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 精神·意志·後盾——黃河口紅色記憶（中）

精神·意志·後盾

——黃河口紅色記憶（中）

□ 薄文軍

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堅忍不拔，永葆信念；攻堅克難，無私奉獻；和諧創新，兼收幷蓄。墾區精神，激勵我們團結奮進，幹事創業；激勵我們不斷實現新的跨越，創造新的輝煌。

——題記

在那戰火紛飛的歲月裡，無數革命先輩憑著一個信念，一腔熱血，一份執著，戰勝了敵人，戰勝了困難，贏得了抗戰的勝利、全國的解放。而今，當年的抗日戰場，已經成為黃藍兩大戰略實施的廣闊舞臺。撫今追昔，我們更加珍惜和崇尚先輩們在這方土地上淬鍊而成的革命意志、革命傳統、革命精神。因為這些正是我們克敵制勝的法寶、奮勇前進的動力。

披荊斬棘

渤海墾區，泛指20世紀40年代以前山東省利津、廣饒、沾化、無棣四縣東部黃河入海口兩岸（大部分在今東營市境內）的濱海地區。系由清朝咸豐五年（1855）黃河奪大清河道入海之後，填海造陸形成的廣袤的新淤土地。因成陸較晚，直到清末民初這一地區還是人煙稀少、荊棘叢生的荒涼之地。

民國初年，魯西地區遭受特大水災，災民衣食無著，被迫四處流浪。當時的山東地方政府為安置難民，曾專門設立“濱蒲利廣沾棣淤荒設治籌備處”，將大批災民遷到這裡墾殖。1930年，韓復榘入主山東後，又派他治下第二十師五十九旅的退役功勞兵來這裡屯墾。大批墾荒者的湧入，使這裡開始出現一些屯墾集中地帶，進而形成了王營屋子、劉家屋子等若干新村。

1935年，黃河在山東省鄄城縣決口，菏澤、鄆城、嘉祥、鉅野、濟寧、金鄉、魚臺等縣盡成澤國。數以千計的災民攜妻帶子，肩挑手推，來到這裡。由國民黨地方政府按每200戶一個大組，分批安置在黃河尾閭大片荒原上。形成了八大組及一村、二村、三村……二十五村等眾多移民新村。

1936年4月，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決定以八大組（今東營市墾利區永安鎮境內）為中心建立永安鎮。不久，又決定在此設立新安縣，並在八大組設立了“新安縣籌備處”“墾區籌備處”，“墾區”即由此得名。但此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大舉南下，利津、廣饒、沾化、無棣各縣相繼淪陷，國民黨政府的墾區置縣計劃擱淺。

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墾區在生產、生活環境方面表現出諸多劣勢的同時，也凸顯出其戰略地位上的巨大優勢。它南鄰廣饒、壽光，北接沾化、無棣，西靠利津、蒲臺，東瀕大海。雖然陸路交通不便，但憑藉荊棘蘆葦的掩護，通過曲折坎坷的荒野小路，向北可達冀魯邊區，向南可到羊角溝、清水泊抗日根據地。而且，墾區海岸線綿長，水運條件優越。走海路，也可以北通冀魯邊區、天津、塘沽，南達昌濰及膠東地區。在內陸已被敵人“分割”“蠶食”，交通阻斷的情況下，墾區有廣闊的海域可供開展海上運輸和貿易，增加稅收。墾區居民多是逃荒至此的難民、災民，或從敵佔區遷來的窮苦百姓，他們深受日寇、漢奸、頑固派及土匪、地主的壓迫和剝削，愛國熱情和階級覺悟高，容易被組織發動起來，投入到抗日救國的革命鬥爭中去。

1941年9月，中共清河區黨委在此成立了中共墾區工作委員會，同時成立了墾區臨時政權機構——墾區建設委員會。1942年1月，墾區新的政權機構墾區行政委員會選舉產生。1942年6月，中共清河區黨委決定撤銷中共墾區工作委員會，建立中共墾利縣委。1943年4月22日，墾區行政委員會改稱墾利縣抗日民主政府。隨之，區、鄉、村級抗日民主政權普遍建立，墾區建設發展揭開了嶄新的篇章。

