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一個寒冬，22名孤兒被領出退伍軍人孤兒院，轉送至達文波特（Davenport），愛荷華大學的所在地。在那裡，一名叫Wendell Johnson的語言學教授正在進行一項針對兒童的研究。在他的助手，碩士生Mary Tudor（為什麼聽見瑪麗這個名字就叫人不寒而慄）的引領下，22名孤兒被分為四組。他們被隱瞞了真相，而只是被告知將進行關於語言能力的治療。
這22名孤兒中，有10名本身就患有口吃的孩子。他們被均分成兩組，一組5名被視為語言能力正常，另一組5名被視為嚴重口吃。而另外12名正常的孩子，也被分為兩組，一組6名被告知有口吃的毛病，另一組6名被告知語言能力正常。實驗開始後，Mary告知被標記為口吃的11名孩子（其中包括6名完全不口吃的正常孩子），他們的語言能力存在問題，必須採取治療，用心克服。而她又告知被標記為正常的11名孩子（其中包括5名患有口吃的孩子)，他們的語言能力很好，但是在治療下可以更上層樓。
整個實驗從1月持續到5月，期間Mary多次通過交談和引導的方式，對孩子進行實驗。這其中，產生最嚴重後果的，是那6名原本健康而被告知口吃的孩子。Mary通過不停地灌輸諸如，“你們的語言有嚴重的問題，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來糾正”，“你們如果不會好好說話，乾脆就不要說話”，“XXX，你們看到他口吃的樣子了嗎？”此類的言語，對孤兒們進行引導。
在她的引導下，那6名本來正常的孤兒，變得交談困難，拒絕交談。他們自我意識中對自己定義為口吃，並且產生嚴重的焦慮、自卑症狀。他們的學業幾乎全部荒廢了，上課時無法集中注意，與人的交流也產生了各種困難。其中一名12歲的孤兒在兩年後逃離了孤兒院。
Mary在實驗結束後，良心自責並試圖挽回這一切。她告知那6名孩子你們根本就沒有口吃，然而無濟於事。她在論文中寫道：”我曾經堅信他們會復原……然而我們對他們產生了不可磨滅的負面影響。
（那些原本口吃但進入鼓勵治療組別的孤兒，並沒有因為鼓勵療法而改善，他們依然我行我素，保持著原本的說話方式。）
這個實驗在當時的業界產生了軒然大波。同行們紛紛譴責其為“惡魔研究”。Wendell Johnson和Mary的論文也因此沒有見諸於任何同時期的期刊，Wendell害怕自己聲譽受損，他的實驗會被拿來和當時二戰時納粹進行的一系列人體實驗相提並論。
六十多年後的2001年，愛荷華大學公開為此研究道歉。2007年，愛荷華州為那6名孤兒承擔了總價值925,000美元的賠償。但是依然有一名該校的語言學教授Patricia Zebrowski為此辯解，認為該實驗獲得了當時最多的關於口吃研究的數據。並聲稱Windell是首位研究口吃患者的心理、感受、想法和態度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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