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藝術和書法藝術都是在中國語言文字自身特性上發展起來的傳統藝術，它們之間的溝通和聯繫，在楹聯史中關於對聯生成和發展的基本問題上，起著重要作用。
啟功對聯
對聯最早出現在哪朝哪代，楹聯史上一直爭執不休。人們旁引博證，列舉若干逸聞，說來有趣，竟都與書法藝術有關：
有人認為對聯產生於梁代。“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其 《石菊影廬筆識》中說： “考宋(實為梁)劉孝綽罷官不出，自題其門曰： ‘閉門罷慶弔，高臥謝公卿。’其三妹令嫻續曰：‘落花掃仍合，叢蘭摘復生。’此雖似詩，而語皆駢儷，又題於門，自為聯語之權輿矣”。
有人則認為對聯出現在比梁代更早的晉代，王羲之為最早的對聯藝術家之一。傳說有一年新年，他連貼三次春聯均因大家喜愛“書聖”的書法而被人揭走，臨除夕，不得不再寫一春聯，他怕又被人揭，便先貼出一半對聯：上聯為“福無雙至”,下聯為“禍不單行”。由於內容突兀，人們不敢再揭，到大年初一黎明，王羲之再補足另一半，對聯就成了“福無雙至今日至，禍不單行昨夜行”。當然，這種傳說不足為信。
啟功對聯
更多的人認為對聯產生於五代，所據乃《宋史》等典籍記載：五代蜀後主孟昶在其當政的三十年(公元935—965年)中，每年除夕都要學士題與桃符春聯，特別是他在其降宋的公元965年除夕，曾親筆題寫了 “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這副春聯。許多人認為這就是最早的對聯。
實際上，劉孝綽兄妹乃續詩題門，而非撰聯，王羲之所書對聯尚需考證，而孟昶之聯已是成熟楹聯中的小類——春聯。那麼，對聯究竟生長成熟於何時？我們從對聯的特徵與書法藝術相結合的角度探尋，可以有一些新的發現：
一般地說，唐代詩人，書法家喜歡在壁上書寫。李白《草書歌行》說懷素寫字時是“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鬥”。陳彬龢在《中國文字與書法》中引 《新唐書·柳公權傳》中事蹟雲： “(唐)文宗嘗於夏日集學士聯句，命柳公權題於殿壁，字徑五寸”。唐代詩人王灣名作《江南意》中有一名句：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當時的宰相張說(667—730年)大為讚賞，特 “將此聯親筆題於政事堂，令朝中人士作為楷模。”(《中國文學家辭典》古代二分冊)皇帝倡導，宰相推崇，名家實踐，自然大大推進了題壁聯句之風盛行。
對聯
《全唐詩補遺·卷十八》記載顏真卿在書寫完畢《奉使帖》後，感慨良深，提筆再題一聯雲：“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這似乎已是大書法家在直接創作楹聯作品了。
著名的岳陽樓建於岳陽市西古城門之上，自唐開元四年(公元716)中書令張說謫守岳陽建岳陽樓時起，迄今已有1200多年曆史，唐代著名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曾來此把酒臨風，使樓名重一時。岳陽樓內古代文物和歷代名家詩碑甚多，其中一副 “水天一色，風月無邊”的楹聯據傳就是李白題寫的。
名家撰聯，法書親題，各位方家的求新的藝術創造，便逐步使文字對聯演變為以書法表現的楹聯，書法與對聯的聯姻又使書法藝術家族中出現了與其它書寫方法大異其趣的楹聯書法這一具有獨特個性的藝術品類，流風所布，使楹聯藝術的裝飾性、表現性與實用性逐漸定位，成為一門成熟的藝術。因此，僅在唐代，窮鄉海隅的一般學士都廣有題寫楹聯的：
對聯
據 《福寧府志》(乾隆版)和 《福鼎縣誌》(嘉慶版)記載，唐代赤岸(今福建霞浦)人，姓林名嵩，字神降，在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考中進士，他在未第時，曾結草堂於今福鼎濱海漁村——禮岙靈山，他在草堂懸掛有一副楹聯： “大丈夫不食唾餘，時把海濤清肺腑；士君子豈依籬下，敢將臺閣佔山巔”。
另《霞浦縣誌》又載：唐人陳蓮，號白水仙，他在乾符年間駕舟從海上來，家於後崎，他曾自題居所兩副楹聯其一： “竹籬疏見浦，茅屋漏通星”,其二： “石頭磊落高低結，竹戶玲瓏左右開”。
本文並不具體論及對聯產生的基礎、過程及年代，只是列舉楹聯史上與書法藝術有關、特別是與大書法家有關的書寫楹聯的“佳話”來說明書法與對聯藝術特有的淵源關係。
對聯
楹聯在唐代以摘句、題壁、題畫等途徑從唐人律詩的母體中獨立出來而成為一門歷千年而不衰的獨特藝術品類過程中,始終得力並依附於書法藝術對楹聯的獨特藝術表現。只有當楹聯具有了完整的結構形式和獨立的書寫形式後，對聯才能從一種對仗的句型和修辭手段上升為一種特有的藝術體裁，書法藝術才能增添新鮮多姿的書寫形式。明乎此，探索對聯與書法藝術雙向交流、雙向促進才有真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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