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肖復興（右二）
說來難忘，我是78級的大學生。那一年，報考中央戲劇學院，考戲劇文學常識和寫作兩門，前者試卷上有一道解詞的題:
“舉國歡騰”和“百廢俱興”的“舉”和“俱”各自的詞義。
我答對了後者，卻答錯前者。這兩個成語，具有特殊年代感，和我完全個人化的考試記憶，竟然如此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歷史中，有些年月，千載難逢，不同尋常，無論對於歷史，還是對於個人。
70年代末，就是這樣的一段年月。
那時候，“四人幫”剛剛被粉碎，國家和民族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關頭，才忽然覺得悲盡興來、物轉星移，才一下子覺得報國有門、濟世對策，也才真正明白了“舉國歡騰”和“百廢俱興”是什麼意思，彷彿天都格外地藍了起來。
彼時我在北京郊區一所中學裡教書，業餘時間到豐臺文化館裡參加文學活動。文化館裡聚集著一群愛好文學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後來成為報告文學家的理由、小說家毛志成、兒童文學家夏有志，不幸英年早逝的評論家張維安......
不過三尺微命，都是一介書生，在此之前，大家並不認識，卻彷彿驚蟄後的蟲子一下子冒出來似的，相逢何必曾相識一般聚在了一起，堅信東隅已逝、桑榆未晚，將一份幾乎喪失殆盡的文學舊夢，像是普希金童話詩裡那條小金魚一樣，讓漁夫撒網般終於撈了上來。
我們一起編了一本叫做《豐收》的內部文學雜誌，和那個“百廢俱興”的氛圍是如此吻合，在那間也就10平方米的小屋裡，激情和想象馳騁，爭吵與辯論共存。
或是剪燈聽雨、拍窗對月，或是清茶濁酒、白雪紅爐，或是乾脆吃著5分錢一個的燒餅，喝著白開水，潤著早已爭執得沙啞的嗓子，將我們彼此寫的小說或詩歌，像在舞臺上一樣充滿感情地朗誦著，然後相互毫不留情地批評，突然冒出的好建議和噼噼剝剝的煤火一起躥起來。
我們甚至為文章裡多了幾個“的”字到底要不要而激烈爭論，彷彿哈姆雷特在追問“是生還是死”一樣認真而執著。
我們也常常結伴，騎著自行車，一列長龍浩浩蕩蕩地從郊區出發，把車鈴轉得山響，一路迤邐而來，殺向王府井的新華書店，不惜排著小半天的長隊，為了買那些重見天日讓我們渴望已久的古今中外名著。
那時，托爾斯泰的《復活》1.85元一本、雨果的《九三年》1.15元一本、兩本《古文觀止》才1.50元......
文化館的文學組組長是理由，他大我整整10歲，為了能夠讓我抽出一段時間專門到文化館裡安心創作，他騎著破摩托車跑到我們學校裡，磨碎了嘴皮子，找校長為我請假。
他還騎著那輛破摩托車大老遠地找到我家，為的是帶上我風馳電掣地穿過半個北京城，跑到小西天的電影資料館去看一場當時的內部電影。
而在大雪紛飛的春節頭一天，張維安一身雪花雪人一樣推開了我的家門，為了只是因文學而聯繫在一起的情感，還有一點點當時他那麼堅定的希望，他總是果斷地鼓勵我說:你行，一定能行!
