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邱嶽峰
我是1971年從五七幹校借來上譯廠工作的。當時上譯廠譯製任務非常忙，一部接一部的，不久我就從上海電影演員劇團正式調上譯廠工作了。邱嶽峰參加英國故事片《簡·愛》的配音，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是譯製片的新兵，老廠長陳敘一為了讓我儘快熟悉工作，讓我跟他參加每部影片的全過程。從做對白本的初對、復對、談戲、實錄、混合錄音，直到完成拷貝。《簡·愛》對白本剛做完，老廠長就確定了男女主角的配音演員，簡·愛由李梓配音，羅切斯特由邱嶽峰配音。當時工軍宣隊還在廠裡領導上層建築的“革命”，名單要交他們審查，當時有位工宣隊員就對老邱提出異議：“他還在監督勞動，合適嗎？”異議很快被否定：“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服務，要保證譯製質量。”工軍宣隊心裡也明白陳敘一是譯製片的權威，不聽他的也不行。就這樣老邱從木工車間的監督勞動中解放出來，參加了配音工作。
當時我跟老邱並不熟悉，聽過他為很多影片配音，知其名，還不知其人。他知道我是從演員劇團借來的，我們很友好地點點頭。可是過兩天進棚配戲，讓我驚歎不已！老邱把羅切斯特配神了，連呼吸喘氣都和人物貼切得天衣無縫。
第三天早上老邱帶了一個大咖啡瓶（作茶杯用），我看杯子裡有幾片人參。今天錄戲計劃是下午要配簡·愛離開莊園，羅切斯特醒來發現簡·愛走了，他痛苦地喊著：“簡——簡……”這是一場撕心裂肺的戲。老廠長排實錄計劃是非常科學的，他把戲打亂，開始錄一些過場戲，讓演員慢慢摸準角色，然後再進入重場戲，進入高潮，一般把大喊大叫的戲放在最後錄，以防中途演員把嗓子喊啞了，影響整部戲的配音。這個方法非常科學，但導演要花工夫認真研究戲，排出實錄計劃，後來我們當導演的都是這樣做，不像現在順著次序從頭錄到底。這省事多了，但不利於保證質量。
下午錄老邱這場戲，他站在話筒前默默地看了兩遍原片，對老廠長說：“來吧!”打了無聲，他又輕輕地對了兩遍。棚裡紅燈亮了，正式錄！老邱對著畫面喊著：“簡——簡……”一直喊到簡·愛在馬車上，簡·愛在牧師的懷抱裡……。回放聽一遍，我感到非常好，神情、語氣跟羅切斯特很貼切。可老廠長什麼也沒說，坐在那裡，抖著他的二郎腿！
老邱馬上明白了，說：“再來一遍。”這次喊得更動情。最後的那個“簡”都有些嘶啞了。
回放再聽，老廠長只說了一句：“還不夠揪心。”
老邱說：“我明白了。”
再錄時，老邱中途主動打斷：“我口型不好。”
老廠長說：“再聽兩遍原聲。”這既是為了讓演員歇口氣，更是為了讓他重新找到人物狀態。
老廠長說：“實錄！”
老邱一口氣把這一大段戲拿下來了。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那撕心裂肺的喊聲最終把簡·愛召回桑菲爾德莊園。
老邱一身汗，嗓子也啞了。後來他告訴我：“這些年來難得遇到這樣的好戲，我怕頂不下來，才捨命買了點人參，提提精神！”
我對他的敬重油然而生。後來工作接觸多了，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成了好朋友。
棚裡聽你的
那個繁忙的日子我一直跟著老廠長學譯製導演工作，孫道臨老師借來導戲，我也跟著，還跟過衛禹平、蘇秀和胡慶漢。
1973年6月，廠裡終於讓我獨立導演一部譯製片《緊急下潛》，由美國明星泰倫·寶華主演，描寫二戰期間美國潛艇和日本軍國主義作戰的故事。我作了充分準備，談戲時，我懇切地對參加配戲的老演員們說：“我是一個新兵，大家都是有經驗的前輩，在工作中、實錄中發現問題，請及時跟我提出。我們共同商量著把這部戲完成好！”老邱、老尚（尚華）、老於（於鼎）都跟我說：“別有負擔，你談戲、分析影片人物都很好，在棚裡大膽執行。我們聽你的。真要有什麼，我們鑑定補戲還可以解決。”我真是由衷地感謝他們對我的支持。
