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中后期力主变法的名臣。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振兴国家。变法一度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可惜的是，最高决策者因为自身及其亲属的原因，对变法的坚持和执行力度不够，最终变法失败。
然而，在王安石变法失败40多年之后，南宋君臣却认为王安石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这是为什么呢？
南宋君臣反思靖康之耻，竟然一致认为是王安石的错
东南巡幸后的南宋君臣认为北宋的沦陷实在有点蹊跷。金人两次围开封，最后因为朝廷议而不决，无所适从，以至于丧失良机，坐拥大兵而不能保卫国家。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南宋君臣在稍微安稳一点之后，即开始了对靖康之难的反思。
最早提出反思的是汪伯彦。这位汪伯彦是秦桧的老师，主和派代表人物之一。汪伯彦首先提出，北宋末年“王政沦废”的原因，在于“朝奸变乱于旧章”。
那么，汪伯彦所指的这个“朝奸”是谁呢?
建炎三年（1129年）隆佑太后说：“自道君皇帝（即宋徽宗）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贯起边事，所以招致金人，养成今日之祸。”在宋钦宗继位时，蔡京、王黼已经被当时的朝野人事骂惨了。但是，因为二人在朝的势力太大，人脉连结关系错综，宋高宗在即位之初，也不便于说的太多。
蔡、王位高权重，靖康之难的责任，他们首当其冲，自然可以理解。李光（时任秘书监、侍御史）说，蔡京、王黼相继用事，以致朝纲毁坏。陈与义（时任中书舍人）也把蔡、王视为徽宗朝最大的罪臣。还有多位大臣认为必须定蔡、王之罪，以立朝纲，同时告慰天下人心。
建炎元年，高宗赵构《诏责李邦彦等》批评李邦彦、吴敏、蔡懋、李梲、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等人，“或料敌失宜，自成懦弱之势；或过听误事，复忘备御之方。用起兵端，以误国计”。
李纲在宣和七年(1125) 上钦宗的奏状指责朱勔主办的花石纲致民怨沸腾（造作局），李彦豪夺民田敛财，盘剥百姓，依势作威作福；这二人都在陈东“六贼”名单之列。绍兴六年(1136) 李纲又提出批评：“靖康末……以唐恪、聂山、耿南仲父子用事，专以离间为进身固宠之资。” 同样批评这些奸臣小人擅权误国。
至此，这些众多的“朝奸”依然是各自为害，与王安石还没有扯上关系。但接下来，南宋君臣就开始进一步追根溯源了。
他们反思：为什么在徽宗一朝，一下子竟出现了这么多的“小人”呢？
稍微追溯一下，发现这些小人均出自蔡京、王黼之门。进一步追溯，他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源头在王安石身上。
宰相赵鼎说：“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而生民始病。”看到了吗，这里赵鼎指出了源头，“生民始病”，赵鼎直接提出：北宋祸患起于王安石变法。之后赵鼎还说：“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
绍兴六年 ( 1136) ，陈公辅（时任吏部员外郎）也公开指出了王安石的责任。他首先以仁宗朝的政治作为典范，他说：“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然后他说：“熙(宁)、(元)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风俗坏矣。” 至此，得出了结论：蔡京虽然是徽宗朝的“大奸”，但追根溯源，靖康之耻的始作俑者是王安石。
这个看法，逐渐成为南宋君臣反思靖康之耻的主导思想。
其实早在靖康元年，当时的国子祭酒（北宋官员预备学校校长）杨时就指出蔡京和王安石学说的关系，并由此说明，徽宗朝朝政腐败的源头因素正是熙宁变法。杨时指出：“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杨时认为王安石最大的罪名，是变乱祖宗法度，使君子之政中断。“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杨时还把扰动大半个天下的“花石纲”的问题，也归因于王安石。他说：“其后王黼、朱勔以应奉花石竭天下之力，实安石自奉之说启之也。”这一下把“六贼”中的三人都跟王安石扯上了关系。
赵鼎具体指出，王安石变乱祖法是北宋乱事的开端：“有王安石者用事于熙宁之间，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殆尽，于是天下始多事。”
总之，南宋众臣把靖康之耻的源头归因于王安石变法。
不但臣僚这么认为，宋高宗赵构也这么看。绍兴六年，宋高宗在一篇制书中，就明确把 “王氏之学”与“今日之祸”联系在一起：“王氏之学行，邪说横兴，陵夷至于今日之祸。”制书中甚至以孟子形容“杨墨之害，甚于猛兽”来比类王安石为“乱臣贼子”，祸国殃民。这种批评算得上十分激烈了。
南宋君臣为什么要以王安石为靖康之难的祸首？
南宋君臣把靖康之耻归咎于王安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继承了北宋前辈对王安石道德指责的说法，还陷在君子小人的笼统分类中难以自拔。
古人没有现代的政治学说，认识不到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人心等因素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关系。他们还是一贯从君子小人的角度看问题。
李光就认为：把司马光与王安石做事相对比，两人说话一个正一个邪，两者正好是一白一黑。同时李光说，王氏之学与熙宁变法，正是北宋政治从好向坏、从正向邪变化的分水岭，也是君子之政被小人之政替代的过程。
上述李光的说法，直接指责王安石道德败坏。
