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册立自己的养子赵玮为皇太子，并为其改名为赵眘，六月，赐字“符永”。不久之后，宋高宗就禅位于太子赵眘，是为宋孝宗。史书对这位宋孝宗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南宋难得的好皇帝，甚至认为他是有望恢复中原的中兴之君。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对这位所谓的圣君有这样的评价：

天资英明，豁达大度，左右未尝见有喜愠之色。趋朝就列，进止皆有常度。骑乘未尝妄视。平居服御俭约，每以经史自适。

宋孝宗是一个儒家理想主义君主，与其养父高宗赵构那种略显懦弱的现实主义执政策略有很大不同。高宗即位第二个月，就下诏给冤死的岳飞平反，并着手处理秦桧当年涉及的其他冤案。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南侵失败之后，高宗就重新启用了罢黜近二十年的主战派代表张浚。

宋高宗

孝宗即位之后，又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入京共商恢复大计。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南宋朝廷同时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为右相；陈伯康为左相。孝宗起用鹰牌，很明显是要对北方动武的信号。但是，这时候金朝方面却有意维持和平。海陵王失败之后，金朝高层发生激烈的政治动荡，最后金世宗完颜雍己经掌握了政权并成功扫清了反对势力。

金世宗改变前任海陵王激进的南进政策，主张维持南北和平，一心一意搞好北方大金国的经济建设。金世宗向宋孝宗摇起了橄榄枝，但是南宋方面却憋着一肚子委屈，想一下子洗雪当年的靖康国耻。金世宗为了实现南北均势和平，采取了以战压和的政策，任命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各路金军，对南宋保持均势压力。大定三年(1163)春，金国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璧，同时致书张浚，发出战争威胁。

宋孝宗

金军的南下只是小规模的侵扰，并没大举南侵的意图。但是，一心要做千古圣君的孝宗皇帝却觉得这时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北伐良机。说来很奇怪，对孝宗即位有决定性作用的右丞相史浩却反对北伐，“和不忘战，姑为雪耻之后图;战不忘和，乃欲缓师而自治”是这位老成持重政治家的对金战略。支持孝宗北伐的只有张浚了，他认为“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

史浩则认为中原根本没有什么豪杰了，“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史浩并不是反对北伐，而是反对毫无准备的军事盲动，“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

孝宗皇帝太想恢复中原，做个千古圣君了，所以有人大谈什么光复河山，就很能迎合圣意，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方案的可行性了。《宋史·赵雄传》记载赵雄的发迹就说：

（赵）雄极论恢复。孝宗大喜曰：“功名与卿共之。”······请复置恢复局，日夜讲磨，条具合上意，除中书舍人。自选人入馆至此，未满岁也。

张浚

赵雄这个人是个典型的书生，并无多少行政能力，也不是会打仗的人，不过是大谈什么北伐、恢复，这就正中了圣君的下怀，因而青云直上。

孝宗的北伐主张在朝廷并没有多少官僚赞同，大多数理性的官员没有那么狂热不现实，史浩还因此辞职了。正是因为担心官僚集团的阻挠，孝宗乾纲独断，绕开了文官系统，直接给张浚下旨北伐，“命从中出，三省、枢院不预。”宋孝宗为了鼓舞士气，作出要和金人血战到底的架势，“隆兴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诏亲征。可令有司排办，候秋凉择日进发。”

这次被称为隆兴北伐的战争，起初宋军确实取得一定战果。张浚没有等孝宗到前线亲征，就命李显忠出濠州，攻灵璧；邵宏渊出泗州，攻虹县，张浚亲往督战。宋军先是拿下灵璧，而后又招降了驻守在虹县的金军。宋军“乘胜进克宿州，中原震动，归附者日至”。宋孝宗称赞其为“数十年来无此克捷。”但是，从真正的战争规模讲，这次宿州之战只是宋军小规模的胜利。

隆兴北伐

隆兴元年五月，金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率领十万大军反攻宿州。在金军的强势反攻下，加之宋军两位主将李显忠和邵宏渊二人不和，宋军指挥系统混乱失调。最终，宋军在宿州溃败，宿州又叫符离，故称之为“符离之溃”。此战失败之后，南宋与金重开谈判，双方进入战和纠缠之中，最终在隆兴二年岁末，双方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其主要条款有：

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双方交换战俘，叛逃者不再其内。

这场草草了事的隆兴北伐不过是回到了当年高宗的绍兴和议的起点，但是这场战争给南宋经济带来的冲击却不小。首先，北伐带来的是粮价的暴涨。绍兴和议以后，南宋大部分地区的粮价下降了。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东南地区的米价每石是2贯，己经恢复了绍兴初的价格。绍兴三十年(1160年)隆兴北伐前两年，在宋金战线的四川地区的米价是每石13贯。南宋朝廷准备北伐，故屯驻大军的四川地区的粮价上涨了。

赵宋偏安是定数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开始北伐时，在与金交界地区的米价大幅上涨，米价每石达到600至700贯，“隆兴元年，绍兴府大饥，四川尤甚。平江、襄阳府、随、泗州、枣阳、盱眙军大饥，随、枣间米斗六七千。”因为战争的影响，隆兴元年(1163年)的米价比5年前的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涨了10倍。除了粮价之外，战争还带来了纺织品和不动产价格的暴涨。

物价的上涨就会带来政府财政开支的扩大，为了平衡财政压力，已经掌握纸币魔术的南宋政府用的就是纸币发行来应对。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正式发行会子（南宋的纸币），以后会子发行量猛增引起了会子贬值和物价上涨。纸币的增发和物价的上涨，这些压力最终传导的还是南宋百姓。

孝宗想要成为千古圣君，代价就是普通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