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誇英俊，涼州產異才。系從尚父出，術奉武侯來。

大膽應無懼，雄心誓不回。成都身死日，漢將有餘哀。

這是《三國演義》中，最後嘆姜維的詩。在他成都身死後，三國曆史尚有十五年，羊祜、陸抗的英雄相惜一時傳為佳話，但羅貫中都用一回篇幅帶過。而在這第一百一十九回，伯約身死，大漢是真的亡了！歷代對於姜維的評價，各有褒貶，但總體並不高。作為親身經歷過蜀漢滅亡的《三國志》作者陳壽，這樣評價他：“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至殞斃。”

作為諸葛亮的親傳弟子，姜維身上籠罩了多層光環，但最終的結果，他並沒能力挽狂瀾，讓對他抱有期待的人失望了。那麼，他是否真如陳壽所說，只是“粗有文武”，在所謂“明斷不周”的背後，又掩藏著他怎樣的意圖呢？我們從魏滅蜀的最後一戰中，漢中和劍閣相繼失守，試圖尋找答案。

一、漢中失守，誰之過？

在蜀漢的北伐戰略中，漢中的防禦是不能迴避的重要問題。在費禕、蔣琬執政時期，都沿襲了之前的方針，“實兵諸圍”以御外敵。具體做法是在漢中外圍設置許多的據點，共同拱衛漢中。此前魏大將軍曹爽曾於244年率軍七八萬於儻駱道進軍漢中，蜀漢鎮北將軍王平以三萬兵力，憑藉地利優勢，大敗魏軍，足見這套體系固若金湯。

後來蔣琬去世，費禕被刺，昔日被費禕限制，所帶不過萬人的姜維終於有了發揮空間，於是對漢中防禦有了新的構想。《三國志·蜀書·姜維傳》記載：

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谷，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臣重關鎮守以扞之。有事之日，令遊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谷，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遊軍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姜維的這個戰略構想，為許多後來的史家所詬病，其核心在於“斂兵聚谷“。在這裡，姜維的決策彷彿就是一次博弈。“錯守諸圍“固然穩妥，然不獲大利，而且是一種高成本機械的防守，敵人不主動進攻，就只能白白浪費人力。那麼姜維希望北伐，經略隴右，乾等是等不來機會的，而且會陷入囚徒困境。魏國猜疑蜀國有恢復中原的野心，必然大力發展軍事力量，伐蜀時的三路十八萬大軍就是證明，而蜀國舉全國之力，不過十萬兵力。既然發展不過魏國，那不如尋找機會，以陽安關作為誘餌，放手一搏。

於是，他建議後主，撤掉外圍，集中成一支機動兵力，即所謂“遊軍”，“有事之日，令遊軍並進以伺其虛“，以達到其誘敵深入、甕中捉鱉的目的。而這支機動兵力的駐地，姜維選在了漢壽，又稱葭萌關（今四川廣元昭化），這裡前有陽安關，後有劍閣，便於向幾個方向出擊，這樣雖然把敵人放了進來，但可以利用漢中盆地的地形優勢，靈活地圈住敵人予以打擊。

然而，公元263年魏國伐蜀時，蜀軍的部署沒有設想的那麼周密，情勢的發展出乎意料。姜維為了避禍，在較遠的沓中屯田。八月，鍾會十三萬大軍直撲陽安關，此處有姜維提拔的武將蔣舒與傅僉守護險關。但蔣舒卻詭稱出城殺敵，傅僉信以為真，既未阻攔，也未設防。蔣舒率全軍出城投降，傅僉格鬥而死。此時漢、樂二城兵各五千，整個漢中體系只有萬餘人防守，而姜維在增援的途中，又受到了諸葛緒攔截，不出一月，漢中失陷，只能向劍閣撤退，與張翼、廖化等將會合。

對於漢中失守的惡果，姜維無疑要負主要責任。他的計劃首要條件，是各部需要緊密的配合，漢城、樂城、陽安關等要塞必須承受住相當大的壓力，給予包圍部隊充分的時間，不讓敵軍長驅直入。而姜維因為避禍，帶走了相當一部分力量，據鍾會後來給朝廷的上表中說，”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這支精銳，包括在劍閣和張翼、廖化會合後的兵力，是姜維抽調出來以圖建功的力量，結果卻在救援漢中時被阻隔，姜維的冒險終於遭到了失敗。

