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章元善（后排左一）参加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年会，前左六为会长王正廷
出席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章元善，人们对于他的认识是民主建国会发起人、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和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殊不知，他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赈灾防灾事业的实干家。
剪了辫子，留学康奈尔大学
章元善（1892—1987），祖籍浙江诸暨，出生于苏州。父亲章钰，1903年进士。1908年，章元善16岁时，父亲受两江总督端方之聘，任其幕府，即秘书。他随家迁往南京，并考入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学堂位于南京门帘桥，学生约有300人，校长为李梅庵。在江南高等学堂，章元善认识了赵元任、周仁、郁鑫等，他们成了终生的朋友，尤其是与赵元任结下了亲密的友情。
1909年至1911年，清政府游美学务处举行过3次选派留美学生的考试，利用庚子赔款，先后派出3批公费留美学生，共180人。1910年7月，章元善参加了其中的第二次考试。据《学部官报》所载，考试科目有：中文论说、英文论说、历史、地理、算学，还有格致，即中等理化、动植物学、生理学，以及德文、法文，除中文论说和德文、法文以外，考试一律用英文。国文论说的题目选自《孟子》“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历史考希腊、罗马历史等，可见考试难度之高。同时应考的还有赵元任、周仁、胡适、竺可桢等人，他们都被正式录取，当年就出国了，而章元善则名列副榜，即预备录取，进入清华学堂预科班实习后第二年再考。
入清华学堂实习不久，1911年7月，校方又举行了第三次考试，录取了63人，章元善榜上有名。于是，他离校回家，准备出国，先到上海，8月就剪了辫子，乘外轮出国。临出发前，章元善的父亲写了“手谕”给他：“保重身体、勿背孔教、勤修学业、尊重名誉、勿近危险、不得浪费、勿入党会、婚姻不得自主。”尽管有种种训诫在身，一颗年轻的心，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另一个世界的好奇，早已飞向了大洋彼岸。船行一个多月，到了旧金山。9月6日，到了美国东北部纽约州的伊萨卡，好友赵元任已经在码头迎候着他。
章元善因祖父章瑞徵曾在苏州阊门外开设存诚堂药店，他原本打算到霍普金斯大学学医，但他父亲认为，学医要7年，离家时间太长了。于是，在赵元任的帮助下，他进入赵元任所读的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就读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的化学系卫生化学专业，选读了微量化学分析。这个专业学习，为他以后从事的公共卫生服务打下了基础。
留学期间，章元善一度做过《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总经理，担任上海《太平洋报》驻美特约通讯员，1912年5月9日、17日刊登在《太平洋报》的《铁丹惨史》《铁丹Titanic失事再志》，这两则消息就是章元善从大洋彼岸发往国内最早关于泰坦尼克号遇险的报道之一。
与华洋义赈会结下不解之缘
章元善是1911年8月赴美留学的，经历了整整4年后，于1915年9月回到祖国。此时，他家从北京迁到了天津。1915年到1922年间，他先后做过直隶工业试验所技士、北洋防疫处化学技师、直隶交涉公署文案（秘书）、北京大学卫生化学讲师、《京津泰唔市报》的《中国名人录》编辑、华北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等10项工作。他还参与了朱胡彬夏主编的《妇女杂志》，兼职直隶警察署顾问、康奈尔同学会干事、留美同学会中国理事、华北制革厂董事兼稽核等。
1920年，北方5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这次灾情是章元善结缘华洋义赈会的开端，这一年的9月，章元善任华北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灾情发生后，国内外公私团体纷纷发起募捐赈灾，当时，中外人士合办的慈善机构就有9个，一般都称“华洋义赈会”。比如，上海商界曾经发起组建的华洋义赈会就是其中一个。1910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的华洋义赈会，由议董沈敦和、朱葆三、祝兰舫、丁维蕃会同福开森等国际人士发起，专事赈灾劝募，以借助国际的力量救助灾民。每当遇到灾情及时通报，筹措及劝募义款。简明扼要地在报上刊发赈灾呼吁，读当年“刍言”颇有启发：“一劝各店铺行栈将春卮酒席费移助皖振（赈）；一劝祝寿之家将亲友所送贺分及宴客酒席费移助皖振；一劝嫁聚之家将一切浮文减少移助皖振；一劝宦场升官得缺得差者酌量捐助皖振；一劝各店铺行栈生意获利者酌量捐助皖振；一劝求病愈求寿求嗣者酌量捐助皖振；一劝病愈还愿者酌量捐助皖振；一劝为先人资冥福者将斋醮之资移助皖振；一劝求家宅平安者酌量捐助皖振。”“刍言”提出各种节俭资财援助灾区的方法与途径，至今值得借鉴。上海商务总会参与的这个华洋义赈会从1910年10月到1911年8月短短的10个月，收到中外人士捐款152.6万银元，支出为144.8万银元。1912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后，华洋义赈会成为独立的团体，专门从事募捐赈灾事业。
然而，各地华洋义赈会各自为政，就地开展工作，这些团体到1921年夏先后结束，9个会一共放出赈灾款1700余万银元，约占全国公私赈灾款的46.5%，结束时尚有余款120余万银元。为总结经验，讨论如何处理余款，各会联合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结论是以余款为基础，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常设机构，用来应付未来的赈务。1921年11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上海成立，会议选举王正廷为名誉会长，会长梁如浩。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负责人、美国人马洛里（Mallory）任总干事，马洛里熟知章元善在天津的工作和为人，推荐章元善为副总干事。章元善所学专业以及在北洋检疫所的工作经历，使得他有一种使命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他回到天津，办理交接手续。1922年年初，他举家迁入北京，正式就职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从此，他和赈灾防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标本兼治，防灾比赈灾更重要