墾區解放前，這裡土地狀況相當複雜，民地、照地、公地、皂地、所有權地、計口授田等名目繁多。有契無地、有地無契、地照不符、黑地等現象非常嚴重。司照、省照、縣照、承墾單、承墾證書、試墾證書、所有權證書、遷移照、飛照等重複壓蓋。地權不清，證照混亂，使土地糾紛成為墾區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墾區解放後，大批抗屬、工屬、難民、災民進入墾區，勞動人口驟增。同時，面對日偽的“蠶食”“分割”，抗日軍民生存面臨著嚴重困難，急需解放區的物資支援。

儘快搞好安墾，成為墾區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墾區建設委員會專門成立了墾區土地清丈隊，負責墾區土地的調查摸底、清丈測算工作。清河行署頒佈了《墾區土地整理暫行方案》及《墾區公田墾殖暫行辦法》。1942年6月，清河行署在八大組召開了墾區土地工作會議。行署主任李人鳳作《墾區土地問題》報告，全面分析了墾區土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新區老區的不同特點，提出了墾區土地分配政策和組織安墾辦法。

為從根源上杜絕土地混亂現象，清河區參議會對墾區土地作出規定：一、有紅契（完糧升科者）即承認其所有權。二、憑有老照（包括司照、省照、縣照）經鄰至年長人證明，確為其經營者，承認其所有權。三、持所有權證書者，承認其所有權。四、憑有計口授田（民國二十四年魯西移民）之根據，而無上述文類者，則按一戶30畝（官畝）承認其所有權。五、在清丈土地中，除按文契規定的數目外，所有丈餘土地另作處理。

由於各級抗日民主政府的高度重視，在不長時間內，墾區的公田、私田、生荒、熟荒均作了合理分配和妥善處理。為鼓勵墾殖，墾區土地管理部門將公田無代價分給農民（抗屬、工屬、難民、災民有優先權），取消各項苛捐雜稅，公糧田賦減半交納，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大批從敵戰區逃來的難民也得以在墾區安居樂業。墾區正確貫徹執行了中共中央保障各階層地權的方針，不僅貧農難民都獲得了土地，即使逃亡地主的土地，包括一些反共反八路的敵對分子的土地，當時均保障其所有權。有代管人者自行代管；無代管人者由政府代管，秋收後通知其前來領取地租。1941年秋收後，一些逃亡地主領取地租後感激萬分，住濟南的一鉅商為此專門寫信向墾區抗日民主政府致謝。

土地遼闊，宜耕宜殖，遠離城鎮，交通方便。戰火硝煙下的渤海墾區，很快成為百業興旺、物產豐富的米糧川。並一度成為整個清河區（1944年1月之後為渤海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黨政軍後勤機關駐地。

穩固後方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渤海墾區豐富的糧、棉、鹽等物產，源源不斷地運往前線，並有效支援了膠東、魯南等其他解放區。這方熱土，被革命軍民親切地譽為“魯北小延安”“山東的烏克蘭”。

八路軍山縱三旅（清河軍區）進駐墾區之後，後方官兵依靠黨組織的正確領導，依靠當地群眾的全力支持，依靠集體的智慧，憑藉勤勞的雙手，快而有序地開展工作，使軍需生產迅速得以恢復，兵工廠、被服廠、酒廠、造紙廠、印鈔廠等都有較快發展。清河軍區兵工廠的幹部戰士克服重重困難，開動腦筋，因陋就簡，積極開展兵工生產。製造槍彈有困難，他們就想辦法改制槍彈；缺少彈殼，就動員戰士從戰場上把廢彈殼揀回來，加工後再用；沒有炸藥，就到敵佔區、大城市買回廢舊電影膠片切碎代替炸藥。有時，戰士們還冒著生命危險撿回敵人投放的啞彈拆卸，取出裡邊的炸藥使用。

