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我出世，家里就有个二舅母。二舅母一直住在我家。她从什么时候来到我家的？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二舅母离开我家大约是1959年年底，二舅母为什么走了？她去了哪里？她怎么再也不回来了？对我来说，过去这都是个谜。
不过，二舅母的样子我还记得很清楚。她是个清清秀秀的小脚老太太，梳个粑粑头，走路有点颤颤巍巍的。每天早晨起来，她总是先搬张高脚圆凳子到厨房门口，松开她缠盘在后脑勺的发髻，坐在圆凳子上梳头。她平时梳着粑粑头，可是当她梳头的时候，松开头发，我才发现她的头发很长，人样子也变了，我觉得好生奇怪，总喜欢盯着她看。她把头发梳直，再用篦子篦一篦，然后又七缠八绕，一会儿又变回我熟悉的，梳着粑粑头的二舅母。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家开了个店。公私合营之后，私人开的店合并成了国营商店，父亲也成了单位里的人，每天都要到十字街一家店里上班。因为我家里小孩多，单位照顾，没有撤除我家的店面，让我母亲在家开个代销店，也算是单位职工，每月发工资，这样既可以工作，又能同时照顾家庭。那年，我母亲四十来岁，二舅母比我母亲年纪大的多，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家奶奶。
母亲在前面操持店务，二舅母在后面负责家务。每天早上，二舅母自己梳完头，还要为我几个姐姐梳头，接下来就忙着扫地、抹桌子，在厨房给我们几个小孩准备早饭。早饭吃稀饭，是二舅母做的。父亲在我们起床之前就上班去了，临走前会在饭桌上给我们每个小孩留下二分钱纸币，我记得纸币上有一驾蓝色的飞机。这钱是给我们在隔壁油条店买早点用的，当年二分钱能买一根油条，或一块烧饼。配上二舅母给我们每人准备好的一碗粥，肚子就填饱了。吃过早饭，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二舅母在家很有权威，每天吃什么菜，煮什么饭，都由她说了算，我母亲从不干涉，也干涉不了。对孩子们，二舅妈都很喜欢。要是我们犯了错，母亲要打我们，二舅母总会护着。不过，二舅母也有些偏心，她最喜欢的是我二姐和二哥。好像有时候背地里会多塞一些吃的给他们。
1959年，单位成立了农场，农场在红石板村后的山坡上。父亲被派到农场，晚上还要在农场守夜，几个月也不回家。从那年开始，家里的粮食越来越少，父亲在农场米也不够吃。二舅母每天烧饭都得扣一把米，或几勺面粉，积攒起来，做成焦面，或者蒸成粉子。等装满一饼干桶，母亲就托同事带去农场给父亲 (事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并没有收到那些食品)。
1959-1960年，是粮食最短缺的一年，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终于有一天，二舅母离开了我家。二舅母走了，很久也没回来。我问母亲：“二舅母到哪去了？她怎么老不回来？”母亲说：“二舅妈回家了。”我后来才知道，二舅母老家在烔炀河，还有个患侏儒症的儿子。她为什么要离开我家？是怕粮食不夠吃，为我们省下口粮？还是要回家照顾儿子，与他相依为命？或者两种原因兼而有之？我不得而知，只能推断。反正她自从那年回家之后，再也没回到我家。
巢县家里粮食不够，大城市的供应比巢县好。1960年春节，我和三个姐姐一起去南京二伯父家过年。年初二那天，伯母带我们出去玩。伯父对小孩要求严格，他说：“南京大马路很好走，不像乡下田埂，新街口离家不远，大孩子不要坐汽车，要锻炼，走着去。” 因为我和四姐年纪小，伯母就带着我俩乘公共汽车去了玄武湖的动物园游玩。我二姐18岁了，不能乘车，她自己步行去了新街口。
等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二姐神秘兮兮的在楼梯边的鸡笼里藏东西。她知道我看见了，就叫我不要讲出来。那她藏的是什么东西呢？她悄悄告诉我，是几块麻饼，是买给二舅母吃的。她用纸把麻饼包的严严实实的，说是不能带上楼，怕是被别人偷吃了。那时，麻饼对我们很有诱惑力，二姐说，这麻饼我们不能吃，是二舅母的。“二舅母不是回家了吗？你怎么给她？”我问。二姐没回答我。
