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與賈樟柯的電影不同地展現了社會時代大背景下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與不確定命運
侯孝賢認為：“每個時代意志不一樣，氛圍不一樣，但是人的處境和掙扎都有動人處。所以我選擇站在人的角度，就他當時所處的環境，去看他的一生，儘量客觀地來看他所見證的時代變化。”[xvi]從1989年到1995年，他就是通過“臺灣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來對現代臺灣的歷史進行種種反思。《悲情城市》以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為背景，反省國民黨到臺灣後對本省造成的身體與心靈的創傷，衝破了執政當局的政治禁忌，喚醒了被國民黨政府壓抑了40多年的關於臺灣現代史的一段最黑暗、最慘痛，也是最重要的記憶，並重構和反思了這段最殘酷的歷史。這是臺灣有史以來最有力量的作品，它站在人的層面上超越了“二二八”事件，告訴觀眾不能這樣對待人，人都是有尊嚴的，即使社會中最低下卑微的生命，也都有自己的尊嚴。《戲夢人生》以臺灣布袋戲大師李天祿作為臺灣歷史的一個活標本，用半紀錄片式的手法，將李天祿個人的生命記憶與臺灣自清朝末年至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融為一體。《好男好女》則反思了臺灣愛國青年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不幸遭遇，表現了一個個個體生命在歷史現實中的生存困境和種種掙扎，給人一種強烈的精神震撼。
悲情城市
戲夢人生
好男好女
賈樟柯也更多關注的是全球化與現代化下中國鄉村城鎮中普通人物的世俗生活。正如他所說：“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個平淡生命的喜悅與沉重。”《世界》中，在北京的世界公園節日的夜晚，煙花燦爛，一個鄉村來的農民工騎著高頭大馬巡視著“世界之窗”。只有在這一瞬間，他才彷彿成了“世界”的主人。然而，在偌大的人民首都北京城裡，他是最弱勢的邊緣人。夜晚深處有他的悲涼，財富面前有他的卑微，在愛情的面前他更是不堪一擊。雖然全球化彷彿將整個世界變成煙花中的燦爛情景，但這一切有多少是幻覺，有多少是真實，只有這位身在其中的農民工體會得最真切。煙花中的虛榮，夜色中的傷感，混合在一起,正是他此時此刻最真實的內心感受。這既剋制節儉又放縱渲染的電影語言，體現了賈樟柯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獨有的體諒、理解、悲憫與深情。《三峽好人》更是前所未有地集中呈現了當代中國轉型鉅變背後普通底層百姓在個人生命史上所承受的巨大代價，以及種種悲情、掙扎和無奈。作為影片中故事發生的背景，三峽工程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浩大的“改天換地”的工程，牽涉到129個城鎮的人為毀滅和百萬移民永久性背井離鄉的大規模遷徙。地域習俗差異問題、就業生活問題、比及“故土難離”的心理創傷問題，但賈樟柯沒有采取讓移民自說自話的內部視角，而是通過兩段尋人故事的外部視角，讓來自山西的故事主人公與觀眾一起進入三峽拆遷的歷史現場，來重新發現這個廢墟空間中所可能擁有的世故與人情。看似無意卻又處心積慮地講述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面對艱難現實時所具有的人之尊嚴與生之勇氣，同時也對中國底層人民在艱難生活中秉持的豁達態度、精神韌性和生命頑強，給予了令人感動與震驚的肅穆的儀式感和莊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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