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洪堡體系
1、普魯士高等教育的奇蹟
和紐曼一樣，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的第一職業也不是教育，他是普魯士德國的外交家，卻建立了完善的、服務於工業社會的普魯士教育體系。德國的柏林洪堡大學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德國和奧地利都設立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府獎學金，中國不少大學的校長和教育部的官員，都曾靠著這一獎學金在德國和奧地利留學進修。
洪堡生活的年代正是德意志地區四分五裂的時代，原本在法統上統治這一地區的神聖羅馬帝國在拿破崙戰爭後也解體了。普魯士當時一方面財力枯竭，並且一度成為拿破崙帝國的一個附庸國，但是另一方面法國大革命為全歐洲釋放出自由，使得精英階層能夠積極地參與到國家政策的制定中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洪堡被授予了管理普魯士"文化和公共教育"的任務。
在二戰之前，德國只有一個柏林大學，即柏林洪堡大學，歷史上出過非常多傑出人才的那所柏林大學即指這一所。但是二戰後，柏林大學歸屬於東德。1948年，在西柏林成立了"自由的柏林大學"，於是有了兩個柏林大學。今天，東西德國統一後，原隸屬東德的大學採用了柏林洪堡大學的名稱，而隸屬於西德的則採用了"自由柏林大學"的名稱。不過，兩所柏林大學有合併的跡象，它們的部分院系專業已經開始合併。
在洪堡之前，歐洲的大學還是在沿襲工業革命之前的修道院教育的傳統，以培養教師、神職人員或者訓練上流社會人士為主，不僅不重視研究，而且教授和研究的課題與當時業已開始的工業革命相脫節。洪堡提出了"研究教學合一"的辦學精神，並且在由他所創立的柏林洪堡大學（最初叫做腓特烈·威廉大學)30實踐這一辦學思想。在這所大學裡，教學和研究同步進行。雖然洪堡也強調"知識的總和"(Universitas litterarum )，並且在柏林洪堡大學同時設立了法學、醫學、神學和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總稱）四個專業，但是在最後學生實際上會集中到一個專業，因為在洪堡的體制中，學生畢業時必須對一個專業有比較精深的瞭解，這和紐曼的理念完全不同。為了讓學生們做到這一點，很多專業的學生需要五年（而不是英美通常的四年）才能畢業，而最後的兩年則是完全學習非常精深的專業知識。在2000年以前上過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這和當時中國這幾所學校的風格非常像。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這些學校間接地採用了洪堡的體制。洪堡在世時努力把柏林洪堡大學辦成一個樣板，然後向整個普魯士推廣。事實上，不僅普魯士，整個歐洲甚至在歐洲以外的一些地區，很快都開始學習洪堡的做法。在洪堡的教育體制下，普魯士培養出了各行各業的精英，從昔日的弱國一躍成為歐洲最強國，並且統一了德意志地區。
說起柏林洪堡大學，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它在科學和工程上的成就，比如歷史上它曾經出了29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不過它最早培養和成就的傑出人士，大多是哲學家和人文學科領域的精英，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和詩人海涅等。這要感謝洪堡在辦學時堅持學術自由、堅持學者保持和政府的距離、做純粹的學問等理念。到了19世紀中期，普魯士開始崛起，這時威廉·洪堡已經去世，他的弟弟亞歷山大*洪堡接手了這所大學。在當時的背景下，為了適應普魯士工業化的要求，亞歷山大·洪堡在大學裡大力擴展自然科學和各類工程學科，大批的科技和工程精英是在這之後培養出來的。
洪堡兄弟創立的普魯士高等教育體系中，職業教育、技能教育成為大學的中心任務。這樣，大學生在學校學到的就是馬上能夠用於國家工業化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知識，一走出校園就能為社會服務。在強權的普魯士，很容易自上而下地推廣一種體制。得益於洪堡的高等教育體系，普魯士很快由歐洲一個農業國邁向並實現了工業化，並且一躍成為19世紀歐洲最強國。而歐洲各國看到普魯士和後來德國的崛起，都紛紛效仿德國的高等教育體制，並且一直沿用至今。
2、洪堡體制對高等教育的深遠影響
當歐洲的大學在洪堡教育體制的指導下快速發展時，同時期美國的大學裡卻還在以教授拉丁文為主。1863年，到歐洲學習教育管理的美國教育家艾略特看到的是這樣一番景象：在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和法國）的大學裡，大學教師給年輕學生教授的是自然科學及其實際應用，學校在為工業界培養有品位的設計師、有管理藝術的負責人和有專業技能的工程師和技師。這些情形對艾略特觸動很深。在19世紀下半葉，美國工業革命的推進，催生了對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大量需求，這迫使美國的教育界開始重新定位美國的髙等教育，並且適當地引入了洪堡的教育思想，美國的理工科教育便源於那個時期。如今的麻省理工學院，尤其是加州理工學院，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深受洪堡教育理念的影響，我們在介紹這兩所大學時還會詳細介紹。