我對自己的寫作並沒有信心，而且，投稿對於我來說更覺得山高水遠，燒香找不到廟門一樣渺茫，心裡充滿忐忑，卻莽莽撞撞地開始了我投稿的生涯。
那時候，投稿很簡單，將稿子塞進一個牛皮紙的大信封裡，在信封的右上角剪下一個三角口，再在信封上寫上“稿件”二字，連郵票都不用貼，直接扔進信筒就行了。
至於稿子是一去豪門深似海，泥牛入海無消息，還是幸運地得以刊用，全憑稿子的質量，再有就是運氣了。
我底氣不足，投寄進綠色信筒裡的第一篇稿子，並不是我自己寄的，而是我的中學語文老師田增科。
我寫了一篇紀念週總理的2000多字的散文《心中的歌》，先拿給田老師看，他覺得寫得可以，便替我做主，裝進信封，寫上地址，在信封上剪下一個三角口，投寄給《北京日報》。
投寄出去，我心裡依然沒有底，本是抱著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沒有想到很快就刊發在報紙的副刊上。
那時，報紙刊物沒有如今遍地開花這樣多，幾乎每個單位都訂有《北京日報》，看到的人很多。2000多字的文章，不是“豆腐塊”，佔了報紙老大的版面，很是醒目。
我清楚地記得這篇散文的稿費是6元錢。稿費單是寄到我教書的中學裡的，學校裡的老師和我一樣都是第一次見到稿費單，很好奇，事情便像新聞般傳開了。
有一天，校長特意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因為當時我和年邁多病的母親相依為命，生活拮据，每年過春節的時候，學校都會給我一些補助，這一次校長笑著對我說:你有稿費了，補助就給你一半吧，免得老師們有意見。
我們的校長是西南聯大畢業的，他送我出校長室的時候，又對我說，稿費每千字3塊錢，太少了，還不如我們在昆明時候呢。
不管多少，這是我得到的第一筆稿費。事過多年之後，田老師替我打聽到了，刊發我這篇散文的編輯是趙尊黨先生。
初次試水，出師告捷，給了我一點兒信心。1977年底，我寫下我的第一篇小說《一件精緻的玉雕》，文學組的同伴看完後覺得不錯，像田老師一樣，替我在信封上寫下地址，再剪下一個三角口，寄到了《人民文學》雜誌。
《人民文學》是和共和國同齡的老牌雜誌，是文學刊物裡的“頭牌”，以前在它上面看到的盡是赫赫有名的作家的名字。
那時候，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轟動一時。如果不是文學組好心的夥伴替我直接寄出了稿子，我是不敢的。
沒過多久，學校傳達室的老大爺衝著樓上高喊有我電話。電話是一位陌生的女同志打來的，她告訴我她是《人民文學》的編輯，小說收到了，覺得寫得不錯，準備刊用，只是建議我把小說的題目改一下。
他們想了一個名字，叫《玉雕記》，問我覺得好不好?我當然忙不迭地連聲說好。
能夠刊發就不容易了，為了小說的一個題目，人家還特意打來電話徵求一下你的意見。光顧著感動了，放下電話，才想起來，忘記問一下人家姓什麼了。
1978年的第四期，《人民文學》雜誌上刊發了這篇《玉雕記》。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打電話的那位女同志是誰，不知道發表我的小說的責任編輯是誰，那時候，我甚至連《人民文學》編輯部在什麼地方都不清楚，寄稿子的信封都是文學組的夥伴幫我寫的。
一直到20年後我調到《人民文學》，我還在打聽這位女編輯是誰，雜誌社資格最老的崔道怡先生對我說，應該是許以，當時，她負責小說。可惜，許以前輩已經去世，我連她的面都沒有見過。
如果說文學作品有“處女作”之說，投稿也應該有屬於自己的“處女投”。真正屬於我的“處女投”，是寄給《詩刊》的一組兒童詩。
說是一組，其實統共就兩首，完全仿照泰戈爾《新月集》寫的。大概前面兩次投稿都還順利，壯了我的膽的緣故吧，在信封上寫上寄《詩刊》編輯部收，把稿子裝進去，再在信封右角剪了一個三角口，就扔進了郵筒。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往外寄出的稿子，感覺真有些異樣。那時候，大街上的信筒是老式的，綠色的，圓圓的，半人高，以前也曾經不止一次往裡面投寄信件，
但都貼上了郵票的，這樣不貼郵票，就剪下一個三角口，能寄到嗎?我隨後又馬上打消了自己這樣的小心眼兒的念頭，以前兩次寄出的稿子，不是都寄到了嗎?你的手氣就這麼差?
