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于1928年出生河畔村阎氏门，幼年受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束缚，没进过私塾房的门。姥爷姥姥膝下五子女，两男三女。我的小姨姨妈妈婚后姥姥才生下，我妈妈排老大，姊妹四个一个比一个大两三岁。妈妈七八岁就担负起照看弟弟妹妹的任务，再大一点开始料理家务洗衣做饭，到了十七八岁，由于姥爷体弱多病，弟妹们小，妈妈直接下田干活。 那时，姥爷家族有土地，有资产属殷实旺族，到了农忙时，妈妈带着一帮长工短汉打理照外。据姥姥回忆，妈妈年轻时头扎一只大辫，精干有活力，农活样样精通，春天播种拉拉动，秋天割地都有妈妈的身影，一征（240步）长的地妈妈不展腰就割过去了，妈妈是姥爷家的一大帮手，1948年妈妈21岁与父亲结婚，那个年代也算大龄姑娘了。
母亲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妹七人，我为老大。 三岁那年我妈生下二弟，我就和爷爷和奶奶一起生活。我八岁时爷爷去逝，我与奶奶相依为命，直到1983年8月13日奶奶去世，我作为长孙养老送终。
自从我记事起，那个年代农村是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岁月，我父母家八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劳力，人口多劳力少，村落地处穷山恶水，每个工值就是三、四毛钱。我妈家就成了生产队里出了名的大缺粮户。所谓缺粮户，实际就是又缺钱又缺粮，是贫困户的代名词。生产队为了照顾困难家庭的父亲，队长只能分配父亲一年四季的长期活。冬季农闲时黑夜当饲养员，喂着三、四十只大牲口，到夜间十二点以后才能休息，白天还的切草备料。我父亲人老实肯干，说一不二，村里人给起了个外号叫“老好人”。父亲还兼生产队保管员，保管着粮、油、农具、籽种、化肥等物质，在这样的生活环境父母没有忘记供我上学，我在红砂坝中学读到初中毕业，回乡父母亲给娶过媳妇成家立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因长期劳累，得不到适当的休息，积劳成疾，不幸的是父亲身患重病，经内蒙医院检查患肺癌晚期。因家中经济困难放弃治疗，在家中休养期间，他的胸部长出鸡蛋大的一个包，疼时双手只抓墙壁。我母亲看在眼里，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被病痛的折磨，母亲的心被撕裂，隐隐作痛只能是精心伺候。父亲终未逃脱病魔厄运，于1973年6月8日料下妻儿撒手人寰。父亲去世时，享年45岁，妈妈43岁，我的六弟两虚岁，五弟5岁，小妹8岁，四弟11岁，三弟14岁，二弟17岁，都未成人。对这个家庭来说真是雪上加霜，这副重担象泰山一样重重压在我妈妈的肩上。
母亲抹去悲痛的泪水，鼓起生活的勇气，扛起家庭的重担，一半男，一半女，于孩子们共度时光，千方百计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
母亲为我们子妹操劳一切，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夜里在昏暗的油灯下为儿女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瞌睡了就在油灯下打个盹，连衣服都不脱，夜以继日。
那个年代，家庭付业就是一家人的全部经济来源。母亲自养了羊、鸡、肉猪，母猪，特别是在母猪产仔的时候，为了保护小猪成活，产一只往家抱一只。羊产仔一般都在腊月的数九寒天，母亲每天晚上要观察产仔羊的情况，如有产仔母羊，就直接拉到人住的家里，以防出生的羊羔被冻死。真是不得辛苦役，难求世界财。
秋天，粮食归倉。生产队按照成人，小孩的不同标准，分给每家每户的生活口粮，另外还有工分粮，工分粮是从总口粮中提取的，用来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们家小孩多，工分少，自然分到的粮食就少，吃不到来年秋天，造成了青黄不接。我的母亲经常随同村里叫袁三仁的女人为伴，用平日集攒下来的鸡蛋或葫油，背抗步行三十里外的红砂垻火车站爬拉货列车，去大同市区换玉米面，每人换上一百多斤玉米面，互相帮着再扒火車返回红砂坝。家里人按预定的时间去接。有时火车到红砂坝不停，就拉到下一站，没办法再扒车返回红砂坝。就这样一趟回来衣服脏成个灰圪蛋，脸黑的像刚从煤矿出来似的。
故乡的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没钱人家很少用煤，我母亲又不想让孩子受冷。总要肩挎绳子，手拿镰刀铁锹，上山打些柴禾。村子周围有一种冠木叫“圪针”，这种柴全身都是刺，很少有人若它。我母亲不顾荆刺，砍倒后，先用铁锹拍一阵，再用脚踩踩踩，然后小心翼翼打背回家。院里的圪针堆的像一座小山，圪针火焰大，把炕烧的热乎乎的。俗话说，家暖一条炕，这话不假，兄妹五、六个坐在炕上感到温暖，享受妈妈赐予的幸福。
我的母亲受尽了苦头，尝遍了人生的酸苦辣，一般女人是难以承受这种压力的，
母亲是一位虔诚贤惠负责人的女性。
不幸的是母亲晚年患上肺气肿，高血压，白内障，视力极度下降。在2002年农历正月初看着儿女、孙子吃完午饭，收拾完饭滩子，无声无息的告别了人间，享年77岁，岁月锤炼了母亲的一生。
母亲，你给了我们生命，拉扯我们长大，培养我们成人。
母亲，您的勤劳做儿女的永远不能忘记，您就是我们的榜样；您的精神就是我们儿女生活的动力源泉。我们做儿女的只能为您在清明节、中元节烧张纸，敬注香而已，希望母亲在酒泉之下收孝吧。
作者：陈关胜，1950年出生于红砂坝安家沟村。红砂坝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职业农民，喜欢文学，现住丰镇市聚阳路。（北京丰镇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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