二舅母最后有没有吃到那几块麻饼？我不知道。不过，我二姐从南京回巢县后，带着麻饼一个人偷偷坐火车，到烔炀河去找二舅母。再后来，我听她说，二舅母死了。因为乡下比我们情况更差，二舅母回家之后也吃不饱，后来大概就……
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二舅母并不是我家舅母，也不是亲戚，而是我家的保姆。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带着我已故大伯父和堂伯父家的一些孩子回到南京，和我二伯父汇合。一大家人先在石鼓路租了房子住下来。那年头南京城兵荒马乱，解放军快打到南京了。很多人逃往台湾、香港等地，抛售房子。二伯母和我母亲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在白下路秦淮河边买了一处旧房子，把全家人安顿了下来。当年的大家庭，亲亲眷眷，加起来一共二十多口人，挤住在一个大院。我家孩子多，家务重。父亲便托烔炀河亲戚帮忙找来一名保姆，我们全家人就叫她“二舅母”。
五十年代初期，我父亲决定从南京搬家回巢县老家，因为我祖父1916年在老家开了个小店，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歇业。父亲想重振祖业，在祖父开店的原址上重新开店。二舅母就随着我家一起回到了巢县。
时光一晃过了四十年，1992年的一天，二伯父叫我堂弟来通知我，说是南京市要落实房屋政策，白下区房产局要我去一趟。因为我家解放后搬回了安徽，南京房改时，我家住的那部分房子就全部被私房改造。由于我家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地主，是靠父亲工资收入和母亲的积蓄买的房子。根据政策，老房子可以按照当年的家庭人口数退还我们。
到了房产局，人家不认我，因为老房产证上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房产局要我开一张我父亲是我父亲的证明，才能继续办理。好在我的人事档案上父母和兄弟姐妹名字都有，我找单位给我开了一张证明，把我父母和八个子女，一共十人的名字都写在了上面。
可是到了房产局，人家摇头说，这名单有问题，老档案上只有九个人的名字，是根据当年的户口簿填写的。1957年房改时，我妹妹才两岁，她当时在亚父乡抱书桥的奶妈家。我猜想父母一定忘了把她名字写上户口簿，于是就给办事人员解释。没想到，办事人员却说：“你家当年有九个人，其中也没你的名字。”我一听有点发蒙，房改那年我都快上小学了。父母怎么没把我当作家庭成员写上户口簿？就算他们忘了写，除了我和妹妹，家里还剩八人，怎么会是九个人呢？
办事人员倒也没为难我，他把当年登记表上的名字一个个读给我听。我一听名单，突然明白了。的确，办案人员没说错，是我错了，我忘了我们家的另外一个成员，她就是二舅母。
时间过的真快！二舅母离开我们家将近六十年了，转眼间，我们也老了。但是我们并没忘记她。我二姐一直珍藏着她和二舅母的一张合影照片。后来有了电脑，我用扫描仪把这张照片制成了电子版，发给了兄弟姐妹。这样，二舅母就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补记：看到我写的这篇回忆，我二姐又给我补充了二舅母的一些信息。二舅母在我家帮工十几年，积攒了不少工钱，准备留着今后回家养老。到了我家最困难的时期，她拿出养老钱买食品给我们小孩吃。后来，二舅母见我家粮食不夠吃，自己也老了，她的一个拉板车的侄儿那年家里死了老婆，家里还有几个小孩没人照应，这样二舅母就回烔炀河老家了。
那年在南京过完春节，我二姐带着麻饼去烔炀河找二舅母，下了火车，不知到哪里才能找到她。这时想到了烔炀河街上的亲戚，杨家老姨娘。老姨娘领着我二姐到了二舅母老家的村子。我二姐回忆说，当她推开二舅母的家门，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二舅母家的草屋顶四处透亮，屋里积了好多雨水。她绝想不到二舅母会住在这么破旧的草屋里。邻居告诉她，二舅母人已经没了……。我二姐说，她永远不会忘掉那一刻的感觉，也永远会记住二舅母的名字。她叫马瑞贞。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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