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6月30日，蘇報案在上海發生，章炳麟、鄒容等6人被捕。
蘇報案發生在20世紀初的上海。以章士釗擔任主筆為標誌，《蘇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新時期。《蘇報》言論激烈，號召推翻清政府，引起當局重視與不滿。6月末，經過清政府與租界當局的多番交涉，《蘇報》館中多人被捕，報紙停止出版，報館也最終被查封，隨後進行長達數月的審判。由於在租界，審判主要依據西方法律，原告是清廷，被告是《蘇報》人員。最後清廷在與西方的博弈中敗下陣來，放棄重判蘇報案被告。由於此案的特殊性，在當時引起很大關注，也讓後人從中得到思考。
“蘇報案”是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第一個因言論罪被政府告上法庭的報案。《蘇報》及“蘇報案”在晚清史、辛亥革命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蘇報》與“蘇報案”的研究大致從政治方面與新聞事件方面著手分析。
其積極意義主要從推動資產階級革命、張揚言論自由、開“不惜犧牲生命”的辦報風氣三個方面著手，其政治上及革命宣傳上的積極意義,中國新聞史一直給予較高的評價。同時，它帶給我們近代司法主權、新聞與政治關係、言論自由與法律等多方面的思考。“蘇報案”開了近代革命派報刊的一種為喚起輿論而無所顧忌、放言激烈的辦報風氣,但卻沒有留下那種可以讓後世新聞事業生生不息的建立制度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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