老邱在戲裡配一個水手長。有一場戲，水手長心臟病復發，一個一直關心他的年輕黑人水手發現了，要報告艦長，讓他上岸治療，水手長髮脾氣了。因為這是水手長這個人物的亮點，我讓老邱配得情緒再強烈些。老邱說：“小孫，我看分寸可以了。你要不滿意我再錄一個。”再錄了一次我很滿意，不過老邱提醒我：“鑑定時，咱們看看是否有點過了。”結果鑑定時一看，這段戲有點離譜，老邱安慰我：“這沒什麼，咱們再補一個吧。”
後來老邱跟我聊天說，任何人的情緒發洩都有一個度，超過了度也就離開了人物。我也坦白地跟他說：“高大全，小分隊演出，都要充滿激情，對我的影響不淺。”後來搞戲我一直接受這個教訓：把握人物感情色彩的分寸，掌握“度”，這對搞電影太重要了。
一次交心
80年代廠裡實行值夜班制度，每天夜裡有兩個男職工睡在廠裡值班。那天又輪到演員組，我約老邱跟我一塊兒值班。他二話沒說：“好的。”下班後我把在襄陽小學唸書的女兒送回家，等我趕到廠裡時，老邱已先到了，他燒了一壺水，沏了兩杯茶，在演員組有陽臺的那一間鋪上席子，我們倆睡覺的一切都準備好了。他什麼事都很細心，想得很周全。
這天夜裡我們喝著茶，什麼都聊。
我為什麼約老邱值班，就是想和他聊聊。
“老邱，咱們也是老朋友了，恕我直話直說，最近對你有些傳言，說你拍了電影《珊瑚島上的死光》，又導演了《白衣少女》，社會影響大了，有點翹尾巴了。”
“小孫，你來譯製廠也快十年了，我是那種翹尾巴的人嗎？幾十年來我是夾緊尾巴做人還來不及。最近記者採訪我是多一些，我說話也可能多了些。幾十年沒有說過這麼多話，可能給人造成了翹尾巴的感覺，你這提醒很重要。”
從夾緊尾巴做人我們說開了。我說我出身不好，“五類分子”子女我捱上兩條：富農、歷史反革命。父親勞改過，我也是一直夾緊尾巴做人。老邱喝了口茶，十分感慨地說：“我的歷史問題一直是塊心病，也連累三個孩子。這麼多年我一直認真改造，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做個勤勤懇懇的好人。‘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對我，總該有個結論吧!”
我跟老邱談及了我父親的事情。父親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後去南京侍衛大隊，1941年從重慶到陝西西北軍需局工作，1948年他回到杭州，脫離了國民黨軍隊。當時我小外公鍾偉生是西北軍需局少將督察，來南方勸我父親跟他去臺灣，父親婉言拒絕了。他說：“我在杭州開個小雜貨鋪，有點積蓄把孩子拉扯大就行了，哪兒也不去了。”1948年底，父親在西北局的上級汪局長（維恆）伯伯、張（興國）伯伯從上海打電報給我父親，讓他馬上來上海參加解放後的接收工作（我父親是黃埔計政班畢業的，是搞經濟的專門人才），他也謝絕了。1950年杭州解放，不久他被指定參加當時譚震林為校長的浙江革命幹部學校，在靈隱寺受訓半年，畢業後分配在浙江土產公司任土產收購隊隊長，去浙江義烏一帶收購土特產。1952年鎮反運動，他在當地是國民黨軍階最高的（上校），一個供給制幹部就這樣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被判勞動改造三年。他如果去臺灣返回大陸可以成為愛國人士，他要接受汪伯伯的邀請來上海參加解放後的接收工作，就和汪伯伯、張伯伯一樣成為離休幹部（汪伯伯解放後任上海房地產管理局局長，張伯伯是菸酒糖公司經理）。
我問老邱：“你相信命運嗎？”
他的回答我至今還記憶猶新：“命運，這怎麼說呢？很多事情，最後無法解釋了，往往用‘命運’兩個字來解脫！我一直有個問題想不通，解放後，鎮反肅反運動、反右鬥爭直至‘文化大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人肯定有，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真有這麼多壞人嗎？”
我們又扯到藝術上，我問老邱配了那麼多人物，《簡·愛》中的羅切斯特、卓別林的凡爾杜先生、《大獨裁者》中的希特勒……你是如何去把握這些人物呢？