那時，《詩刊》編輯部在虎坊橋，我每天從學校下班都要路過那裡倒車回家。在他們編輯部的門口有一塊大玻璃窗，每一期新發表的詩，他們都選出一些，用毛筆手抄在紙上，貼在玻璃窗裡，供過往的行人觀看。
玻璃窗前總會圍著好多的人，一行一行把詩看到底，那時人們關心詩，就像如今人們關心櫥窗裡的時裝秀一樣，文學離人們那樣近。
有一天黃昏下班路過那裡，我忽然看見我的那兩首詩居然墨汁淋漓地抄寫在玻璃窗裡，題目改成了《春姑娘見雪爺爺(外一首)》。題目下面就是我的名字。最後一行，寫著“選自《詩刊》1978年第6期”。
我的心跳都加快了，玻璃窗裡我的那些幼稚的詩句，好像都長上了眼睛一樣，與我對視。這是我第一次發表的詩，也是我唯一一次發表的詩。
對於我，“處女投”和“處女作”的作用與意義相同，讓我有了信心，也讓我見識了世道人心，那些根本就不認識的編輯，讓人觸摸到並不敢忘懷的文學的良知善意。
就在我對投稿有了一些信心的時候，投稿開始不再那麼順風順水。我寫了第一篇報告文學《劍之歌》，是寫當時在馬德里世界擊劍錦標賽上負傷勇奪銀牌的擊劍女將欒菊傑的教練文國剛。
寄給幾處，不是退稿，就是石沉大海，這讓我對這篇報告文學的質量打了問號。還是豐臺文化館文學組的同伴不服氣，把退回的稿子換了個信封，轉手要寄給《雨花》雜誌，
說欒菊傑和文國剛都是南京人，《雨花》也是南京辦的，可能會認的。我拿過信封，自己給《雨花》雜誌寄了出去。反正也不用貼郵票，就是在信封上剪個三角口嘛。或許，真的會是東方不亮西方亮。
那一年冬天，我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第二年春末的時候，我接到《雨花》雜誌的一封電報，要我速去南京改稿。
正在上課，學校不準請假，只好熬到放暑假動身去南京。我到南京的那天是清晨，路上行人甚少，只見有一些老人躺在馬路邊的涼椅上乘涼。
剛剛下過一點小雨，地上有些溼潤，風很清爽。按照地址找到《雨花》編輯部，站在大門口，怎麼看怎麼面熟，好像在哪兒見過。
想了想，是在電影裡，這不就是當年蔣介石的總統府嗎?心想《雨花》編輯部真會找地方。
接待我的是《雨花》時任主編顧爾鐔先生。我知道，他是位著名的劇作家，寫過話劇《崢嶸歲月》。
他是粉碎“四人幫”後我見到的第一位作家，身材魁梧，儀表堂堂，面容可親。
他出現在我面前的樣子，給我印象太深:穿著一條短褲衩，一件和尚領的大背心，搖著一把大蒲扇，和我在街上見到的那些躺在涼椅上乘涼的老人沒什麼兩樣。
他讓編輯先安排我住下，就住在編輯部旁邊的招待所裡，招待所旁邊就是太平天國天王府的西花園，熱是熱了點兒，風景十分不錯。
下午，顧爾鐔先生來看望，對我說這房間太熱，你晚上要是改稿子就到我們編輯部，那裡電風扇多，也涼快些，便讓編輯給我一把編輯部房門的鑰匙。
那年夏天，南京非常熱，每天趴在桌子上用兩臺電風扇一前一後吹著改稿、聽顧爾鐔先生搖著大蒲扇說些和稿子有關或無關的事情，然後到新街口閒逛、到雞鳴寺吃小吃或到天王府的西花園散步，這確屬我有生以來過得最愜意的日子。
它讓我不僅學會了文學上的許多東西，更讓我感受到由文學的真誠所瀰漫起的平和與溫馨的氛圍。1979年10月，我的這篇在顧爾鐔先生指導下修改的報告文學，發表在《雨花》雜誌的頭條位置上。
那時候，文學是多麼的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的純，就像那時沒有霧霾、沒有酸雨、沒有沙塵暴的天空一樣，讓我呼吸順暢。
都是一些素不相識的編輯，都是沙海淘金一般從自然來稿裡選擇，沒有一點如今見多不怪的機心巧智與人際關係，以及由此編織的蛛網一般的網絡。
認真、熱情、單純、簡單，就像當年我愛用的碳素墨水洇在紙面上一樣，黑是黑，白是白，清晰且爽朗。
很多作者都曾和我一樣擁有過相似的經歷，因為我們畢竟身處於同一個時代。我分外懷念那一段年月。
有意思的是，我從南京修改《劍之歌》回到家後的第3天，我的兒子出生，如同小鳥啄破蛋殼似的，他睜大了一雙明亮的眼睛，望著對於他陌生的世界，和對他對我們一樣的嶄新時代。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8月26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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