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年），弥留之际的顺治皇帝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之事做着最后的安排。
鉴于此前多尔衮专政带给顺治皇帝的极大心理阴影，于是顺治不仅取消了此前已经延续了两朝的“八和硕贝勒共推新君”的传统，直接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三子玄烨，同时，他也没有选择宗室王公掌管军政要务，而是通过擢用心腹大臣辅政的方式，完成权力的顺利交接与过度。
就这样，年仅八岁的康熙皇帝玄烨登上了皇位，同时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成为了辅政大臣，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署理国政。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排名四位辅政大臣中最后一位的鳌拜，逐渐掌控了朝局，并且开始结党营私、擅权专政，成为朝中最有权势、地位的大臣，而原本的“四大臣辅政”也逐渐演变为了“鳌拜专政”。
然而，鳌拜的专权确实是一种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偶然，而这一点通过整个顺治朝以及康熙初年政治局势的走势以及朝廷权力分布结构的演变上就能够看出。
多尔衮专政时期的鳌拜，处于其政治生涯的谷底阶段。
鳌拜，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叔父费英东位列努尔哈赤时期“开国五大臣”之首，因而鳌拜也算是名门之后。
不过，鳌拜在朝堂上的声望与地位都是靠着其自己的力量积攒起来的，特别是在攻克皮岛以及后来的明清之间规模最为庞大的松锦大战中，鳌拜表现极为耀眼，使其深得皇太极的信任与器重。
而鳌拜也没有辜负皇太极的培养，对于皇太极保持了绝对的忠诚，特别是在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去世后的大清皇位之争中，鳌拜与索尼、图赖、图尔格等两黄旗的高级将领，顶住了多尔衮的威胁与压力，坚决表示要由皇子登基大统，进而对于顺治皇帝的顺利登基有着巨大而又卓越的贡献。
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鳌拜遭到了多尔衮的嫉恨，并且在多尔衮专政期间，鳌拜先后三次遭到了多尔衮的打压。
第一次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的时候，多尔衮想要借鳌拜暗中羞辱顺治皇帝，鳌拜不肯，多尔衮进而将其南下征讨李自成余部的全部功劳予以抹杀，并还对其进行了处罚。
第二次是在顺治五年（1648年）的时候，此时鳌拜随同豪格平定了盘踞在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可回京后，多尔衮先是将豪格折磨致死，随后又找借口将鳌拜议罪，再一次抹杀鳌拜功勋的同时，还将其削职为民。
第三次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的时候，这次完全是多尔衮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借由“锡翰告密案”，险些将鳌拜处死。
只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年）底，死于古北口外喀喇城，随后顺治皇帝对于多尔衮及其党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同时一大批受到多尔衮打压和排挤的两黄旗大臣与将领得以平反，并且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鳌拜。
由于其在多尔衮专政期间，面对多尔衮的压迫所表现出的不屈精神，赢得了顺治皇帝的赏识，除了将鳌拜委以以政大臣的重任外，还将其晋封为一等侯，一年之后又将其升为了二等公，鳌拜就此进入到了大清王朝的权力中枢之中。
而试想下，如果多尔衮真的多活几年，那么鳌拜不仅在此期间再无翻身之日，甚至有可能如豪格一般被多尔衮折磨致死，所以多尔衮的死也算是让鳌拜“逃过一劫”。
顺治皇帝亲政后，鳌拜除了要面对皇权，还有这其他诸多的政治势力要面对。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顺治皇帝亲政，其在对多尔衮集团进行打压和清算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着皇权。
其一，顺治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入麾下，正式形成了“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由皇帝直接统领的局面，占据了八旗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将旗主的任免权收归手中，进而加强了对于八旗内部以及宗室王公的管控。
其二，通过增加人数、控制权限等方式，着手限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削弱自努尔哈赤时期确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对于朝局的影响力。
其三，就是大力培养、挖掘、提升了一大批忠于自己的大臣，并且对这些人予以了极高礼遇的封赏，以平衡朝局势力，维系了皇权统治的稳定。
可以说通过这一些列的手段和措施，顺治皇帝在极大的加强了皇权统治基础的同时，也确保了朝政的稳定，特别是缓和了满洲统治集团内部积累多年的矛盾冲突，对于大清王朝后续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尽管鳌拜已经得到了平反与重用，并且已经进入了朝廷权力的中枢，可是摆在他面前的除了皇权外，还有两座无法逾越的政治大山。
这首当其充的便是郑亲王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在顺治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与多尔衮同为辅政王，并且排在多尔衮之前列第一辅政王。然而伴随多尔衮势力的崛起与扩张，济尔哈朗遭到了多尔衮非常残酷的打压与排挤，进而被驱逐出了统治集团的中心。