後來，兵工廠開始用火硝自制炸藥，滿足大批量生產的需要。因為生產車間和設備都非常簡陋，兵工廠生產的危險性較大。有一次，兵工廠指導員帶領戰士推碾軋藥，不慎火藥爆炸，推碾的幾名同志全部犧牲。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裡，清河軍區兵工廠依靠自力更生，不斷成長起來。到1943年，這個兵工廠已能夠自制迫擊炮和迫擊炮彈，並能將迫擊炮改造成平射炮，還發明瞭當時殺傷力較強的槍榴彈。他們生產出的大批武器、彈藥，有效保證了部隊作戰需求，為保衛根據地、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為克服根據地的經濟困難，減輕人民群眾經濟負擔，清河區黨委、清河軍區借鑑延安大生產運動的成功經驗，於1943年春向全體幹部發出了每人“半畝荒，百斤糧”的號召，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墾區大生產運動。各級黨政機關、軍區後勤機關工作人員、駐墾區部隊積極響應這一號召，制定各項生產計劃、開展大生產運動。渤海（清河）軍區司令員楊國夫、政治委員景曉村、參謀長袁也烈、政治部主任周貫五等都帶頭開荒種地，直接參加生產勞動。通過全體指戰員的共同努力，軍區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除了實現自給，墾區還有大批糧棉支援其他解放區。據統計，當時僅刁口、旺河兩港口，一年就向膠東一帶輸送大豆等原糧近5000萬公斤。

墾區抗日根據地，一直都是日偽的眼中釘，肉中刺。為摧毀這個“心腹之患”，敵人在軍事上對其加緊實行“分割”“掃蕩”“蠶食”；在經濟上對其實行“囚籠政策”，嚴密封鎖、殘酷掠奪。一方面將清河區劃為所謂的“經濟特區”，在張店設立物資專員，採用印發假“北海幣”和傾銷法幣等手段，盜買抗日根據地物資，擴大偽市場；另一方面又在根據地周圍增設據點，在小清河、黃河故道主要渡口設立關卡，控制渡船，禁絕向根據地輸入任何生活必需品，斷絕小清河南北交通，企圖使抗日根據地在物力、財力方面陷入困境。針對日偽的經濟封鎖和貨幣政策，墾區軍民與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經濟鬥爭。積極發展根據地工商業經濟，打破日偽封鎖，粉碎經濟掠奪，保證急需物資供應。強化貿易稅收，建立煙、酒、鹽專賣制度，把產、銷、運、稅結合起來，既發揮專業作用，又互相聯繫，密切配合；發展與敵佔區的貿易往來，建立關係，溝通有無，克服物資缺乏的困難；深入農村，發動群眾，催繳糧款，完成田糧徵收任務。

清河行署、清河軍區所屬工廠相繼遷入墾區後，軍區後勤部和各縣又先後在這裡建立了皮革廠、印染廠、造紙廠、捲菸廠、肥皂廠、酒廠、鞋廠、油坊、酒店、商店、貿易貨棧、軍人合作社等。抗日軍民急需的生產資料、生活用品、軍需物資應有盡有，基本都能滿足自給。一些剩餘農副產品則被集中收購，組織出口，用於換取資金和軍需民用物資。墾區工商業的迅猛發展，相對獨立的工商貿易體系和金融市場的形成，對打破敵人封鎖，繁榮城鄉經濟，開展支前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為解決農村勞動力不足問題，抗日根據地積極提倡婦女走出家門，下地勞動。“勞動發家致富，勞動發家光榮”，“誰勞動誰得食，勞動有福享，懶漢餓斷腸”，“婦女下坡光榮”等口號，通俗明瞭，深入人心。

飛蝗，一直都是渤海灣地區一種危害性極強的農業害蟲。在利津、廣饒等縣的地方史料裡多有“蝗蟲成災，歲大飢”，“蝗蝻為害，海灘淤地尤甚”，“連三歲蝗蟲，災重”，“蝗蟲嚴重，糧田減產四成”等記載。墾區根據地一直把滅蝗作為組織農業生產的一項重要任務，每年都要帶領軍民滅蝗保糧、蝗口奪糧。從1943年到1945年，每到春夏之交，都有10萬滅蝗大軍“遠征荊荒，消滅蝗源”。最多的時候，參加滅蝗的黨政軍群機關幹部、學校師生和群眾達36萬人。在渤海行署主要領導同志親自帶領下，抗日軍民累計開挖撲蝗溝2000餘公里，年捕捉蝗蝻50餘萬公斤，保護禾苗數百萬畝，取得了滅蝗保苗的一次次勝利，確保了糧食穩產。

