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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如何處理國際事務、採取什麼樣的外交政策，大致取決於美國政府對自身狀況的認知、對國際環境的判斷。這種認知和判斷具有較大的主觀性，甚至帶有鮮明的個人特色，因而容易出現這樣的狀況：美國自身狀況和國際環境並沒有發生顯著變化，但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重大調整。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國外交政策的“劇變”即是出於同樣原因。
從“捨我其誰”到“唯我獨尊”：美國焦慮
奧巴馬總統和特朗普總統的兩次演說彰顯他們對實力判斷、環境認知和外交理念的重大區別。2014年5月28日，奧巴馬總統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他在演講中稱“從大多數指標來看，美國的國力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盛”，美國經濟活力充沛，全球首屈一指；任何國家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的可能性都很小，美國之於世界“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美國面臨的問題不是“能否領導”世界，而是“如何領導”世界。基於此種認知和判斷，奧巴馬總統提出美國要審慎用兵，避免窮兵黷武、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美國必須一如既往地在世界舞臺上發揮領導作用，爭取與他國合作，並維護國際秩序。這次演講詮釋了奧巴馬政府豪氣沖天的外交理念，即：領導世界，捨我其誰。
兩年零八個月後，特朗普宣誓就任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中描繪了一個全然不同的美國。他認為華盛頓的政客們脫離人民、貪祿無為，美國民生凋敝、基礎設施陳舊破敗，美國往屆政府犧牲本國工業、保護其他國家，美國儼然國將不國。基於對美國自身狀況和所處環境的灰暗認知和判斷，他提出美國需要直面未來，大幅調整內政外交政策，突出“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強大”，以實現美利堅的偉大復興。
特朗普執政後，美國的確對其內政外交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包括提出修建美墨邊境牆、一再發布對個別國家的“旅行禁令”、強迫美國大公司迴歸本土；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巴黎氣候協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主導的《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制定進程、伊核協議；重新談判美國此前簽署的經貿協議等。
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自認為一切安好，只需繼續前進；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或者幕後領軍，維護或修改現存國際秩序，通過多邊合作推進美國與他國的共同利益。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大幅調低自我評價，以咄咄逼人的姿態橫衝直撞、衝鋒陷陣，顛覆多邊協議、衝擊現存國際秩序，一切圍繞併為了美國私利。
從奧巴馬西點演講中的“捨我其誰”到特朗普就職演說中的“唯我獨尊”，世界並沒有變，變化的是美國對自身和世界的認知。這種變化在衝擊美國諸項內政外交政策的同時，也在衝擊著曾經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
誤讀與過度反應：美國對華戰略焦慮
美國的自身焦慮正逐漸傳導到其外交政策之中，尤其是美國對華政策，其首要表現是美國對中國的誤讀和誤判。特朗普總統的前首席戰略師班農和現任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班農是特朗普競選過程中的核心人物，有人稱之為特朗普獲勝的“軍師”，更有人認為他是特朗普的“精神導師”。對比班農的政策主張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行為，可以發現二人氣味相投、偏好相近，班農在大選過程中和特朗普當選後的一段時間內形塑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班農在離職後的幾次演講中充分展現了他對中國的誤讀和誤判。班農精心研讀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認為十九大報告是中國的“全球霸權統治計劃”，中國奉行“儒家重商主義並將在2050年之前稱霸全球”；認為《中國製造2025》規劃出二十一世紀中國將統治全球製造業的藍圖、中國的“一帶一路”是地緣政治擴張計劃、中國發展5G網絡將確立中國在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中國的金融技術將把西方從世界資本市場上踢出去、人民幣將取代美元儲備貨幣地位。
班農強調中國硬實力發展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參議員盧比奧則突出中國軟實力發展對美國的挑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生造了“銳實力”這個詞語並適用於中國軟實力的發展，稱中國利用簽證、捐贈、投資和文化強制和操縱國外觀點，對西方構成嚴重威脅。參議員盧比奧通過舉行聽證會、撰寫文章、發表演講大肆宣揚所謂中國“銳實力”對美國構成的威脅，認為孔子學院是中國推展國際影響力的工具，中國通過孔子學院“滲透”美國課堂、“扼殺自由”；提出禁止美國政府機構採購中興和華為設備的議案，以防止中國“竊聽”美國政府官員。