原蘇聯在十月革命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不僅採用了洪堡100年前制定的體制，而且片面強調專才培養，使得每個大學畢業生都只專注於自己的專業。新中國成立後，受蘇聯片面理解洪堡體制的影響，馬上搞了將理工專業分離的院校調整，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原來的綜合性大學拆成文理型大學、工科大學、政法學院和醫學院等。遺憾的是，當時既沒有學到洪堡倡導的學術自由的精髓，也沒有像德國那樣在大學裡建立研究生院，以至於大學生知識面窄，而研究生教育長期落後。
更糟糕的是，這種僵化的教育體制使得全社會對高等教育產生了誤解，以為一個入學了什麼專業就一定懂什麼專業，沒有學什麼專業就肯定不懂那個專業。而在美國名牌大學裡，一個人拿了一個專業的學位，有可能擅長很多領域，因為他接受的是通才教育，只不過為了達到拿學位的要求，在特定時間內在某個領域稍微多做了一點事情而已。著名科學家朱棣文，本科學的是數學，因為喜歡做實驗，後來改讀物理，他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其實是他四十歲以前就完成了的，而後來他的興趣完全轉移到了分子生物學上。按照很多國人的邏輯，不是生物學的博士，怎麼可能是生物方面的專家呢。事實上，朱棣文就在斯坦福大學領導並直接從事非常基礎的生物學研究。像朱棣文這樣橫跨多學科的科學家在我身邊有很多。因為在基因測序上的貢獻獲得2013年富蘭克林（生物）獎431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計算機系教授薩爾茲伯格（Steven Salzberg )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本科時學的是英語文學專業（耶魯畢業），並擅長寫作。我和他成為朋友並非是因為計算機科學，而是因為都為《福布斯》雜誌撰稿。他後來在讀博士時改學計算機科學，併成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教授，然後他又到一個醫學院研究所工作了很長時間，在那裡他發明了基因測序的算法，幾年前才又回到計算機系當教授。我身邊另一位通才教育的成功典範是曾經在Google 負責語音識別項目的科恩博士（ Michael Cohen )。他本科學習音樂，博士時改學電機工程，在SRI做了多年研究員後，又跟同事一起創辦了著名的語音識別公司Nuance,將公司賣掉後才來到Google。從Google退休後，又到樂隊去演奏了（他平時的演奏一直沒有中斷）。這類例子在美國非常多，但在中國並不多見。
今天，我們很難評價紐曼的通才教育和洪堡的專才教育哪個更好。從找工作難易、見效快慢來講，無疑是後者更優。不過洪堡教育體制的問題是雖然能培養很好的執行層面的人才（無論是科學家、工程師，還是律師和醫生），但是很難培養出有廣闊視野的領袖以及實業家。另外，這一類學科劃分很細的大學在名氣和影響力上，常常比不上那些強調通才教育的大學，這有時會影響到它們的生源。
當然，很多讀者可能會問，能否將這兩種教育理念合二為一，建一所既有很好的通才教育，又能讓不同學生學到一技之長的大學呢？如果僅僅對於本科教育來講，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首先，不是每一個學生都需要（或者說都能夠做到）同時兼顧全面發展和培養自己的專業特長。一般大學本科教育一共只有四年時間，讓一個18歲的年輕人在四年裡既要在身心上得到全面的發展，又能學到各種知識，還要精通一兩種專業技能，這個要求顯然不切實際。我們在Google面試過一個哈佛大學本科畢業生，稍微複雜一點的工程問題就解決不了；同樣我們也和很多麻省理工學院的本科畢業生交流過，他們中的很多人講東西實在是枯燥無味。並非這些人不優秀，他們身上都有著很好的品質和閃光點，但是，要在四年的時間裡同時完成通才教育和專才教育幾乎不可能。對其他學生，這個難度就更大了。在德國、法國和原蘇聯，即使要完成對大學生的專才教育，常常都需要五年時間，這也是過去中國那些採用洪堡體制的大學（比如清華、浙大和中科大）一律是五年學制的原因。
第二個難度是辦學的成本問題。一所大學既要學科齊全，並且每個學科都保持很強的科研水平，同時還要兼顧本科生教學，辦學成本是非常高的。一所大學要是擁有無限的資源，它當然可以在每一個專業上都聘用最好的教師，給足研究經費，同時提供最好的教學條件，那麼或許能夠完全兼顧到通才教育和專長教育。但我們知道任何大學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在這個前提下，任何大學和研究機構就必須做出一個選擇，是集中人力物力辦出一到幾個高水平的學科，還是要擁有一大批規模小但是覆蓋面全的學科，甚至犧牲掉成本很高的科研，專心搞好教學。不同的辦學理念，不同的選擇，在一段時間後，會形成不同特點的大學。比如一些大學有非常強的特色專業並且通過在資源上的傾斜以維持其領先，但是這樣一來其他專業就比較弱了。比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杜克大學的生物醫學工程專業都很強，但是它們的工學院規模都有限，無法把所有的專業都辦成那樣的規模和水平。另外一些大學則相反，專業齊全，每一個專業的水平都不太差，但是缺乏非常突出的專業。前者適合專才教育，博士生的水平會比較高，後者適合通才教育，本科生的選擇餘地會比較大。而科研經費不足的大學，乾脆放棄了專才教育所必需的專業研究水平，將辦學的重心集中在教學上，或許可能把通才教育辦好。目前，世界上僅有兩所大學基本做到了各學科完全平衡發展，專長教育和通才教育兼顧得近乎完美，同時在科研上全面開花，它們就是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一這兩所大學是靠鉅額的慈善捐款和巨大的學術聲譽來維持的。事實上，即使是德國的大學，由於資金問題（它們獲得的捐贈很少），已經不再有19世紀末大師輩出的景象了。每當德國人為柏林洪堡大學出了2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自豪時，其實他們常常都在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大師都是20世紀上半葉培養的。如今，德國的大學都比較偏科，力圖把幾個專業辦好，因為它們的財力只能做到如此32。