那是一段艱苦卓絕的崢嶸歲月，那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在黨的領導下，墾區，成為清河八路軍對敵鬥爭的堅強後盾，整個山東戰略區的穩固後方。

戰歌嘹亮

當年的黃河口上，硝煙瀰漫，歌聲嘹亮。

透過歷史的長空，讓人感受到一種昂揚向上的力量。

隨著清河區抗日根據地的不斷擴大，不僅當地人民群眾從政治上得到了翻身，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也讓這一地區的文教衛生事業從無到有，由弱到強，蓬勃發展，成為荒原上的簇簇亮點。尤其報社、劇團、學校、醫院等，在短時間內得到長足發展。在宣傳革命、服務革命的同時，極大地滿足了當地幹部群眾的精神需求，併為革命事業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

《群眾報》是中共清河區委機關報，創刊於1939年夏。當時，報社只有4名工作人員，發行不定期的油印小報。同年秋，《群眾報》與清河軍區的《前線報》合併，改為石印的日報，內設編輯部、通訊部、出版部、經理部等部門，職工隊伍發展到40多人。1940年，群眾報社隨清河軍區及行署機關從博興縣純化鎮遷到廣北的北隋、牛莊一帶。1941年秋，又隨遷至墾區八大組。隨著墾區抗日根據地的不斷鞏固，群眾報社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報紙由原來的石印改為鉛印，印刷質量大為提高，發行數量成倍增長，刊登內容日漸豐富。為更好地傳播革命文化、大眾文化 ，服務於抗日軍民，《群眾報》除刊登新聞之外，還開闢了文藝副刊。報社職工隊伍也空前壯大，工作人員增加到了60多人。1944年1月，清河區與冀魯邊區合併成立了渤海區，《群眾報》與原冀魯邊區的《冀魯日報》合併，更名為《渤海日報》，改為四開四版的日報，每期印數2500份。直到抗戰勝利後，渤海日報社隨渤海區黨委、行署和軍區機關遷往剛成立的惠民市。

耀南劇團成立於1938年，原名八路軍山東抗日遊擊第三支隊宣傳隊，後改為清河軍區宣傳隊。為紀念馬耀南烈士，清河軍區於1940年將這支革命宣傳隊伍命名為“耀南劇團”。耀南劇團一直跟隨清河區主力部隊轉戰於各抗日根據地。1941年，墾區解放後不久，隨軍區後方機關遷入墾區開展工作。在戰火紛飛的環境裡，劇團演職員時而集中，時而分散。一遇敵人“掃蕩”，他們就化整為零，換上便衣，和群眾一起生活。情況稍有好轉，他們又集中起來，排練節目，宣傳抗戰。尤其十冬臘月，天寒地凍，演員們化妝時凍得手拿不住眉筆，油彩用火烤了才能往臉上抹，有的演員在臺上凍得發抖，但大家沒有一個人叫苦。在墾區，耀南劇團先後排演了《鐵蹄下的孩子》《“四一二”大活報》《討伐歸來》《雙尋夫》《上冬學》《重逢》《皇協軍》等劇目，深受根據地人民歡迎。除了正常演出，耀南劇團還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一線，教唱抗日歌曲，宣傳黨的政策，將嘹亮的歌聲傳送到每一個角落。

耀南中學成立於1942年9月，也是為紀念馬耀南烈士而命名的。在清河區黨委、行署直接領導下，耀南中學依靠抗日軍民強有力的支持，在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歲月裡建立和發展起來，成為宣傳革命、傳播知識的重要陣地，被譽為清河區革命知識分子的“搖籃”。耀南中學最初設在博興縣純化鎮，考慮到純化鎮離敵人據點太近，很不安全，清河區黨委決定將其遷往新開闢的墾區，校址選在了墾區北部的老爺廟村（今屬河口區六合街道）。這裡房屋緊缺，糧食供應也比較困難，吃水更不方便。數月後，耀南中學又二次遷址到了楊家嘴（今墾利區黃河口鎮境內）。楊家嘴地處黃河岸邊，十分偏僻，敵人不易發現；在黃河故道掘地即能取到甘甜的泉水，生活條件比以前好了許多，而且這裡留有以前部隊用過的一座土碉堡，還有十餘間破舊房舍，稍加修繕，可供校部使用。

