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
术
家
舒春光，1941年出生于甘肃省康乐县。1963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常书鸿、刘文清、吕斯百、汪岳云等先生。曾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法国、荷兰、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参展、举办个人画展或讲学。荣获1989年度世界和平文化大奖和1999年联合国国际文化艺术奖。作品被许多国内外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些作品被收入国家教育部编辑的中学美术课本教材。在家乡捐赠小学一所。作品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馈赠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前总统普京。
舒春光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64年 中国全国美展参展
1979年 中国全国美展参展
1982年 法国巴黎春季沙龙展参展
1984年 中国全国美展参展
1985年 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参展
1988年 美国纽约市个展
1991年 日本东京池袋美术馆91年国际选拔展参展，并获世界和平文化大奖
1992年 日本横滨个展
1994年 台湾台北现代水墨画展参展，并赴台参加研讨会
1996年 作品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馈赠外宾
1997年 北京中国美术馆个展
1999年 荣获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文化学术奖
2000年 北京中国美术馆个展
2000年 作品入选全国中学美术课本教材
2001年 舒春光美术馆在**乌鲁木齐建立
2003年 应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政府之邀举办个人学术展览，并赴法国巴黎考察
2004年 于荷兰王国Baarn市举办个人画展，并在阿姆斯特丹等市巡回展出
2005年 为家乡甘肃省康乐县捐一座小学。
2007年 赴纽约讲学，访问普林斯顿大学。
2008年 为奥林匹克文化活动主讲《边塞风情》画。荣获国家博物馆三十年创作成就奖。
2011年 英国牛津个展
2012年在河南博物院举办舒春光边塞风情画展
艺
海
无
涯
岁
月
如
泥
记我在兰州求学的经历
1941年，我出生在甘肃省康乐县的丁哈坪村。父亲舒映川，按我家祖辈的惯例，从八岁起，他到离我家不远的西蜂窝寺当喇嘛，信奉藏传佛教，直到十八岁，我伯父去世，我爷爷兄弟三人无男丁传宗接代，我父亲才还俗，结婚生了我。我老家有此惯例的家庭，祖上不是藏族，便有藏族血统。履历表上我填写的是汉族，但与藏族确有渊源。
1957年，初中毕业时，图画老师何世荣鼓励我报考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预科，何老师曾是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的秘书，懂英、日、德文字和藏文。我报考成绩最差，但因自编自画的两套连环画，被系主任刘文清老师看中，破格录取。刘文清老师是1948年同吴冠中一起考取的留法学生，当年只有两个名额，1950年和吴冠中一同回国。
1958年，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合并到新成立的兰州艺术学院，1959年我升入国画专业本科。从那时起，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父母相继去世，弟妹由三舅领养，我自顾不暇，毫无收入，开始了极端贫困的大学生活。全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期，甘肃尤甚。我是农村来的，饭量又大，一个月的饭票半个月就用完了。下半月向别人借，有时一天吃二两，或忍着不吃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没有办法，只好到黄河里捞鱼，用土制的通电装置煮鱼，差点触电。还在下课后，到农民的地里挖菜根子充饥。我从一楼到三楼教室，要休息三次，骨瘦如柴得了褥疮。有一次到兰州工人俱乐部听老师洪毅然讲解大众美学，在公共汽车上，我身上的饭卡被盗，学校不补发。只得请了一个月假，回老家帮朋友盖房子，干体力活混饭吃。
虽然饥肠辘辘，但我的学习情绪却很高涨，除了认真完成课堂作业外，对艺术概论、美术史均悉心研究，有独特见解。对博大精深的古代绘画崇拜的五体投地。找来资料反复临摹，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宋代山水画家范宽和赵伯驹，明代的仇英，清代的石涛、八大、虚谷，近代的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都是我顶礼膜拜的对象。
我的文化课成绩也很好，上预科时（相当于附中）我的作文几次被中文系老师拿给中文系本科生朗读。
每天早起，我第一件事是朗读古代诗文，与古人跨时空神交，作画时尽可能发挥创造性。创作的《劈开万重山》。画面上是一个民工身系安全带，准备从山上下去开山。另一件作品《春雨》，画一个回族老农，一手搭着前额仰头看天，另一只手伸出掌心向上接雨，充分的运用了中国画空白作用，得到大家的赞许。
