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了中国之外，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都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他们灭亡的原因，都是因为外敌入侵。古代中国也多次遭受到外敌的入侵，有些入侵不仅是局部的，而且是全面的。但是，中国的文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越来越强。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能持续抵抗外敌的冲力，不但不倒，反而还能进一步发展呢？

本文试图给出答案，即：中华文明在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中，善于用自身的文明底蕴，在时间与空间的帮助下化解冲击，最终能把外来冲击力转化为自身新的前进动力。

为何这么说呢？

中国在秦汉帝国形成之前，中原有多个分散的政权，这让四周夷狄有贸易的机会与中原互动，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修建了长城之后，北方匈奴也被迫组成统一政权才能与中原对抗。从此之后，北方草原力量成为了长期扰动中原的主要因素。到了近代，西方的海洋文明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中华文明。

下面我们选取三个重要时间段展开来看一看。

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在中华文明衰败的时候，草原胡族冲了进来，持续不断的冲击力，产生了胡汉融合、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最终被转化为隋唐盛世的成长动力

汉朝衰落之后，三国归晋。晋武帝一死，安排了一个有问题的晋惠帝在皇位上，这当然惹得司马家众位野心家的觊觎。因此八王之乱就来了，整个中原被战争蹂躏得一片狼藉。

这种混乱状况也勾起了胡族的野心。内迁的匈奴移民刘渊率先发难，建立了汉政权；随后又陆续崛起了后赵、前燕等政权。

这些胡族政权实现暴力征服之后，按说汉族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但此时，汉民族早早发展成熟的先进文明起了关键作用。虽然胡族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们向往汉族先进的文明。因此，在暴力征服之后，胡族政权都向汉族文明靠拢。又因为汉族农耕文明的先进生产力，汉族人口也占了绝大多数，因此胡族政权无法忽视这个力量。

因此，胡族政权在学习汉文化和胡汉融合上做了积极的探索。

东晋南渡之后，遗留下来的士族和汉民，在北方胡族政权中经历了被屠杀、被善待、被重视的转变。

此处以羯族建立的后赵政权为例。

后赵的建立者石勒由于早年被卖为奴，所以对汉族官僚甚至是所有的汉族人有深深的仇恨。石勒起兵初期经常大肆屠杀汉族官僚和百姓。但是，坞堡林立的汉族人民的反抗给石勒势力的扩展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由于实力增强和认识的转变，石勒意识到拉拢汉族地主、善待汉人的重要性，所以他改变了统治策略，不再屠杀汉族人，还大量任用汉族士人为官。史载：“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晋书·石勒载记上》）。

同时，要在中原农耕区进行有效治理，也离不开中原的典章制度。因此后赵任用汉官，善待汉人。这以行为本身就是胡族统治者走向汉化的表现。后赵还从五行德运入手，在这方面融入了中华正统。

虽然后赵实行的还是胡汉分治法，但后赵在胡汉融合方面的努力，为其带来了正向结果。后赵因此一度强大，统一了除东北三省与河西以外的整个北方地区。

继之而起的前秦苻坚则更进一步，他一心要混一胡汉，使胡汉不再有分别。

苻坚对汉族士人的信任与依赖就表现出不分胡汉的态度。苻坚重用王猛、薛赞、权翼并让他们掌握机密大权。特别是王猛，得到苻坚十二分的信任，所有的军政大权几乎都委任给王猛，王猛更是趁此机会提拔大量汉族士人进入前秦政权，并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性质的改革。难能可贵的是，苻坚不但接受而且全力支持。王猛如此受宠，自然会引起氐族贵族的不满与反对。《晋书·载记（苻坚上）》记载：“诸氐纷纭，竞陈猛短。”苻坚诛杀了反对的氐族豪强，还支持王猛肃清法纪。苻融劝谏苻坚，苻坚则对苻融说，“朕正要统一天下为一家，把夷狄当赤子看待，你应该去掉忧虑，不要心怀不安。”

前秦在胡汉融合过程中有众多阻碍。但是有赖于苻坚和王猛的充分信任，最终前秦的汉化水平非常高。前秦胡族政权与汉人智慧的结合，使北方初步出现了天下安定百姓乐业的局面。

但是，因为苻坚操之过急，胡汉融合的深层矛盾没有解决，就急于一统天下，最终功败垂成。

前秦瓦解之后，一直要到公元5世纪，北魏才把中国北方再一次完整地统一起来，并持续了较长时间。

北魏在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胡汉融合方面迈出了一大步。491年，魏孝文帝在北魏推行全面汉化，随后迁都洛阳。这是五胡十六国100多年胡汉融合的高峰。虽然北魏政权经历汉化之后引起了内乱，但客观上促进了胡汉融合的深入。

在政治上，北魏进行分片分区治理，采用不同的方式针对草原和农耕区进行管理。虽然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但是也算因地制宜。

在经济上，因为北方经过了100多年的战乱，人烟稀少，土地大片荒芜。北魏因此有条件施行创设并推行均田制，按口授田，这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

在文化上，经过全面汉化，北魏逐渐脱离了鲜卑族的风俗习惯，废除了酷烈的刑罚等落后制度，已经完全与汉族无异。

北魏在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之后，因为战争和政治竞争的需要，西魏又创新发展出了

