辩护，但对他心生同情却是容易做到的。特别是在最后的马恩河战役期间，小毛奇丧失了对作战行动的控制。他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远离前线，他那耷拉下来的肩膀上背负着德国的命运，办公桌上的电报堆积如山，他根本没时间阅读，更别说消化了，他沦为二十世纪一个新问题的首位受害者：信息超载。任何一个坐在电脑前，发现300 封未读电子邮件的人都能明白他面对的问题。小毛奇的应对是“按下删除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放弃了指挥—他派里夏德·亨奇上校赶赴前线，并命令在必要情况下“协调一场全面后撤”。亨奇的任务以德军右翼撤回埃纳河而告终，德国在1914 年赢得一场速胜的希望就此破灭。
1915—1917年，战役之死
上述所有问题都在1915—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年代达到顶点。那些认为主要问题是火力的人肯定能找到相关范例。随着更重型的新式火炮引入战争，迫使交战双方的士兵们挖掘战壕以求生存。而机枪更是“浓缩了步兵的精华”， 能扫清战场上的进攻者，将突击地段变为敌人无法跨越的“无人地带”。
可即便在这样，大股军队的情报、信息和指挥控制问题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仔细观察战争中最糟糕的“屠戮战”（加里波利、凡尔登、索姆河）， 就会发现各场进攻是多么接近于成功。在加里波利战役中，英军第29 步兵师在半岛南端赫勒斯角周围的五片海滩（从左至右分别命名为Y、X、W、V、S）同时登陆。英军在其中四个登陆场遭遇土耳其军队精心部署的密集火力，经历了一场疯狂的杀戮，几乎没能登上滩头。但在海角西北方不到一小时行程的Y海滩，2000名士兵兵不血刃地登上海滩。他们随后在那里白白浪费了11个小时，混乱不堪、管理无序，以及缺乏必要的命令，导致他们未能利用这一机会，本来他们可以把半岛更远处的土耳其守军悉数切断。但其他海滩的战争使他们以为自己也身处险境，最后重新撤回船上。
（上图）一战战场上的空蛋壳
同样，澳大利亚-新西兰军（ANZAC）在加巴特佩的登陆几乎也没有遭遇抵抗。巡逻队向岛内渗透了约5.6千米，在那里，他们的目光扫过整个半岛，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海峡——那是此次战役的作战目标。但同样不幸的是，指挥瘫痪、缺乏情报与不熟悉地形共同阻止了他们的前进。此后，加巴特佩北面苏弗拉湾的登陆也重复了这种模式。虽然登陆部队未遇到任何麻烦，前方也没有土耳其守军（这出乎他们的意料），但登陆部队最终却没能向岛内推进—这些登陆行动本来可以在进攻首日便通过迅速推进实现许多目标—一周后，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成千上万人伤亡的代价。
如果我们仅仅责怪战场指挥官，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种现象。部队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根本不知道岸上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技术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汉密尔顿通常受到的批评是“登陆行动展开时他却待在船上”，可实际上即便是他上了岸也无法实施更好的指挥。不过，这并不是说加里波利的失败是注定的，只是在呼吁对这些众所周知的战场失利做出更高层次的系统分析。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把整个过程个人化：这位指挥官在关键时刻失败了，该果断的时候他却犹豫不决；那位指挥官年弱体衰，或意志薄弱，或者仅仅是运气不好。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这些相同的解释一次次出现在历史上的每一处战场失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堑壕战年代的阵地战简化了庞大军队的指挥控制问题： 敌人在这里，位于正对面；友军在那里，面对敌人。一个非常简单的堑壕突击方案可以收集到需要的所有信息。同更具机动性的作战行动相比，“指挥控制”一支掘壕据守的军队简直就是一场孩子的游戏—蜷缩在战壕里的部队总是处于控制下。但这样的方案就连突入敌人防御的进攻行动也会在堑壕里陷入停滞。这是因为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同样复杂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军事行动，所以如何恢复作战机动性才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摘自《从闪电战到沙漠风暴：战争战役层级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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