而在多尔衮去世后，济尔哈朗的声望与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同时让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济尔哈朗并没有像多尔衮一样对权力有着极强的欲望，相反，他对于顺治皇帝保持了绝对的忠心，也正是在济尔哈朗的极力扶保下，顺治皇帝才得以快速亲政，稳定朝局，并对多尔衮集团展开了清算工作。
在这之后，济尔哈朗可谓是识大体、顾大局，没有继续的延揽权力，尽管在这一时期，他是朝中最有权势和地位的朝臣，并且可以说是仅次于顺治皇帝的国家“二把手”，可他依旧保持了忠诚与谦逊，进而赢了包括顺治皇帝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高度赞赏与钦佩。
所以，这一时期，济尔哈朗的地位，鳌拜是无论如何无法撼动的。当然，除了济尔哈朗，包括满达海、岳乐、博洛等一众继承了家族爵位的王公贵胄，也是鳌拜所惹不起的。
而除了济尔哈朗，横在鳌拜面前的便是索尼。
索尼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四朝，是当时满洲大臣中公认的文武全才，具有极高的声望。特别是索尼对于顺治皇帝也有着扶保拥立之功，并且也对于多尔衮的专政进行了积极的对抗与抵制，所以索尼同样是深得顺治皇帝的青睐。
顺治皇帝亲政后，索尼立马被从盛京调回了北京，除了恢复其世职并加封其为一等伯外，更是委以内大臣兼以政大臣的职务，并且让其署理内务府事务，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索尼，就是所有满洲大臣中，职级、职务和地位最高的，堪称“首席满洲大臣”。
这样的情况下，索尼在职务上本就压鳌拜一头，再加上索尼无论是年龄上还是资历上也要比鳌拜强很多，所以鳌拜想要超越索尼，至少在索尼在世的是不可能的，更况且鳌拜对于索尼一直保持了极为尊敬的态度。
所以，只要顺治皇帝还在世的情况下，鳌拜就没有办法如他以后的那般掌握权势。一方面，他并不具备掌权的基础以及行政运行的机制；另一方面，此时的鳌拜的地位相较于此后康熙朝初年他的地位可谓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不仅有着宗室王公的限制，就是索尼等一众满洲大臣，也能压得住鳌拜。
顺治皇帝临终前的安排，为日后的“鳌拜专政”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在其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康熙皇帝，同时安排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其中索尼为首辅大臣。
这样的安排就使得辅政大臣的朝堂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满洲八旗贵族以及王公宗室，也算是会为后来鳌拜的专政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础和保障。
可对于这样的安排，鳌拜还是有着巨大的意见的。
在鳌拜看来，他的功劳与贡献，特别是其立下的军功就连索尼都是自愧不如的，再加上鳌拜在顺治朝后期的朝堂地位，他自认为应该仅此于索尼排在第二位，可如今将他排在最后一位，他终究是有意见的。
因而从一开始，鳌拜就与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而实际上，不仅仅是鳌拜，苏克萨哈与其他几位辅政大臣之间，本就是非常的不和。
索尼出身于满洲正黄旗，鳌拜和遏必隆出身于满洲镶黄旗，按照两黄旗的历史和传统，他们三人很自然的就结成了利益集团同盟，共同排挤出身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这其中既有旗籍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有着两黄旗与两白旗持续了数十年特别是多尔衮专政期间所积累下的矛盾的影响。
而苏克萨哈本人，也因为其是依靠着当年揭发、检举多尔衮及其党羽，进而帮助顺治皇帝迅速清算了多尔衮集团，才得以获得顺治皇帝的器重和信任。可是这样“卖主求荣”的行为也遭到了朝中大多数具有正义感官员的唾弃与不屑。这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索尼，他是非常看不上苏克萨哈，而鳌拜与遏必隆也是带有同样的观点，所以苏克萨哈遭到排挤也就早所难免。
回到出身于两黄旗的这三人，此时的索尼由于体弱多病，经常处于告病状态，鳌拜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其利益的代言人。至于遏必隆，有勇无谋的他靠的更多的是还是自己的父亲额亦都以及兄长图尔格的声望才获得如今的地位，所以他也就此选择依附于同为镶黄旗出身且同样出身名门的鳌拜。
在这样的情况下，鳌拜逐渐掌握了最高权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的权力欲望也在增长，最终索尼去世，鳌拜又擅杀了苏克萨哈全家，就此迎来了其专政的巅峰。
只不过鳌拜的行为也极大的威胁到了康熙皇帝的皇权统治，最终，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为康熙所智擒，鳌拜专政的局面也就此终结。
回顾鳌拜自顺治登基之后的人生起伏经历，如果没有多尔衮之死，或许真的就没有鳌拜的出头之日，甚至能不能保全性命都是个未知数；如果没有顺治皇帝的英年早逝，并且在临终前将其确立为辅政大臣，那么鳌拜不仅要面对着传统的王公宗室与满洲贵族势力的倾轧，即便是与其他的满洲朝臣相比，他也没有这绝对的优势与权力基础；而如果没有索尼的去世，即便鳌拜爬的再高，权势地位再显赫，也没有去挑战擅权专政的绝对勇气与自信。
所以鳌拜的专权也就此成为了当时特殊历史时期内特定权力结构下的偶然产物，而如果鳌拜真的能够如同济尔哈朗一样，妥善处理他与康熙皇帝手中皇权之间的关系，不仅他自己能够以善终收场，同样也能在清朝的历史上名垂青史。只不过鳌拜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式，最终也导致了其极为惨淡的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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