小结：

中华文明自身在曹魏、西晋时是处于衰败期的。正因为如此才导致政治衰落，动乱四起。

在五胡十六国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遭受巨大的冲击。但是，因为中国疆域广大，在中原被消灭的司马氏政权，跑到江南还可以继续建立王朝，存续原来的衰败文化。在中原地区，因为中华文明对胡族自身文明存在巨大的优势，所以文化落后的胡族政权先后学习中华文明，进行胡汉融合，最终北魏在这方面走到了全面汉化的高峰。

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抵御并吸收了五胡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愈挫愈奋。对中华文明来说，胡族政权在学习并融入汉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做出了创新。胡族政权还在胡汉融合过程中把草原的质朴精神融入了汉人过于文弱的文明中。最终，胡族不但把自身融入汉族，还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的精神血液，为中华文明下一阶段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群体融入、制度创新、文化精神注入，终于成就了隋唐帝国的强盛国力和灿烂文化。这一切均基于200多年来胡族的冲击力被转化为中华文明的成长力。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草原冲击力为中华文明摸索出了二元政治结构，奠定了一国多制的基础，直接塑造了现代中国疆域。

大唐盛世过后，回纥、吐蕃、沙陀、契丹等胡族相继侵扰中国，而沙陀族和契丹族的发展和机缘更具有优势。五代中有三个是沙陀族人建立的，契丹则雄踞中国北方，建立了大辽。

沙陀人后来融入汉族消失于无形。而沙陀人石敬瑭为了自保，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大辽。别小看这一块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对中华文明的意义不凡。

辽代建筑 白塔

大辽作为草原崛起的游牧民族，在与中原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既统治草原，也统治幽云十六州这10万平方公里农耕区的局面。大辽因此发展出了创新性的“一国两制”。

大辽按照两种制度对胡汉进行分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两种制度执行的分界线基本是长城。北面实行国制，南面的幽云十六州实施汉制。大辽在行政机构上设立了南北两院，北院处理草原游牧地区事务，官员一律任用契丹人，掌管草原军政大事；南院处理农耕地区事务，官员主要由汉人担任，掌管农耕区军政大事。在北院以“番律”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南院以汉律治理汉人。

这样，在草原地区大辽统治者是草原大可汗，在农耕地区大辽统治者是儒家文明的皇帝。

这种一国两制，在大辽内部实现经济上的内部循环，在政治上实现互相支援和制约。以这种制度，大辽突破了胡虏无百年国运的魔咒，发展了200多年。

小结：

唐末五代十国这段时间，主要是中华文明的内乱，胡族的影响相对于五胡十六国时期要小。但是，后起之秀的胡族契丹，其横向冲击力与中华文明相结合，做出了重要创新。

清末，海洋文明的冲击力，促使中国转型成为一个近现代国家。

清朝末年时，中国所面对的外部冲力不是来自于中华文明圈内，而是来自于欧洲的海洋文明。这种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清朝之前古代中国所遇到的外部冲击，其特点均为：来自中华文明圈内或周边，双方有较多接触和了解，虽然对方武力一时占优，但其文明落后于中国。因此，中国总能用高于外来力量的文明化解外来冲力。

但海洋文明的冲击不一样，他们不但武力占优，文明也不落后。同时中国与他们接触极少，缺乏深入了解，观念不同也无法有效对话。因此李鸿章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呼喊。

幸好中华文明底蕴深厚，在面对海洋文明的冲击时，有足够的智慧化解并吸收。

也幸好中国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超大国家，有庞大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因此中国有空间和庞大基础承接其冲击力。最终中国抵御住了晚晴70年的外来冲击。

中国人通过牺牲、摸索、奋斗，依然把这个外来冲击力转化为了成长动力，从而使自身蜕变为一个近现代国家。

西方力量的到来，打破了中国的王朝专制，为中国输入了平等、法治、民主、自由、权利和义务等中国从来没有的观念，中国也因此从一个古代王朝转变为一个近现代国家。中国还从中学会了工业革命与一系列近现代经济社会制度。中华民族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为中国后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结语：中国不断把外部横向冲击力转变为自身前进的新动力，实现波浪式前进、螺旋上升式发展。

事物的发展趋势总是前进的、上升的，但是其道路却不是直的、一帆风顺的，而是迂回曲折的。我们形象地称之为波浪式前进、螺旋上升式发展。

中华文明本来是在东亚这片乐土一路按照自身逻辑前进的。但是总有一些冲击力从横向冲撞过来，使中华文明的前进道路发生曲折。实际上前进与横向冲击是不矛盾的。纵观历史，中华文明或多或少在自身出现问题时，才会遭遇外来冲击力。中华文明也总能适宜地把横向冲击的力量转化为自身重新前进的动力。

每一次横向冲击力的到来，反而让中华文明提高了发展起点。中国的发展也因此逐浪变高。虽然在外力冲击时偶有低谷，但每次低谷都为下一次更高的高点积蓄了新的动力和能量。

张无忌在万安寺下施展乾坤大挪移功夫，把众武林人士垂直下降的力消解，从而解救了众人。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但能把外来的横向冲击力消解，而且能在消解的同时，把横向冲击力转变为自身成长的新动力。这种能力是“超级乾坤大挪移”，正是这个“神功”保证中华文明在众多古老文明中硕果仅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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