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談及絲綢之路，不可不提的是漢朝的玉門關與陽關、還有明朝的嘉峪關。從區位上看，玉門關、陽關與嘉峪關扼守的是敦煌的西北、西南與東南，不過正是這細微的差別，卻直接影響著絲綢之路的興衰。

今天的人們在參觀敦煌莫高窟時，還能隱約感受到這些昔日關隘的巍峨雄姿與茫茫風沙，從“西出陽關無故人”(唐)到“月照流沙別一天”(清)，這中間到底又經歷了怎樣的歲月流轉呢？

位於甘肅省的陽關遺址

敦煌正式進入我們的歷史是始於西漢時的“列四郡、據兩關“，“四郡”為酒泉、武威、敦煌和張掖，“兩關”就是玉門關和陽關。自張騫通西域後，玉門關和陽關作為絲綢之路上的最西部關隘，直接帶動了敦煌的興盛與發展，對過往商旅來說，過了敦煌就會進入茫茫大漠，敦煌正是西行漫漫長路前最後的休整地。

作為一處郡治，漢朝時的敦煌曾下轄今日甘肅(玉門)、青海(柴達木)和新疆(哈密)的部分地域，被范曄譽為“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後漢書》)。

有著“兩關”庇佑的敦煌，自此開啟了它長達兩千年的”敦煌夢“，有歌曲唱的好：敦煌夢，夢敦煌，這一曲陽關已斷腸......可見敦煌的興與衰，它周邊的關隘歷史與之是息息相關的！

玉門關與陽關：與漢唐時的西域經略同步輝煌

眾所周知，我國曆史上僅漢唐元清的行政覆蓋範圍遠達西域，明朝後期時則空有其心實無此力。自漢朝設“兩關”以來，得益於漢唐強大的軍事威懾力，加上敦煌一帶水源充足，曾有不計其數的過往商賈僧侶、使臣遊客駐足其間，敦煌也因此成了一處中外文化的交匯之地。

唐朝時著名的詩句“西出陽關無故人”和“春風不度玉門關“，讓許多人知道了“兩關”的存在，但這兩首詩與敦煌之間有啥關係，詩中卻並無體現。

其實，這兩首詩的背後都體現了玉門關與陽關的某種輝煌：人們在依依不捨的西行送別路上可到達“無故人”和“春風不度”的遙遠地方(即敦煌)，若非漢唐時西域經略的太平與穩定，如此偏離中原的地方何能出現在描述日常生活的詩句當中？

經過兩漢時期絲綢之路上的發展，到公元400年時，敦煌曾成了西涼國的國都；再經過隋唐間的數百年發展，敦煌已成了超越大量中原地域的一處繁華城市。

唐末及五代期間，張議潮驅逐了佔據敦煌的吐蕃，其家族世代奉李唐皇室為正統，使敦煌地區繼續安然過渡到了宋代。宋時的敦煌為西夏地域，篤信佛教和中原文化的西夏國延續了對敦煌的保護，又讓它安然過渡到了元朝。

敦煌能安然跨越漫漫歷史長河固然與“兩關”的庇護有關，不過兩關庇護下繁盛的敦煌文化也反哺了該地區的長期太平，讓它得以擺脫歷代局勢動盪的影響，成為了絲綢之路上絕無僅有的“活寶”見證。

但是，敦煌興之於“兩關”、衰退也因“兩關”。由於二關長期依託的水源渥窪池和西土溝在千年中不斷遭受風沙侵害，這兩處水源到唐末時終於逐漸消失，“兩關”只好被迫廢棄。

曾依託西土溝而存的玉門關“河倉城”遺址

西夏和元朝時，由於敦煌均地處行政範圍之內，“兩關”的廢置雖無帶來巨大影響，卻由此無形中開啟了“敦煌關隘”中嘉峪關的歷史。

嘉峪關：從建成之初就寫下了敦煌的二百年滄桑

明洪武初年，由於敦煌的原有“兩關”區域沒了水源，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拱衛西域，只好將關隘設置到敦煌的東南方向，那就是嘉峪關。

除設關之外，朱元璋還大規模修復了長城，在西域經略上可謂下足了功夫、誓要與漢武唐宗看齊。

嘉峪關不但是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關隘，也是我國現存的規模最大的關隘，其設置苦心可見一斑；要說朱元璋沒有經略西域的雄心壯志，嘉峪關與明長城就是最強的見證。不過，敦煌真正的衰退確實是始於明朝，這又是為何呢？

始建於明朝初年的嘉峪關

這當中的原因之一自然與嘉峪關“向東收縮”有關(這一點怪不了朱元璋)，另外兩個原因卻是明太祖與明成祖都無法預料和左右的。在洪武及永樂年間，儘管嘉峪關“東退”了，但在這爺倆的威名之下，一直還沒有人敢染指敦煌。

明成化年間，西方的海洋文化開始崛起，傳統的絲綢之路遭到了第一波衝擊；當時，敦煌以西的吐魯番開始崛起，吐魯番王阿力拿敦煌隔壁的哈密一再試探明朝的態度，朱見深卻說：“迤西道無阻，不須遣官。阿力果誠心修貢，朝廷不計前愆，仍以禮待。”(《明史》卷329之吐魯番)