而過去一向以通才教育見長的牛津和劍橋，也因為經費的原因，遠不能像哈佛、斯坦福或者伯克利那樣開設大量課程供學生選擇，因此不少學生也開始出現偏科現象。可見，一所大學把近期發展的目標定在兼顧各個方面，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兼顧兩種教育理念的第三個難點在於社會上很多人不覺得有這個必要性。事實上，美國大學裡主動退學和鼓勵退學的做法在本質上就是對試圖結合通才和專才教育的否定。我們這裡談論的退學學生，不包括那些一開始就不想上大學，或者因為經濟原因退學的，而是像蓋茨、喬布斯或者扎克伯格那樣在大學階段就找到自己掙錢方式的人。首先這些人是專才，這一點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各自領域的專家。其次，他們都認為繼續在學校裡接受教育不如做事情，因為在社會這所大學裡他們學到的大行之道要遠比在大學裡學到得多。
2007年，蓋茨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介紹了他的大學生活（雖然只有兩年），在那裡他完全是一個任由自己興趣發展的專科生，對那種所謂的素質教育毫無興趣。可以想象，如果他上的是達特茅斯學院或者威廉學院，需要等到畢業後再選擇自己的專業，那麼大學生活對他來講就完全是浪費時間和煎熬。
另外一些人雖然讀完了大學，卻用行動對這種全面教育做了否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博士。他在劍橋讀書時，完全是一個問題青年，差點被開除，可以講，他的表現是對紐曼教育理念的蔑視，或者說是對英國那種培養社會人的方式的不認可。最後，他跑到了洪堡的故鄉德國拿到了物理學博士學位。但是最終，他成為了一個改變世界的人。更有意思的是，在他的下屬們看來，他不僅是一個優秀的物理學家，而且是一個好的領導，是一個全才。因此，在大學教育中未必需要兼顧兩種理念，也很難兩全其美，不如干脆堅持一種。
最後，通才教育（素質教育）和專才教育在很多時候是矛盾的。按照紐曼的理念，學生上課、考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時不給自己設限，這就要求學校給予學生大量自由時間，並且允許學生在課程沒有完全學懂的情況下給予他們好成績（否則他們只好把時間都花在學習上）。今天，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基本就是如此，在耶魯甚至有很多本科生講只有一小半時間花在了讀書做功課上，剩下的時間都在搞課外活動，與同學們"玩"。如果像國內一些名牌大學，學生們不得不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通才教育和素質教育就無從談起。而反過來，如果要讓學生學得精深，就得要求他們必須在某些學業上花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我一直強調《異類》的作者格拉德威爾提出的一萬小時原則，即什麼事情做到世界一流，都需要花上一萬小時的時間。如果把它攤到四年的大學生涯中，每年要花2500小時，每天要花多達七八個小時，這樣一來，本科生們其實就沒有什麼時間做其他事情了。在麻省理工學院，每一門課都非常重。教授們要求非常嚴格，也很認真地教每一堂課，和助教一起非常仔細地設計每一個實驗和項目。留給學生的作業常常需要花很多時間討論或者向教授、助教們反覆請教才能做得完美。在這樣的環境下，雖然大學給了學生充分的選擇自由，但是教育的結果就是專才教育，因為學生只能集中精力學好自己感興趣的課，把相應的研究做好。事實上，今天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以及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因為課程和考試都比較難，雖然給予了本科生大量自由時間，很多本科生也只好用來做功課和複習考試了，真正用來發展自己興趣的時間遠比哈佛和耶魯的少。
直到今天，要想兼顧通才教育和專才教育，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延長教育時間，把教育分成本科的通才和素質教育，以及研究生院的專才教育，別無他法。而提出和實踐這樣的教育理念的，是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吉爾曼和艾略特等人。他們借鑑了洪堡洪堡體系的長處，將美國的很多大學從近代的私塾轉變成高等職業教育和研究的機構。
（選自吳軍《大學之路》我認為這本書能夠作為了解美國和西方大學的科普書籍，裡面的很多關於美國英國大學的內容，可能只有深入的去經歷才會知道，作者以其經歷和學識把西方的大學從一個方面介紹給我們，不得不說，對於我們瞭解西方大學的歷史和現狀具有重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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