二、該守劍閣，還是救成都？

陽安關、漢中的連續失守對蜀漢是一個沉重打擊。陽安關扼守咽喉，控制著西漢水河谷，而西面陰平方向，還有白水河谷通向蜀地，白水在劍閣外匯入漢水。北方的門戶一旦洞開，蜀軍就只能阻隔劍門而守，陰平方向難以兼顧。姜維在此時，表現出了高超的戰術水平，迅速擺脫了諸葛緒的圍追堵截，退回到劍閣與張翼、廖化等共同防守，鍾會這一路遭遇頑強抵抗，一時之間不能下。

但陰平對於蜀軍，始終是個隱患。鍾會伐蜀前，姜維曾建議後主劉禪加強陰平小道的防守，但被黃皓壓下奏摺，未予理睬，結果不幸真的被姜維言中，鄧艾也是一位出奇制勝的高手，據《三國志·魏書·鄧艾傳》記載：

“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鄧艾先頭部隊不足萬人，繞過了劍閣，先取江油，江油守將馬邈見到神兵天降，竟也開城投降。試想此時鄧艾已是糧運將匱，不足萬人的奇襲部隊，一旦遭遇蜀軍正規軍攔截，就有可能全軍覆沒，哪裡還有喘息的機會?現在不僅有了補給，還在江油得到休整，鄧艾順勢直取成都的最後一道防線綿竹。

按說姜維聽到江油失守的消息，有三條決策可選：

一是全軍立即回援成都，而鍾會人馬勢必大隊湧入成都平原；

二是留一部兵馬守劍閣，其餘回援，但分兵是否能擋住鍾會十萬人是個問題；

三是繼續死守劍閣。

這三種選擇無關優劣，只看效果，第三種最保險，因為成都面臨的壓力不會太大，即使失守，也可稱盡力，無可指責。但姜維偏偏選了第四條路：

他放棄劍閣，並未走江油、涪城的路線，而是從東邊大路撤回郪縣（四川三臺縣郪口）。

在蜀漢危急之時，姜維究竟是怎樣的心理活動呢？可以想象，姜維的意圖有以下兩點：一是他知道無論是分兵固守還是馳援綿竹，都可能陷入在成都平原上被鍾會鄧艾兩路夾攻的危險

，假如分散力量，死守劍閣能夠抵擋鍾會十萬多人嗎？姜維不想無謂的犧牲。

另一點，就是如常璩在《華陽國志》中的說法：

“姜維未知後主降，且謂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由巴西出郪、五城。“

按常璩的推測，姜維想讓成都的執政感受一下壓力，再解除危險，以便重新取得蜀漢決策層的領導地位。陳壽也說，姜維此時和成都方面完全失去聯繫，有人說後主想要固守成都，有人說後主要投奔東吳，於是不知情況的姜維“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最終，等來的卻是成都投降的消息。

自漢中以後，姜維再一次失策。他預料不到的，是他手上只有軍事牌，沒有政治牌，他愈發孤立，一生獨自和曹魏的頂級名將鄧艾、鍾會、陳泰、郭淮等周旋，只要被打敗一次，他就再也不敢回成都。他想不到蜀漢的民心士氣，竟土崩瓦解的如此之快。他的審視虛實，何嘗不是為了保存實力，存下一支部隊，想要恢復蜀漢，但歷史已經不會再給他任何機會了。

三、姜維的博弈為什麼失敗？

如果用博弈的觀點看姜維的決策，姜維一直試圖加大籌碼來試圖改變著遊戲的規則。如果長時間比拼國力，蜀漢必敗。如果適時的先聲奪人，有可能打破這種平衡。

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維曾與衛將軍張翼共同北伐。張翼以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為由相勸，但姜維不聽，在狄道大破雍州刺史王經，王經死於洮水者以萬計。但當姜維想要擴大戰果時，卻圍困狄道多日不能克而退。