经历过多次赈灾的章元善意识到：赈灾虽然可以救活不少人，但是放赈以后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人民依然困苦，灾难仍然会再发生。他认为：“单纯救济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防灾比救灾更重要。”1923年，他在河北省香河县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从此，他专心研究农村合作互助事业对于防灾赈灾的作用。1926年，章元善作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代表赴日本参加第二次远东红十字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题为《科学方法之救灾述略》的报告，介绍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历史及所开展的工作。同年，马洛里回国，章元善代总干事，1927年他正式任总干事，直到1936年10月。
章元善主持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10多年里，经历灾情不少，1920年，天津地区大水成灾，黄河流域却又大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931年，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长江、淮河流经的省份发生特大水灾，田园淹没、庐舍荡然，生机尽绝，受灾地区达131个县，“流亡人口估计有1015.776万人，占灾区总人口的40%”，其中安徽灾情最重。1933年，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患成灾，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筹募赈款19.85万银元，分两批在山东菏泽，河南考城、兰封、滑县，河北东明、长垣、濮阳发放农业赈灾款项。
他卸任以后，1937年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发生严重旱灾，全省出现旱情的有100多个县，重灾区有忠县、达县、广安、渠县、仪陇、岳池等9个县，次重灾区有江津、台川等35个县，轻灾区有巴县、永利等89个县。同年春季，河南、贵州、甘肃等省也发生不同程度的旱灾。幸好章元善在任时，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资金老本还在，及时救助了灾区。
章元善认为“标本兼治”，方法是“互助合作”，省与省之间合作，官与民的合作，工农业的合作……他最主要的业绩是利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款项修路开渠，为民谋利。以修路筑路为例，他认为，赈灾救灾，交通是第一要务，没有道路，救灾物资送不到灾区。因此，当灾情平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开始修路筑路，先后在14个省份中，新筑路1993英里，修理旧路1296英里，其中建筑的西兰公路为最大工程。西兰公路即西安至兰州，全长1400多里，途中有六盘山、华家岭、车道岭等崇山峻岭阻隔，工程十分艰险。1931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受陕西省、甘肃省当局委托，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沿线民工修建西兰公路。督建这条公路不仅备尝艰苦，而且还有生命危险。西兰公路建成后，从西安到兰州乘汽车仅用3天时间，而此前需要用18天才能抵达。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为民造福的好事。在此期间，章元善先后担任过陕西省合作事务局主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
抗日战争时期，章元善辗转重庆、贵州等地，1939年10月，出任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董事长。1942年，应周诒春之约赴贵阳，任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将机构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章元善往返于重庆、上海、北平，经多方联系恢复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1945年12月，他参与组建民主建国会，当选常务理事。1946年，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迁到上海，同年2月，章元善举家移居上海，住陕西南路125弄某号。1948年7月至1949年2月间，他参加了一个联合国社会工作考察团，访问加拿大、美国，并取道新加坡和香港地区。考察一结束，他即回到上海，并立即与民建会理事、临时干事范尧峰、何萼梅等人取得联系，在“红房子”西餐馆附近的林荫道上，秘密交换情况，布置工作，迎接解放。
曙光在即，血雨腥风扑面而来。民建上海临时干事会干事黄竞武和民建上海分会理事姜化民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尽酷刑，后惨遭杀害。上海解放后，章元善代表民建总会参加了两位烈士的葬礼和追悼会，并担任主祭。
1949年9月，章元善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离沪赴京。1950年4月，全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召开后，章元善将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全部账册，按册清点移交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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