當然，新校址也是荊棘叢生，交通不便；夏天炎熱，蚊子成群；冬天酷冷，飛沙彌漫；居戶太少，房屋依舊緊缺，有近200名師生難以容身，不得不分散住到老百姓的敞棚裡。面對諸多困難，飽經戰火考驗的耀中師生下決心要自力更生建設校園。因為資金緊張，學校只買了部分梁檁，師生們完全靠自己動手，就地取材，在校部東邊500米外的高粱地裡修建了三間半地上半地下的“地屋子”。白天上課時，這裡就是教室；下課後，這裡就是食堂；到了晚上，這裡便又成了宿舍。1943年春天，天氣剛一轉暖，耀中師生又和泥脫坯，在黃河故道里蓋了50多間土坯房。這樣，耀南中學上課有了專用教室，休息有了專門的宿舍。在教室裡，他們還修了土臺子當講臺和課桌用。

1941年秋，清河行署醫院、清河軍區後方醫院相繼從廣北及博興北部遷往墾區小口子村和張家圈村（今墾利區墾利街道境內）。這兩個村都坐落於黃河故道北岸的黃河新淤地帶，草深林密，水源條件好，是比較理想的醫院駐地。不過，這裡住房條件極差，當地群眾住的多是用木棍、秫秸、茅草搭起之後再糊上泥巴的簡陋住房。當時的所謂醫院其實僅有幾間半地上、半地下的地屋子做治療室，病房則分散安排在群眾家中。醫院設備非常簡陋，器械藥品及醫護人員也都十分缺乏。但醫護人員、傷病員與當地群眾魚水情深，互幫互助，共渡難關，出色地完成了救護傷員的任務。有時，一次大的戰鬥之後，大批傷病員被搶救下來，幾乎家家都安置了傷員，有的一戶能安上兩三個傷員。鄉親們爭著把自己的住房、衣被、糧食讓給傷病員用，自覺組織起來站崗放哨，幫助醫院到外地購買藥品，婦女們主動為傷病員洗衣、做飯、縫補衣裳。當時，群眾生活非常困難，他們自己吃糠咽菜，省出糧食給傷病員吃，還精心為傷病員煎湯熬藥，日夜守護，關心傷病員勝過關心自己的親人。

就是在那艱難困苦的環境裡，抗日軍民憑著一種高昂向上的革命士氣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贏得了文教衛生事業的大發展。

同仇敵愾

清河區黨委、行署和清河軍區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卓有成效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1月，舊軍人出身的王雪亭被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任命為保安九團團長，駐防蒲臺縣。為能真正找到一條抗日救亡之路，王雪亭主動尋找機會與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接觸。1939年7月，終於同八路軍山縱三支隊後方司令馬千里取得了聯繫。隨後，馬千里把王雪亭介紹給山縱三支隊司令員楊國夫。1940年春天，王雪亭毅然率部起義，公開與國民黨反動派決裂，主動要求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改編所屬部隊。王雪亭成為抗日戰爭時期山東境內第一個率部起義的國民黨團級軍官。這一正義之舉，在國民黨中下級軍官中引起強烈反響，抗日軍民深受鼓舞。

為適應統戰需要，三支隊領導人楊國夫、徐斌洲等與王雪亭協商，讓其所屬部隊暫時保留原番號。1940年7月，蒲臺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王雪亭任縣長。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發動了新一輪反共高潮。王雪亭為表示跟共產黨走的決心，再次要求將所屬部隊改編為八路軍。同年2月，該部在博興縣閻家坊正式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三旅黃河獨立團，王雪亭任團長。1942年4月，王雪亭來到墾區，經過民主選舉，擔任了墾區行政委員會主任。1943年4月22日，墾區行政委員會改稱墾利縣抗日民主政府，王雪亭任縣長。憑著自己豐富的統戰工作經驗，他經常深入墾區附近敵佔區、游擊區的一些村鎮，廣泛爭取和團結地方開明人士，教育偽屬，瓦解偽軍，打擊反動惡霸，擴大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影響。1944年10月18日，全境解放的利津縣召開全縣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王雪亭當選為利津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