“小孫，我認為搞藝術，有兩個字很重要，‘感覺’。人有共性，也有差異，也許我看了些書，接觸的影片也多，很多人物一出現我就能比較快地找到這個人物的感覺。有了這個感覺，你再深進去挖掘人物的個性特點，把握人物的感情色彩、語言節奏、他和周圍人物的關係之間的分寸，很自然地你就會融入這個人物。我配戲首先的任務是找這種感覺。如果這個感覺沒找對，戲肯定配砸。外人也許看不出，可我心裡明白。”
我們又聊到了讀書。老邱說：“說實在的，要在譯製廠幹，就要多讀書，而且要看得雜一些。因為我們接觸人物，三教九流都有，上至總統，下至流氓，有些生活你是無法去體驗的，只有間接從書本上獲得。咱們老陳就是一個雜家，他生活閱歷也豐富，看的影片也多，外語又好，所以什麼樣的戲都能把握。小孫，你有個好處愛看書，也愛想問題，還動動筆，這對搞片子很有好處。我們演員組有好幾位都有這個優點，蘇秀、老衛、尚華、小伍都愛看書。”
最後他十分感慨地說：“如果我也能有個書房，就太美了。真的，我心裡很內疚，到現在孩子還睡在閣樓上，五口人十七個平方。”我告訴他，書房的夢我也做了多年。記得1962年還在電影學校讀書，有一次去延慶路看傅惠珍老師，見劉厚生先生正在書房裡寫東西。書房並不大，書可真不少，我當時想這輩子要奮鬥到有個書房，有個自己的小天地該多好。後來參加《秋瑾》拍戲，幸會於是之老師，他給我留下兩件墨寶：“筆墨有情”、“不容易”。我要有個書齋一定要取名“不易齋”。我們兩人都陷入遐想之中了。
我一直想問他個問題，一晚上沒有啟口，憋到第二天早晨我非問不可了。
“老邱，還有謠傳你跟×××有不正當關係，我憋了一晚上沒問，你得跟我說實話。”
“小孫，昨天晚上我總感到你還有什麼話沒說，原來是這事兒。我也耳聞了。小孫，你想我都這把年紀了，文藝界這種事兒最能傷人。我能幹這種事兒嗎？相信老哥，還沒糊塗到這種地步。”
他那認真、嚴肅的神情，讓我相信他說的一切是真實的。
老邱，你不該這麼早走
沒想到過了不久，一個星期一早上，我一進廠就聽到老邱的噩耗。整個廠裡氣氛很凝重，誰都不說話。
由於他是自殺的，廠裡不能出面開追悼會，就由我們演員組出面為他開追悼會，全組都忙於這件事。由黃毛（老邱的兒子）通知親朋好友，我們向上影演員劇團、美影廠一些曾和老邱合作過的朋友們發了通知。
追悼會那天，我們幾個人早早去龍華佈置大廳的靈堂，沒想到很多觀眾已經自發來到靈堂，掛他們為老邱寫的輓聯。我們演員組同仁親手扎的紙花、做的花圈放在正中央。我去簽到處，開始準備了一大盒五百朵紙花，一下子發空了，又去買了一大盒，開會前也發空了，後來的人就沒有紙花可佩戴了。
邱嶽峰追悼會
向遺體告別，我站在老邱遺體前，心裡反覆是這句話：“你不該這麼早走！咱們奮鬥的書房還沒有實現呢！”
那天我回家很晚了，妻子問我追悼會開得怎樣。我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參加過多次追悼會，這次人最多。很多影迷都是自發來的，他們懷念老邱為他們留下那麼多珍貴的譯製片。
我妻子說，老邱真不該走。當時要有人在旁邊勸一勸，開導一下，也許就不會走絕路了。
我說，我理解老邱，他心裡苦，至今政治上還沒有個結論。奮鬥了三十年，夫妻倆帶著三個孩子還住在十七平方米一間屋子裡，孩子們睡在自己搭的閣樓上。他的住房還沒有我們大，我們至少有一室半二十二平米，兩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床。
老邱的死，又讓我想起我的父親。他“文化大革命”時住在老家蕭山農村，三次被掃地出門，大會小會批鬥 ，他也想過要喝敵敵畏。我母親很堅強，她說：“幹嗎死？好人憑什麼要死？”父親說：“我心裡苦啊！我連累了你們。”母親告訴他：“孩子們不會怪你的，會有出頭日子的。”這才打消了他自殺的念頭。
老邱，你也不該這麼早走。你要活著，我們一定可以在你的書齋裡海闊天空地聊個痛快，你也可以來我的“不易齋”泡杯清茶或者喝杯咖啡，再接著聊藝術創作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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