当时长安画派的石鲁，第一次用中国画表现黄土高原，对我启发很大，我开始对甘肃的山水写生，头戴草帽、身背水壶和画夹是我的打扮。我画过兰州的桑园峡、白塔山、五泉山、兰工坪、关山等。也画过洮河浮桥，康乐的虎狼关、莲花山、广河的古城、和政的滴珠山和松鸣岩、临夏的北塬、榆中的兴隆山等等。有人问我：“你四处写生花了多少钱？”我回答：“一分钱也没有花。”我当时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外出写生有时住在同学、朋友家里。有时天晚了就敲农民家的门，说明原委，要求借宿。虽然与主人不认识，但淳朴的乡情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不但能过夜，还能喝汤汤儿（农村因困难时间持续很长，人们已经把真正意义上的吃饭，叫做喝汤汤儿）。有一次，到一回族农民家借宿，正好男女主人新婚，没有地方住，新郎、新娘和我在炕上坐了一宿，我给他们讲故事打发时光。
我的画得到了山水老师王岳云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却遭到了孟英声、肖树淳老师的严厉批评和否定，说我的画很俗气、太黑，说我的心理阴暗。弄的我很苦恼，我查了画论，说俗气是天生的，要除去的唯一办法是多读书，，这我可以做到。说我的画黑我想不通，中央美院毕业的肖树淳老师的老师李可染先生的画比我的更黑。至于画黑与人的心理阴暗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心理阴暗属于另外一个范畴。尽管如此，我与孟、肖二位先生的关系很融洽，我也很尊重他们。
我抓紧白天的时间学习，还是感到时间不够用，就像齐白石刻的一方印文“痴思长绳系日”。我晚上开夜车到很晚，同学们都睡觉了，我还在教室作画。有时不但创作一幅画，还把画托裱起来。第二天想给同学老师一个惊喜。因为我很晚回宿舍，同学有意见，说我影响了大家的睡眠，就把宿舍门反扣起来，我只好从门上面的小窗爬进去，走路轻手轻脚，就像京剧中时迁偷鸡似的，后来同学把小窗也钉死了，我进不去，只好回到教室，睡在画桌上过夜。
长安画派的口号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除了研究传统，我特别注意体验和观察生活。我画过农民秋收时……“摞垛子”的场面，也画过磨镰刀老人的形象，画过去工地的藏族工人，也画过水利工地的青年爆破手。
1960年，我校在武威黄羊镇办了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在戈壁边缘，不远处有古长城。我们拖着疲乏的身体，干着繁重的农活。当时烧饭用的燃料特别困难，劳力的一半要去长城外柴禾。所谓的柴禾只不过是戈壁滩稀稀拉拉的芨芨草和骆驼刺。我每次干这种活都把速写本带上，抽空画劳动场面。柴禾捆好，揹在身上，返回的路上遇到大风，连人带柴禾刮翻在地，速写本也飞上了天。
戈壁滩上的古长城，没有八达岭长城那样雄伟，但它蜿蜒逶迤伸向远方。我登临古长城发现筑进墙体的白骨，我凭吊这百代英雄征战的圣地，朗读《饮马长城窟》的诗句。我想，一千多年前，就产生了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边塞诗歌，形成了强劲的边塞诗派。那么在今天，许多条件优于古代，为什么不能产生边塞画派呢？我抚摸着秦砖汉瓦，立下了探索边塞山水画的夙愿。
有一次，农场派人去距黄羊镇八十多公里的威武郊区的一个公社揹大白菜，本来没有我的事，但我也要求参加了，每人发了三个菜包子，还没有出门就吃下肚了，我背了四十二公斤大白菜，夜里十二点回羊镇，坐上拉煤的敞篷车，我穿的衣服很单薄，河西走廊的十一月份，夜里天气很冷，火车开动后“风头如刀面如割”，寒风穿透我的衣服，也穿透了我的皮肤，甚至穿透了我的心。我差点被冻死。回来时，又和同学们走散了，揹白菜摸黑在戈壁滩上转了一夜，还遇到了狼群，好在没有伤害我，第二天才找到住地。
1962年，兰州艺术学院撤销，我们又回到甘肃师大（后改名西北师大）。同年赵望云先生的祁连山写生画展在兰州展示，我如饥似渴地在展会上临摹他的作品。有一天，赵先生由王岳云先生陪同在展会上看了我临摹的画，便指着我问汪先生：“你说的那个学生就是他吗？”汪先生点头说“是”。看来，汪先生已把我的情况给赵先生介绍过了。汪先生多次给人讲：“我在全国的许多大学任教，从来没有遇到舒春光这样的好学生。”那天，赵望云先生给我讲了很多。但围观的人太多，我被挤得浑身冒汗，赵先生讲的内容记不清了。
在兰州求学的日子里，生活的难关，一道又一道横在我的面前。我姑父劝我退学照顾家庭。他举例说：“你现在是裁酸刺挂羊毛，挂毯毛赶毡，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毡赶好呢！”我说：“快了，毕业就把毡赶成了。”三舅也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他有远见。有一次我从他家出来，身上揹着大号画夹上山写生，村里人指着我的背影问三舅：“你外甥背是啥东西？”三舅风趣地回答说：“那是他的自留地。”他还对我说：“你现在是把碌碡（农村碾场的石滚子）拉到半山上了，快到山顶了，一松手就滚下山了，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你一定要咬着牙，把碌碡拉到山顶。”三舅朴实的忠告，给了我完成学业的勇气。
除了生活的困顿、政治的压力也如影随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同学要求进步，靠拢组织，汇报思想，本来应该重点回报自己的思想，可是汇报我的情况，便成了汇报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因为我的专业好，就成了只专不红，白专道路。这顶帽子的分量越来越重，其中增加了落后甚至反动的成分。美术系开会，多次点名批判我，甚至省美术界开会，也举我为例。其中一条是我在引洮工地“画死人。”实际情况是，我画了河对岸二百米之外的一个小帐篷，我不知道，里面正在抢救事故中受伤的人，只画几笔帐篷顶子就回到了住地。怎么说我“画死人”呢？况且，1962年这件事已甄别，向全系同学宣布了。但一些人置事实不顾，不停地造舆论，攻击我。我觉得形势越来越严重。有人说，现在台湾的蒋介石扬言：“反攻大陆，这下舒春光可高兴了。”有人在男厕所写了反动标语，有关领导把我叫去对笔迹。好在案件很快破了，原来是物理系的一个同学干的，不然就麻烦大了。
