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1 武漢疫情物資一再告急,公益救助到底出了啥問題?

這次抗擊疫情,從慈善角度來看,存在兩個看似矛盾的問題:一是過於分散,各自為陣;二是過於集中,形成卡頓,形成慈善堰塞湖。

武汉疫情物资一再告急,公益救助到底出了啥问题?

2020年1月30日,在山東省棗莊市市中區一家專業生產醫護用品的企業生產車間,工人在嚴格消毒環境下生產醫護產品。中新社發 吉 喆 攝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以來,全國慈善組織和社會力量紛紛伸出援助之手,救援物資不斷從各地湧向湖北疫區。但是由於組織和專業不足等原因,也出現了救援力量分散混亂、救援難以滿足需求等問題。

如何進一步有效發揮慈善力量在抗擊疫災中的有效作用?1月31日,《中國慈善家》雜誌專訪了中國慈善聯合會副秘書長劉佑平。

湖北當地救援力量嚴重不足

中國慈善家:為什麼這次肺炎疫情爆發後,湖北疫區醫療物資那麼匱乏?慈善救助總體上力量分散、效率不高的原因是什麼?

劉佑平:物資缺乏是多方面造成的:一是疫情比原來估計的嚴重,湖北等疫區需求量確實巨大,供不應求;二是非疫區恐慌過度,大量備貨,加重了供需矛盾;三是捐贈物資從全國湧向湖北,湖北當地人手不足,形成新的慈善堰塞湖現象;此外,個別時候物資卡在中間環節。

如何提高災害時期的慈善救助效率?從2003年抗擊SARS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救助開始,中國慈善行業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這次抗擊疫情,從慈善角度來看,存在兩個看似矛盾的問題:一是過於分散,各自為陣;二是過於集中,形成卡頓,形成慈善堰塞湖。

這次抗擊疫情的民間慈善救助,應該說中國人、中國慈善力量被廣泛地調動起來了,慈善組織也比2003年SARS和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時成熟專業得多。但這次疫情與2008年的地震不一樣。外地的慈善組織不能前往疫區,以免產生次生災難,而武漢甚至湖北當地的慈善組織,確實無法滿足這麼大的需要和供給,而且這些組織的員工們非常辛苦,連續加班,疫情時間越久,他們的戰鬥力也會下降,可持續性就成為突出問題。

五家機構應牽頭形成平臺型合作網絡

中國慈善家:當地紅十字會和慈善會等官方指定的慈善公益機構應該如何與民間公益機構開展協作,在疫區救援工作中形成合力?

劉佑平:這次湖北指定了武漢的紅十字會和慈善會等5家機構,作為慈善救助的對接單位,這是特殊時期、特殊地區採取的一種非常規做法,集中的目的本來是為了高效。

這種集中對接的方式,在非常時期可以採用。這應該是民間應急求助的一種協調機制,我相信這五家機構,平時在湖北應該也有較突出的能力,而且疫情發生後也主動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但隨著疫情的發展,應該根據具體情況,作一些必要的完善。

一方面,慈善組織的應急救助,不能脫離整個應急救助體系孤立運作,而是大的國家應急救助體系的一個有效補充部分,政府的強制性、平等性救助,需要慈善來補充,慈善組織要發揮其機動靈活性、有效補充性的優勢。這次這五家組織可能承擔了太多的工作,加上持續時間一長,形成了新的慈善堰塞湖,這就要求整個應急救助機制更加科學、合理,政府、企業、慈善組織、志願者、公眾之間,要形成一種更加科學有序、協調有效而又分工合理的合作機制。

另一方面,慈善力量內部,也應該建立一種更加緊密的聯合協調機制。這包括全國的慈善應急響應體系,和災區屬地的慈善應急救助體系。在湖北沒有統一的慈善應急救助樞紐機構出來前,被授權的這五家機構應該牽頭形成一種平臺型合作網絡。五家是樞紐,而武漢和湖北地區的其他慈善組織和志願組織,則應該是這個網絡中聯絡各社區和服務人群的終瑞組織,形成一個信息共享、資源遞送、服務高效的慈善應急救助生態。當然,這個生態系統也應該與政府的應急救助體系是相適應的,是整個大體系的一部分。

中國慈善家: 那麼,慈善組織等社會力量在整個救助體系中的具體角色是什麼?

劉佑平:緊急狀態下的民間慈善社會救助,應該說主要是起補充作用。政府應該是應急救助的主渠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應急時期的救助,慈善力量不能孤立存在,而應該放到國家應急救助的大盤子裡來整體戰略思考,所以未來的改進,第一就是要形成這樣一種頂層設計思維,政府、軍隊、企業商業、社會組織、媒體、公民,要有一個大的體系。

只有大的體系整體運作良好,慈善力量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社會公眾的愛心才會更有效果。

在現有國家應急體系下,要建立一種慈善力量(包括捐贈人、慈善組織、志願者)有序參與應急救助的機制,這種機制原來民政部在推,後來應急管理部也在推,我們中國慈善聯合會、中國志願服務聯合會等行業組織也在推動,民間還有很多自下而上的聯合。大家都有此良好的願望,知道聯合起來才會更加有效率。

整個應急救助體系,除了各級政府、軍隊、慈善組織之外,還有整個社會,比如湖北的各事業單位,醫院就是事業單位,學校也是;還有各個社區,中國的社區是自治組織。這些,都是這類應急救助中的重要機構。慈善組織在這次應急救助中,除了直接服務疫區災民,就是要大量與醫院、社區打交道,承擔著大量資源遞送、信息共享、高效服務。因此,未來希望能形成一種社區應急響應機制,這時候的慈善組織,本身就是社區中的重要力量,承擔著更加大的責任,必須學會與社區中的各種力量打交道。

慈善制度體系亟待創新

中國慈善家:提高社會力量參與災害應急救助水平的關鍵一步是什麼?

劉佑平:汶川地震特別是雅安地震後,中國民間慈善救災政策有突破。期待這次抗擊武漢疫災能夠更進一步促進整個國家應急能力的改變和提高,慈善力量參與災害應急救助也會產生一種新的積極的改變。

但要形成一種協調機制,到建立一個或多個應急救助平臺網絡,除了大家良好的願望,還要有非常專業的能力儲備,特別是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能力。此外,還要有良好的政策支持,最最重要的,需要有一幫真正既有能力又有獻身精神,還特別專業的人去推動、去設計、去運作、實施。

中國慈善家:疫情終將過去,適應未來社會救援需要,慈善組織應如何革新圖變?

劉佑平:我最大的希望,是慈善制度體系要創新,要廣泛地吸收市場的力量、社會的力量,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力量,比如利用大數據來統計慈善需求,利用現代物流技術來調配物資,甚至利用機制人、無人機來實現疫區工作。

中國的慈善組織,要跟上世界的變化,不能再是傳統的激情、加班、單幹老三樣了,要學會科學作戰、協同作戰,真正提高應急服務效率,無愧於人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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