除了大力宣揚中國“軟”“硬”實力威脅的班農和盧比奧，美國還有一些其他機構、官員和專家學者唱和所謂中國威脅。美國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聽證會上就曾宣稱中國的間諜瞄準了全美的學術機構，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已不僅僅是對美國整個政府的威脅，而是對美國整個社會的威脅。美國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等人的“雷人雷語”和班農等人“狼來了”的杞人之憂似乎昭示著美國國內正在滋生“中國恐懼症”。
美國對中國的誤讀和誤判必然導致在對華政策上的過度反應。特朗普從獲得總統大選勝利迄今，在處理中美關係問題上展現出魯莽、急躁和對抗性的姿態。他曾與中國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宣稱“一箇中國”可以談判，試圖挑戰中美關係中的基礎共識。在朝核問題上，動輒指責、施壓中國，無視中國為推動朝核問題外交解決做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的利益關切，期待將朝核問題“外包”給中國。美國艦機在南海頻繁挑戰中國政策立場，甚至有人提議美國在南海建立前沿海上基地。美國國會在通過《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時附加較多涉臺內容，並通過“與臺灣交往法案”推升美臺人員交流。在處理中美經貿分歧時，美國不但在新建對話機制中表現得極無耐心，而且在談判中咄咄逼人，誤以為強硬是解決問題之道。在2017年12月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更是將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大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對中國發起種種指責。不僅如此，美國國內甚至有人主張關閉孔子學院，改變中美人文交流的原有做法，限制中美之間的教育和人文交流。
美國自身狀態和心態已經發生變化，美國看待世界以及處理與世界和各大國關係的邏輯、方法也在發生改變，具體到美國對華政策或者中美關係上，美國自信心的下降是對華戰略焦慮的主要原因。美國對華戰略焦慮正衝擊中美戰略穩定關係。
中美共同構建新型中美關係
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戰略焦慮部分源自美國自信心下降，部分源自美國對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的誤讀和誤判。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為中國的發展做出遠期規劃，這是一個基本傳統。十九大報告傳遞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和中國未來前景的樂觀判斷，展示對中國在2020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高度自信。日益自信和快速發展的中國也許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構成競爭壓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顛覆現存國際秩序，更不意味著中國會威脅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安全與發展。恰恰相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才是國際社會真正的“利益攸關方”，才可能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更強的能力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正如習近平主席2015年訪美期間的演講所言，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議，都是開放、透明、包容的，有利於有關國家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減少貧困，有助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特朗普政府處理中美關係彷彿“公牛闖入了瓷器店”，魯莽的方式和對抗的姿態既無助於分歧的解決，更無助於兩國的良性互動和雙邊關係的健康發展。隨著中國日益強大，中美關係越來越具有競爭性，這種競爭不僅包括經濟競爭，也將包括在地區和全球問題上的政治競爭，這是難以避免的自然發展過程。如果美國能夠妥善處理和管控中美分歧，防止競爭演變成對抗，中美競爭仍可以保持在良性範疇。反之，如果美國採取過分而強硬的對抗姿態，無視中國的核心利益關切，中美在經濟領域的競爭和分歧可能蔓延至其他領域，中美歷經四十多年發展起來的戰略穩定關係將受到衝擊。
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啟動中美緩和進程迄今，中美關係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主導和界定的。隨著中國國力日益增強，中美關係的未來應該而且必須由兩國共同界定。中美不應陷入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形態，那是一種沒有贏家的大國關係。中美均為核大國、在經濟領域相互依賴、人文交流非常頻密、對話機制眾多、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這決定了中美關係必須而且應該走出“舊型”大國關係，避免陷入“修昔底徳陷阱”。謹慎避免衝突，務必防止對抗，相互尊重彼此核心關切，有效管控分歧，這是中美在競爭狀態下重構戰略穩定關係的必由之路。
（樊吉社，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戰略室主任、研究員，海外網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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