北宋吕诲（神宗时侍御史）则写了《论王安石疏》，他在其中做了十个总评，其中九个都是说王安石的德行败坏、政治上专权。比如：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挟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轹同列、朋奸之迹。
南宋君臣继承了吕诲的评价思路，之后又有所发展。
李焘在《请以司马光苏轼等从祀疏》中说 : “司马光及苏轼风节弥高，其学术专务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说。”李焘也把苏轼反对王安石的论述，比喻为“决洪水，辟杨墨” ；又慨叹：倘若司马光苏轼“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这些说法，都指向一个共同想象：君主亲贤臣远小人，则天下得治；而北宋则被小人王安石所败坏。
这种笼统的君子小人概念，流于对事件的定性分析，而没有对朝廷具体政策举措的反思，没有新意和突破。
其次，南宋君臣的宇宙哲学观依然停留在天人感应阶段，认为是王安石变法得罪了上天，才降下了大祸。
南宋君臣依然以天人感应的一套理论来解释人间的现象。他们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尤其是天变不足畏这一条，得罪上天，导致上天降下了大祸。
南宋君臣用“天意”来诠释家国的祸患，认为王安石变法违背了天意，进一步把罪责加到了王安石头上。
王安石的三不足对于古人来说，的确惊世骇俗，他主张“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李纲说：“后世导之臣谄其君，以天地之变不足畏，遂使时君世主不复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稔成祸乱。”这个 “导之臣”直接指向了王安石。
李纲接着又发出疑问并自答：“（靖康之耻）是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他自己回答说：“其本在于不知畏天，驯致使然也。”由此进一步指出，正是王安石不知畏天，才是导致北宋由盛转衰的关键。
李纲接着又从“天人之际，其理一也”的观念出发，演绎“天人相应”的内涵。他指出 : “自古有国家者，兴衰之数，曷尝不系乎天，然而或过其历，或不及期，则人事存焉尔。”这种说法认为人事足可影响天志。对于明君良臣，则“天启其心”，对于暗君劣臣，则“天夺之魄”，天和人相互影响。这基本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
李纲最后指出，靖康之初，夷狄以微早有天兆。“知数者，形于谶纬，多能预言……若合符节。天之所以告人者甚明，顾弗察耳。”这进一步指出，天意早已给出了指示，但是宋廷失德，不顾天命，最终才导致了靖康之耻。意思就是：金人的强悍，并不是靖康之耻的主因，小人王安石使北宋朝廷上失天心，下违人意，才是国家祸患的缘由。
我们看到，宋朝此时的哲学观，依然停留在一千多年前西汉的水平，天人感应、谶纬之说，这一套都早已被王莽玩坏了，而南宋君臣竟然还把它们奉为圭臬。
第三， 反思过程中掺杂了个人恩怨与推卸责任，最终把罪过都归于王安石
攻击王安石及其学说最狠的就是杨时，而杨时是程颐的学生。程颐则是守旧派司马光提拔起来的，后来结成了“洛党”。等到宋哲宗掌权后，重新起用变法人士，所谓的洛党、蜀党等全被扫地出门。
等到宋钦宗起用杨时之后，杨时立刻就攻击王安石，并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宋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而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子监太学生们的强力反弹，他们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也上疏弹劾杨时。杨时最终在一片反对声中被罢免。
等到南宋建立，宋高宗重新起用了杨时。杨时此时又带头攻击王安石的《三经义》，说这是"邪说淫词"。杨时还在送高宗支持下写出《三经义辨》，从理论上攻击王安石。
臣子们如此努力，宋高宗也没闲着。他为掩盖历史真相，开始篡改历史。高宗命范仲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辨》，肆意篡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宋高宗带着一帮逢迎的臣子，一再攻击是熙宁变法造成了靖康之耻，把王安石诋毁成丧权辱国的千古罪人，并以此掩盖宋徽宗、宋钦宗的无能，以及宋高宗自己畏敌如虎逃跑投降的罪责。
结束语
南宋君臣逃出生天之后，就开始寻找替罪羊。最终追根溯源，发现最大的罪魁祸首是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为宋廷积攒了大量财富，熙丰时各路积存的钱谷，据说可支用二十年。到宋徽宗时，各地仓库也多有余存。东南六路的粮米，自江浙到淮甸，沿途设置七个仓库，常年有600万石的积储，以备丰歉平抑粮价。但这些都被宋徽宗挥霍一空。
王安石变法，也为宋廷加强了军事力量。熙宁六年（1073年）春，宋廷出兵攻占了河州、宕州（甘肃省宕昌县）、岷州（甘肃岷县）、叠州（甘肃省卓民县）、洮州，一举开拓疆土两千余里，这是北宋王朝建立后，八十年来所获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
这些史实在南宋君臣的眼里全都被无视。
南宋君臣的态度和说法，把整个北宋的败坏，仅仅归咎于个别关键人物。这种观念，沿袭了汉代以来批评朝廷政治止于官吏、而鲜及君王的原则。实际上宋徽宗作为北宋最高领导，他是北宋灭亡的第一责任人。
南宋君臣始终跳不出古人认识的巢窠，因而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北宋灭亡的本质，因此宋高宗继续主导苟且投降的举措，也就不足为奇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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