這是姜維北伐取得戰果最輝煌的一次，也充分體現了他的思想。理論上，在最為要害的地方，就必須押上最重、最大的籌碼，才是最優選的方案。所以他屢次出兵，到後來押上陽安、漢中乃至整個蜀漢的國運，不惜放手一搏。如果成功，收益很大，蜀漢復興，假如失敗，則“星散流離”，不僅性命堪憂，還要背上窮兵黷武，引狼入室的罵名。

如果他像普通武將如廖化等，屯田養民，不做有風險的事，沒有任何可能，當然也就不會犯什麼錯。謹小處世固然妥當，即便是投降後人也不會過多非議，只因他們太平庸。而太過冒險，常人不敢幹的事姜維幹了，然後人們發現，姜維實在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請試想，鄧艾連走七百多里無人小道，以毛氈裹身滾下崖的奇襲豈不也在冒險？雖然姜維的博弈沒有成功，但不能僅以結果推論，歸罪於姜維一人。

姜維失敗的原因，在於隨著時間的推移，軍事和政治上的籌碼，在一點點地消失，有限的本錢支撐不起一次豪賭。

在軍事方面，姜維的地位不斷地旁落。他為了保留決策權，而至沓中避禍，造成了君臣相疑的惡果。蜀國的北伐僅僅剩下“蠶食涼州”這點象徵性行動，卻封了很多大將軍，以削弱姜維在軍中的地位。諸葛瞻為衛將軍，董厥為輔國大將軍，宗預為鎮軍大將軍，閻宇為右大將軍。此時，姜維的北伐主張更是得不到支持，他被諸葛瞻、董厥以及黃皓等參奏，“好戰無功，國內疲敝”，段谷兵敗之後也因“危怯”不敢回成都。

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姜維得不到友軍良好的配合。蜀亡前夕，除姜維、羅憲、霍弋等將，主要將軍基本都在成都，主力收縮在劍閣以內。這已不是戰略收縮，而是因國力的衰敗而導致國勢無可奈何地向內塌縮，蔣舒、馬邈等重要關口守將相繼投降。而後來，諸葛瞻放棄城關優勢，出城與敵野戰，綿竹迅速失陷，鄧艾兵鋒還未及成都，劉禪的降表已經送到了雒城。姜維固然有救援不力之罪，但成都方面，至少有兩三萬兵力，而姜維此時離雒城並不太遠。五十年前，以劉璋之闇弱，此城尚且堅守了一年多，羅憲駐守永安，抵抗吳國的趁火打劫，也堅守了六個月，為何鄧艾十月奇襲，十一月皇帝就舉國投降了呢？

另一方面，姜維在政治上也缺少影響力。當時的蜀國，從上到下瀰漫著一股消極情緒，譙周的投降主義論調佔據輿論主導。《譙周傳》中，記載了百姓的恐慌狀態：“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守城調度，及聞鄧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進山野，不可禁制。”朝堂之上，譙周力主投降，大臣大多附和。可見，姜維遠沒有諸葛丞相的號召力，而蜀漢政權在人們心中普遍失去了認同感，民心士氣土崩瓦解。沒有了朝廷和民心的支持，也就沒有了一搏的資本，即使成功割據一時，百姓們還願意再經歷一次平叛戰爭嗎？

結語：

姜維的一系列決策，都無可挽回地打上了冒險的烙印，他一直不放棄，在絕境中尋找各種戰機，直至最後身死。他忽略了決策中的各種不確定風險，樂觀估計了自己手中牌的分量，蜀國臣民的消極情緒是他不願相信和預料的，蜀漢終於走向覆亡。不過，正所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正是人們對他抱有更高的期望，才會對他的失策多加非議。我們看到，往往年代稍久的史家評價姜維，會客觀一些，而陳壽在蜀剛亡不久，司馬氏掌權時著《三國志》，勢必會對正統魏國的宿敵貶低一些。而晉史學家郭頒在《魏晉世語》中則說：“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姜維的對手鍾會，也對他表示了欣賞：“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認為他的才能超過了諸葛誕和夏侯玄。可見姜維雖不如諸葛亮說的那麼“思慮精密”，但依然是蜀中一流的出色將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