原國民黨西北軍某部旅長劉翰卿，退役後定居八大組。作為墾區根據地初建時期的開明士紳，劉翰卿具有強烈的愛國熱忱和抗日民主思想，在當地有較高威望。墾區解放後，劉翰卿積極擁護中共抗日主張，很快走上了團結抗日的道路。1941年秋，墾區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組織——墾區建設委員會成立，劉翰卿任主任。1942年8月，墾區第一屆參議會上，劉翰卿當選為參議長；1943年8月，墾利縣第二屆參議會上，劉翰卿獲得連任。任職期間，劉翰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響，經常公開出入於敵偽內部，廣泛接觸聯絡，巧妙周旋應付，為墾區抗日根據地建設發展做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

策反偽“滅共建國軍”第八團王道部，是清河區長期堅持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分化瓦解敵偽勢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1942年10月，王道率領的地方雜牌武裝投靠日軍不久，即被派到壽光縣北部的牛頭鎮攻打八路軍。因為是替日軍打頭陣，後勤供應又毫無保障，王道部官兵怨聲載道，其本人也深感到給鬼子賣命確實沒有前途。於是主動派人與八路軍清河軍區聯繫，請楊國夫司令員“高抬貴手”，放他們撤回小清河南的大本營壽光縣豐城。為爭取王道部反正抗日，清河軍區領導同意與王道部秘訂“君子協定”。從此，清河軍區與王道部建立的聯繫一直持續到該部正式起義。1944年5月初，為順利實施夏季攻勢，渤海軍區派政治部敵工科長符浩等人到豐城，與王道進行了10天的面對面談判，終於使其下定決心反正。7月20日夜，王道召集連以上軍官開會，正式宣佈起義，並以換防為名迅速從各個據點撤出，然後由渤海軍區部隊接管。王道部當時有1600餘人，長短槍1400餘支、機槍28挺、汽車1輛、戰馬100餘匹、軍需物資若干。該部起義後，被改編為八路軍山東軍區獨立第一旅，王道任旅長，迅速開往抗日前線。隨後，山東各地又先後有四五股偽軍反正，分別被整編為八路軍山東獨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旅等。

1940年10月，“清河區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成立。該組織以特殊的社會身份，與駐紮墾區西部的國民黨保安七團張家麟部取得聯繫，達成聯合抗日“三項協議”。通過有關渠道，“抗協”還在鹽窩據點的偽軍中建立了關係，不斷為八路軍獲取情報。1943年日偽大“掃蕩”中，清河區黨政群機關的一部分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就隱蔽在鹽窩據點附近的十六戶村（今屬於利津縣鹽窩鎮），均安全無恙，這都是“抗協”不懈努力的結果。1943年2月，“抗協”秘書魏青山被派入利津城以開修表鋪為名坐探敵情，並通過與偽組織內部人員建立的關係，蒐集到大量軍事情報，在解放利津城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是抗戰時期由在華日本進步人士及被俘日軍士兵發起成立的一個重要的反戰團體，在全國各地設有分會。1942年9月18日，在華日人反戰同盟魯北地區支部（亦稱清河支部）在墾區八大組成立，松木嘉茨郎任支部長，中野勉任副支部長。在墾區，反戰同盟的日本朋友與抗日軍民一起經歷了那段瀰漫著硝煙的歲月，目睹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中國人民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正義鬥爭，覺悟水平大大提高，反戰思想更加堅定。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對日軍進行反戰宣傳工作。夜間向日軍據點喊話，每年“櫻花節”前後向日軍士兵贈送慰問袋，裡面裝上慰問品、日文宣傳品，藉以誘發他們的反戰、思鄉情緒，共同反對那場非正義的侵略戰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的成立和抗戰時期該組織的不斷壯大，是對孟子這句千古名言的最好詮解。

（作者為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黃河口地域文化研究學者，資深媒體人，有黨史類著作《黃河口抗日戰爭史》《墾區——山東戰略區的穩固後方》等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