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的枷锁套在我的脖子上，这时枷锁越收越紧。我被列入被“处理”的对象，成天提心吊胆。当时已有几个低年级同学被“处理了”了，所谓“处理”就是开除，退学。其中我认识两个同学，我打抱不平给他们出主意，要他们去找任兰州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省宣传部副部长吴坚。这件事被系总支的人知道了，把我叫去宣布：“这几个学生处理不下去，原来你在后面捣鬼，你想不想上学了！”要是失去了历经磨难得来的学习美术的机会，等于判了我事业的死刑。
一次，系里总支开会研究“处理”我的事情，刘文清先生进来了，问明开会的内容，刘先生说：“舒春光这么好的学生怎么能处理呢，这个学生太好了，好的不得了”。他越说越激动，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开会的成员个个面面相觑，会开不下去了，“处理”我的事暂时搁浅了。
其实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系总支发函到我老家外调，搜集我反对三面红旗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想当然，以为我必然反对三面红旗，对社会主义不满）。老家公社大队，以为我要入党了，回函写得特别好，说我在农村，积极宣传党的政策，高举三面红旗，表现特别好。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其实，当时我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弄得系总支的人哭笑不得。
1963年7月，我本科学习期满，成绩优异，毕业典礼已举行过了。我还写了一首告别母校的诗，在校广播站广播了。有人还把我嘲讽成写《黄村回忆》的普希金。这时，我从一些渠道得知，系里把我列入“不能毕业”学生之列。“不能毕业”已有前车之鉴。以前，我们经常在校园中遇到一些肩扛铁锨，挽着裤腿的学生，他们干着打扫马路，菜地浇水，清理垃圾的事。他们不是右派，也不是反革命份子，他们就是“不能毕业”的学生。眼看我要和他们为伍了。
谁知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原来学校的人事处长不同意。他说：“一个也不要留，留下干啥？”我又回到应届毕业生的行列。
毕业后的工作岗位，只能服从组织分配。我爱甘肃的山山水水，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觉得探索边塞山水画有局限性，就把目光转向古代边塞诗的发祥地新疆。在此之前，我班已经有三个学生自动去了新疆，其中一个还在兵团政治部《生产战线》报当美编。他回兰州后，大谈新疆如何如何好，乌鲁木齐人民剧场后面的博格达雪山夕阳下如何迷人。我又想起歌曲《新疆好》中展现的天山南北好风光。我是被饿怕的人，听说新疆能吃饱饭，那我就好好干。在兰州火车站，看到上海等地的青年穿着新军装（不带帽徽的兵团战士）坐火车奔向新疆。新疆也成了我向往的地方。
但是我下决心，向组织申请坚决去新疆，却是和另一件事有关。我的毕业创作，是描绘陇原四季的作品，即临夏春播，洮河夏运，陇东秋收，祁连山冬猎。甘肃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年画，我很兴奋。但不久又泡汤了。经了解，是我们美术系油画专业的某老师给出版社的人说我的坏话，说我是只专不红的典型，如何如何坏。在那出版物政治第一的年代里，出版社取消了我陇原四季的年画出版。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心想在甘肃工作说不定以后还会遇到类似的事。我想报考中央美院山水画研究生，又被系秘书，某老师夫人告诉我：“你不行。”我反问：“为什么不行？”她说：“反正你不行，你自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向组织申请去新疆。正好有分配新疆的名额。想不到申请被第一时间爽快地批准了。因为正合对我的发配意图。
五十年过去了，我在新疆工作了三十多年，又在北京工作了近二十年，不论事业取得多么好的成就，在兰州求学的经历，总是刻骨铭心。
黄河波涛奔湧而去的是我的白天和黑夜；雁滩水车的吱呀声是我爬涉的进行曲；河西走廊的大漠开扩了我的胸襟；朴实、勤劳的家乡父老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我艺术的第一张蓝图是在陇原大地上描绘的。
我在兰州的求学之路充满着艰辛，甚至苦难，但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年与我有过结的人，也是大环境造成的。我原谅他们，他们后来也吸取了教训，好自为之了。
我感谢艰辛和苦难，因为它是我难得的精神财富；它是我骨中的钙，汗里的盐；它是我艺术大厦坚实的基础；它是我艺术之帆启航的码头；它更是我魂牵梦绕的心灵圣殿。
资料由北京一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编辑整理。
閱讀更多 收藏推薦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