由此，吐魯番見明朝皇帝軟弱，就開始肆無忌憚不斷騷擾哈密、另一邊卻又持續嚮明朝朝貢、藉此迷惑明朝皇帝。

吐魯番騎兵：一邊不斷侵擾明朝一邊保持納貢

明朝皇帝都說：“敦煌附近不是還有個嘉峪關麼？咱怕個啥呀！”到了正德年間(1516年)，吐魯番王滿速兒終於入侵敦煌和肅州並攻破了嘉峪關，這才終於引起了明庭的熱議和恐慌。

嘉靖三年和嘉靖十八年，嘉靖帝曾兩度封閉嘉峪關，最後一次封閉，直接將敦煌推到了吐魯番手上—-這也是絲綢之路千年來遭到的最大沖擊，由此陷入沒落是無法避免的了。

其實這期間，敦煌(明朝時的沙州)在肅州巡撫陳九疇、刑部尚書胡世寧等人的努力下還是有救的，可惜由於嘉靖帝的多疑，最後還是在朝廷的政治傾軋中白白葬送了所有機會。

憑藉強大的火器，明軍要保住沙州(敦煌)本非辦不到之事

曾有人說，嘉靖帝“送掉”敦煌是因其信奉道教的原因，其實也不然。自嘉靖三年到十八年間，嘉靖帝也曾多次討伐吐魯番，但最後都敗於他自己用人上的多疑、和宗教信仰根本無關——對皇帝來說，敦煌所在的沙州首先是一處行政地域、其次才是一處佛教聖地呀！

千年絲路佛影與遠離軍事侵擾的影響相互滲透

公元366年(十六國的前秦時期)，一名叫樂尊的高僧雲遊到敦煌、在鳴沙山上打下了敦煌的第一個佛教洞窟。從此，經過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歷代的建設與維護，敦煌的莫高窟成了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為多樣化的世界佛教藝術聖地。

中原文化、佛教文化、西亞和中亞文化在不斷在這裡碰撞和交匯、從無引起過文化衝突事件、卻讓其成了夢一般的、包羅萬方的一處世界文化處所。

繼樂尊和尚之後，北魏在莫高窟開鑿了洞窟13個、隋朝開鑿77個、唐代又開鑿了總數超過1000個的洞窟，至此，敦煌莫高窟達至佛教藝術上的全盛時期。

由於遠離軍事侵擾，這裡成了絲路佛影的縈繞之地，中原與中亞、印度間的佛教文化交流，敦煌就是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中轉站、這當中自然少不了法顯、玄奘、鳩摩羅什等人的蹤跡。

元朝時候，敦煌莫高窟又迎來了新一輪的“萬象更新”，新開洞窟雖僅10個，不過卻融合了範圍更為廣大的佛教文化、元朝征戰路上到過的所有佛教聖地，在莫高窟裡均留下了相關印記。關於這一點，《馬可波羅遊記》中也有記述，裡面談及到的佛教內容在隋唐時均未出現過。

敦煌莫高窟

佛教講究平和環境下的辯論，一處長期遠離行政和戰火侵擾的地方在世界上是極為難得的；在歷代千年間，儘管各種改朝換代都會帶來戰爭，不過為了維護這片難得的淨土，歷代戰爭多主動避開了敦煌，這就是一種相互滲透下的影響：佛教帶來了和平、和平也消弭著戰爭。

敦煌的二百年滄桑：嘉靖與雍正的功過論斷

敦煌自嘉靖末年被“移交”到吐魯番手上後，直到康熙末年才重歸中央王朝、雍正初年才重置州衛。

許多資料都說，這期間敦煌經歷了長達近二百年的漫天風沙、彷徨無主之境，其次這只是誇張的說法。嘉靖二十四年，接管敦煌的吐魯番滿速兒死後，其次子馬黑麻曾聯合瓦剌墾田於敦煌、以圖跟兄長分庭抗禮。

馬黑麻在謀求入侵未果後又歸附於明朝、一直朝貢到萬曆年間。

明朝皇帝要的只是表面上的臣服，留住臉面就行

這就是說，敦煌真正的“無主”是始於明萬曆之後，天啟及崇禎年間由於天下大亂，這才是敦煌“二百年滄桑”的最大成因。嘉靖帝雖有過，但過不致“丟疆失土”，畢竟吐魯番一直都在如期嚮明朝納貢。

另外，清代收復嘉峪關以外地區的事情是由康熙完成的，若非當時康熙已年邁，重建敦煌的本也應是他，雍正只是完成了他老爹未竟的工作罷。

不過，雍正對敦煌卻起到了佛教以外的巨大貢獻，那就是敦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遷民。在廢置近二百年後再獲新生，雍正的此舉無疑太重要了！

雍正三年(1725年)重置沙州衛的同時，出於打擊“反清復明”的需要，自詡居士的雍又在全國範圍開展起整頓佛教的行動，這樣的行動自然也波及到了敦煌，因此單論功與過的話，雍正與敦煌之間還真是扯不清理還亂。

雍正遷民於敦煌，也是鞏固清朝統治的重要舉措

人們經常在影視節目(如《少林寺》等)中看到僧人受戒時在頭頂上“燙戒疤”的情景，有權威人士說這正起源於雍正的整頓佛教禪林之舉。

我舉此例子，也只是為了印證雍正對佛教產生過的影響而已，至於這是否為正確論斷，得由相關權威機構來解答了。

嘉靖的過也罷雍正的功也好，敦煌自清雍正時期起就保留建制直至今天；今日“西域絲綢之路”及敦煌莫高窟背後的“絲路佛影”能成為中外文化交流項目之一，我們其實還是要感謝雍正的。畢竟皆因他的遷民之舉，敦煌才沒有在風沙中繼續被湮沒幾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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